如何看待李嘉誠出售港口？及討論“商人無祖國”、“在商言商”

最近全球媒體都非常關注李嘉誠創辦的長江和記實業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長和集團”），向美國金融機構貝萊德集團打包出口海外港口一事。筆者不贊同國內一些自媒體大罵李嘉誠是“賣國賊”、“漢奸”、“老而不死是為賊”、“殖民主義代理人”、“向主子獻跪”。中國人每逢有不同意見，喜歡用大字報語言罵街，一下子給人家扣上一個道德、政治制高點的帽子，話就沒法說了。有不同意見，必須要講事實、講理，否則就沒法討論，只能吵架了。

不過筆者也不同意最近一些人把這件事簡單化解讀，脫離背后復雜的政治背景，替李嘉誠的企業無限講好話的那些言論。本文僅巴拿馬港口出售事件背后的更多信息出發，丟掉那些高談闊論，回到國際經濟競爭較量本身去分析這件事。

筆者首先介紹一下和記港口在全球的業務和交易內容。李嘉誠于1979年聯合匯豐收購和記黃埔，開始涉足航運，并且于1994 年正式成立和記港口專門管理其全球航運網絡。截至2023年，和記港口在全球24個國家擁有53個港口，每年貨物吐量達 8210 萬個標準貨柜，是全球第六大航運公司，也是最大的私營航運公司，中國的航運王國和制造業王國地位，相當大程度依賴中遠、招商局、和記港口的全球港口網絡布局。

1997年，和記港口獲得了巴拿馬運河兩端巴爾博亞港和克里斯托巴爾港的25年運營權，在2021年即將期滿的時候，又獲得了25年的運營權。這樣巴拿馬運河的五大港口中，有4個歸華人資本運營，分別隸屬于和記港口、臺灣長榮和新加坡國際港務集團，美國企業只控制曼薩尼約碼頭，所以特朗普說巴拿馬運河被中國控制了。

而這次和記港口，以228億美元的價格把其境外港口業務全部賣掉，共包括 23 個國家的 43 個港口、199 個泊位，此后僅保留在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碼頭。 通過這次交易，貝萊德將控制全球約10.4%的集裝箱碼頭吞吐量，躋身于全球三大港口運營商，中國大陸與美國在巴拿馬運河控制的港口數量對比，也從2:1變為3:0，中國在西半球的航運影響力和安全性將大受影響。

第一，關于和記港口和貝萊德交易背后的復雜政治背景。

現在劉夢熊及國內一些支持李嘉誠的人，其理由是和記港口的交易完全是商業行為，他們說“在商言商”、“商人無祖國”，不要把商業行為政治化，對和記的交易有質疑和批評，就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其實這些人是把這個事情看的太簡單了、太善良了，完全不了解、甚至是拒絕了解，這個交易的背后的復雜政治背景。

美國保守主義認為，美國喪失了經濟霸權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喪失了制造業和全球貿易網絡控制權，所以，其MAGA計劃和“2025計劃”中，重構供應鏈和重構貿易網絡控制權是核心內容組成部分。

特朗普上任后的關稅戰，提議對進港的中國船只加收最高至150萬美元的額外關稅，以及誓言重新奪回巴拿馬運河都是這個布局的關鍵組成部分：美國通過重構關稅體系，以及重建貿易-港口控制網絡，增加中國的貨物貿易成本，進而削弱中國最核心的經濟競爭力。

再說買主貝萊德集團，貝萊德像很多華爾街金融機構一樣，長期以來是民主黨堅定支持者，被共和黨視為眼中釘，特朗普上任之后，他們都面臨很大的制裁壓力。最近幾個月，貝萊德集團不斷向特朗普示好，退出了 ESG 和DEI計劃，在意識形態上向保守主義靠攏。其收購巴拿馬港口在內的全球網絡，也是向特朗普示好的一個最重要的實際行動，根據Bloomberg等媒體的報道，其CEO Larry Fink在做這項交易之前，就給特朗普打來電話，進行匯報。

