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價彩禮，誰之過？

1

又到了村里頭開年度盛會的時節。

眾所周知，每年這個時候，線上線下，都會熱鬧幾天。

現在經濟不景氣，線下的話，我真不建議大家參加熱鬧，沒必要，沒作用，也不安全。作為無黨無派的普通群眾，我們線上參與，偶爾吃個瓜，也還可以。

古人曾說，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這國事天下事嘛，肉食者謀之，無名如我等群眾者，似乎也只有等閑觀之的身份和能力。當然，至于肉食者鄙否，也非我等能斷。再者說，現在言論環境嘛，懂得都懂。

所以，我們只好談談家事。

這兩天某政協委員就提出了一個關于彩禮的家事議題：

“高彩禮的對象不是女孩本身，而是女孩父母。因為高彩禮而譴責女性，是板子打錯了地方。”

在這位委員看來，鄉村彩禮高的問題根源在于：利益分配不均，只有男性享有土地福利，因而彩禮成為對女性父母一方“折價補償”。

所以，農村高價彩禮的問題不在于女孩，我們不能譴責女孩，她們也是無辜的。

但是，據此邏輯，我們顯然也不能譴責女孩的父母。

那板子最終要打到哪里才合適？

2

其實，委員觀點的底層邏輯在于：農村女性外嫁之后，會自動喪失娘家的土地福利，與此同時，會給夫家帶去土地福利（如果男方戶口在農村的話），此消彼長，是故需要男方用彩禮來彌補。

這個邏輯看上起似乎沒有什么問題，尤其是在農村生活的群眾似乎也都能理解。

但其實不然。

彩禮彩禮，名字雖然相同，但在不同的地方，含義卻相差甚遠。在有的地方，是“禮”重于“財”，而有的地方，則明顯是“財”重于“禮”，比如廣西與江西就是對比鮮明的地方，兩者經濟都不富裕，但農村彩禮標準相去甚遠。前者的彩禮，更多是對女方父母養育成本的一種象征性意義禮節回報，而后者，逐漸演變成為一種財產的“轉移”與面子的比拼，禮的含義被財逐漸掩蓋。

好幾次我去外地辦案，聊到自己來自江西時，彩禮幾乎是必問的一個話題，尷尬了好幾次。

委員所提到的土地福利，在農村地區來說，基本就是農村宅基地的占有和使用。因為自分田到戶后，絕大部分的農村地區，耕地都沒有進行過二次分配，根據農村以戶為單位進行田地承包的法律規定，以及“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原則，不論嫁娶，男女雙方各戶的耕地都沒有調增或者調減。換而言之，女性出嫁后，其原來獲得的承包地仍歸屬于女方家庭，而女性加入農村的男方家庭后，事實上也并未給男方增加承包地。即女方家庭沒有減少耕地，男方家庭也沒有增加耕地。

當然，這種三十多年前的規定，已經和現實產生越來越大的摩擦和矛盾，人地沖突使得農村地區的關系變得緊張起來，此為后話，暫且不表。

除了耕地外，農村地區享有的最大土地福利便是宅基地，而這，往往涉及到問題的核心。

我們可以不在農村種地，但回去農村總要有個住處。再者，種地現在不是有能耐的表現，但蓋豪宅從古至今都是有能耐的象征，不論城鄉。

而關于宅基地的分配與使用，外嫁女性在農村確實一直深受傷害。

南方周末在2023年曾報道過這樣一個案例：

2021年12月，在浙江省諸暨市浣東街道城東村，19位村民代表就外嫁女是否可以享受征地分配款進行投票，最終出現了16票反對，2票同意，1票棄權的結果。

該村村民周小雨（化名）婚后沒遷走戶口，一直同父母在村中生活。按照投票結果，她失去了獲得征地補償的資格。

周小雨不服這一結果，選擇向法院起訴，請求判令上述分配方案無效，并支付她的征地款。但諸暨市兩級法院都以“村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屬于組織對內部事務行使自治權利的范疇”為由，駁回她的訴訟請求。

我本人也親身辦理了一個經歷了“三審”再審改判的外嫁女征地補償資格案件，詳見 。不得不承認，外嫁女 “兩頭空”的難題在自治與法治之間，公平難求。

而在傳統觀念中，女性終歸要“嫁掉”，戶口也要遷入夫家。按照一些地方的村規民約，有兄弟的女性不能在本村單獨立戶、批宅基地蓋房。甚至有村干部聲稱，雖然說不給有兄弟的女性單獨立戶、批基建房有些不公平。但“傳統就是這樣。”但村干部們也說不清，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村規民約傳統，只當做祖輩流傳下來的老思想。

換而言之，在很多地方，女性未出嫁時，也不能單獨獲得宅基地，出嫁后，與丈夫的家庭分戶后，才能在夫家獲得宅基地。

從這一點看，女性在宅基地上的福利，確實不公平。但是，女性在娘家未獲得的福利，其實也沒有帶去給夫家。因為男方在農村一般默認天然享有宅基地權利，不需要女性的額外加持。

綜上可見，女性出嫁后，事實上并未給農村的男方帶去任何土地福利，也沒有給娘家減損土地福利。

那高彩禮的板子也打不到土地問題上了。

3

在我看來，農村高價彩禮的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財富的分配，越來越兩極分化。

彩禮，不僅是農村地區有，也不為中國所獨有。但“高價”彩禮，城市似乎不多見，其他國家似乎也不多見。

那何謂“高價”呢？

這顯然應該是一個相對值，不是絕對值，就跟房價類似。

比如對王思聰來說，一百萬彩禮可能拿不出手，但對99.99%的農村男性而言，一百萬彩禮是真拿不出來。同樣，王校長購房，一千萬的房子可能入不了眼，但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已經是上限天花板。

原因很簡單，我們普通人和王校長的財富，相差不可以道里計。

再拿江西來分析，據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全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514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673元，這數據，我們姑且信之——不然相對客觀的標準也沒有了。

以二十萬彩禮標準來看，農村地區一個成年人至少要十年才能攢夠（考慮到收入增加以及個人的適當吃喝生存消費），而據我所知，在江西的豐城、贛州等地，二十萬彩禮，已經很少見了。前段時間，我聽一個老民警說，景德鎮地區，有88萬的彩禮。如果按這個標準， 一個農村小伙子光靠自己，得奮斗四十年，六十歲才夠得著彩禮！

難怪警察大叔說，他也被這個彩禮給嚇到了。

這么多年過去了，窮的地方，雖然也發展起來了，但和富裕的地方相比，絕對差距遠勝于二三十年前。

所以，農村的地區的女性一旦走出農村，不論是通過讀書還是打工，通過自己的工作可以維持正常生活，見識過外面物質世界的豐富和精神世界