特朗普于3月5日在國會兩院發表演講時，高調地宣稱貝萊德和和記港口的交易，標志著美國“收回”巴拿馬運河邁出重要一步。所以，我們能說這完全是一個商業交易嗎？美國企業就是完全在商言商嗎？這個事情背后沒有美國政府的背景嗎？

基于貝萊德的“良好表現”，根據路透社的標題為《Republican officials rethink BlackRock bans after Panama port deal》（巴拿馬港口交易之后，共和黨高官開始重新思考解除貝萊德禁令）的報道，一些共和黨領導的州重新開始允許讓該機構管理養老基金或國庫基金，因為這項業務占貝萊德管理的基金總額一半以上，共和黨的這項制裁，根本上影響了這家機構的生存。

所以，貝萊德收購一事，從美國一方來講，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都是政治色彩極強的一個交易，會對中美全球貿易影響力產生此消彼長的沖擊，特朗普及美國媒體從來不隱晦這個事情。那么我們為什么卻非要說這是一個單純的商業行為，政府和民眾的質疑是無中生有、小題大做呢？

第二，李嘉誠及長和集團無可非議？

長和集團從90年代起就加大在內地的業務開拓力度，遍及地產、酒店、零售和港口，由于李嘉誠是香港首富，具有一言九鼎的地位，關乎香港過渡期的穩定，所以，中央對其在內地的商業非常照顧。

以北京為例，其旗下的東方廣場，門牌號是東長安街一號，位于北京最核心的王府井商業區，占地面積達10萬平米、建筑面積達80萬平方米，是長安街沿線最大單體建筑。大家都知道長安街沿線都是中央部委和央企、國有銀行總部，任何一個建筑背后都有深刻政治內涵，一個港資企業能夠得到如此大的地塊，肯定是得到了政策垂青。李嘉誠在上海先后開發的陸家嘴東方匯經中心、世紀匯等也都處于核心位置。

從1997年至2014年大批拋售內地資產之前，內地逐漸成為長江實業和和記黃埔的營業額最主要來源，占據其營業額一半以上，更是其利潤主要來源。正是基于在內地得到的某種程度特殊政策，長江實業凈資產從709億港元增長到了4060億港元，增長了4.72倍，而香港的GDP僅增長了不到一倍，這固然跟李氏父子商業才能有關，但是更大程度是因為搭了中國經濟崛起和中央的優惠性政策的便車。

所以，從中央的角度講，李嘉誠做事并不講道義，他只愿意與國家同甘，不愿意共苦，在國家有需要的時候，并不愿意來承擔風險，并且這個風險對于長和集團并不是太大，因為和記港口的業務只在李嘉誠商業版圖中占的份額不過3.5%左右，遠遠低于華為接受美國制裁的風險。從這個層面講，李嘉誠是缺乏所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信義的。

另外，單從內地商業經營層面講，李嘉誠也不乏有各種違背道德的、唯利是圖的行為。比如他最擅長囤地、捂盤不開發，把在香港賺足了平民血汗錢的那一套，又復制到內地。以和記黃埔在北京東四環姚家園高端住宅區項目為例，2001年，該公司以大致 1750元/平方米價格，拿下了40萬平米的住宅建設用地，約定2006年底開發完成。不過，事實情況是，和記黃埔直到2024年才完成這個地塊的開放，最后一期樓房售價已經達到 7.6萬元/平方米，溢價超過40倍

（詳情可參閱21世紀經濟報道的《長和系的土地生意經：從“囤地”到套現離場》）

講這個故事，只是說明一下李嘉誠的經商邏輯。他出售港口當然也可以說是商業行為，但是他的確是不愿意對社會有自我犧牲的人，長和這家對商業利益最大化看的太重，一個企業不能不講利潤，但是只講利潤也是有問題的。

第三，現實主義國際競爭中企業的角色問題。

有人會說，你這么講，長和的損失由誰來負擔？讓企業做犧牲品、冤大頭？筆者之前已經說了，長和海外港口業務只占不到4%，完全可以承受這個損失，并且它之前從內地的獲利，遠遠大于這個損失。

（港口只占長和集團業務中一小部分，圖片來源：財聯社）

另外不得不說，當世界到了只講實力和利益的階段，國際競爭也是需要本國企業做配合的，美國制裁中國、限制出口，英特爾利益沒有損失嗎？但是它要配合，美國的企業都要違背市場和法律的原則進行配合。中國與美國競爭，自然也需要中國的企業去配合，這幾年中美經濟競爭的結果也表明，最大的風險不在于斗爭，而是可能在于妥協，妥協退讓是沒有止境的，妥協也不會獲得對手的尊重和憐憫。

第四，經濟民族主義回潮的時代，“商人無祖國”只能是一種幻想。

記得10多年前，柳傳志先生在正和島俱樂部做過一個“在商言商”的發言，很多社會知名人士的批評，甚至正和島的一位創始人還為此退會，他們的理由是：你作為商人不能做自了漢，必須承擔公共責任。所以，在持自由主義的觀點的人士眼中，“在商言商”是一個負面詞匯。

我相信今天拿“在商言商”去給李嘉誠辯護的，與當年批評柳傳志“在商言商”論的，基本是同一類人。我不明白為什么要用過去被自己唾棄的詞匯，來做擋箭牌呢？當然，“在商言商”所牽涉的政治內涵還是有所不同，一個是對社會和公民的責任，一個是對國家政府的責任。但是大家既然否定了這個詞，就不要再用了，正如李嘉誠在2019年《大公報》上的啟事“黃臺之瓜，何堪再摘”？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西方左翼運動中頗為流行“工人無祖國”這個詞，認為全球無產階級運動可以超脫民族主義的窠臼，實現人類利益一體化、天下太平。事實證明這個事情是個浪漫的幻想，有時候還成為一種國際斗爭的武器，甲乙兩國作戰，甲國工人領袖說，工人無祖國，號召甲乙國工人罷工，支持甲國的斗爭。

在新自由主義大繁榮的時代，也曾經流行“資本無祖國”、“技術無祖國”、“商業無祖國”的說法，這當然是基于一種理想化的設計：在大家都遵循理性規則的情況下才能實現。但是，這種理想似乎在全球化最高峰的時期，就沒有實現過，商業被不斷政治化，市場競爭不斷被與人權、宗教、意識形態等不斷掛鉤，但是人權、宗教、意識形態的標準卻是浮動的，可以被不同人群自由發揮的，并且對于同一群人來說，不同歷史時代，標準也截然不同的。

尤其是到了特朗普主義興起以后，資本、技術、商業的民族主義屬性越來越強，美國企業是否可以對一個國家自由進行投資？可以自由進行技術出口嗎？美國國會不會審查嗎？商務部、財政部、國防部、白宮貿易代表辦公室沒有幾千種禁令嗎？其他國家可以自由在美國開展投資嗎？任何金額大一點的收購案，不會遭到美國國會以國家安全理由審查嗎？“商人無祖國“”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當初最高調宣揚經濟自由化的國度。

因此，李嘉誠事件背后的輿論也折射了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我們的相當多的知識分子仍舊沉浸在過去新自由主義經濟邏輯的敘事中，忽略了全球競爭的復雜性，忽略了經濟科技競爭向民族主義回歸的現實，拿過去的標尺衡量現在的事情，當然會得出錯誤的測量結果。對美國企業有祖國漠視不管，卻要求中國企業無祖國？

不過一些批評言論里面的很多觀點，仍值得我們思考：

第一， 我們是否可以用一種更理性溫和的方式對待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

第二， 我們此前對特朗普收回巴拿馬運河的言論，是否做出過充分預案，提前有周密的對策，給予長和集團過指示或支持？以及如果未來臺灣長榮集團的港口也受到美國脅迫，我方應該如何處置？

第三， 既然和記港口把港口賣給美國企業有損國家利益，中國央企是否可以接手？央企不方便出手的話，怎樣才能最大限度降低我們的損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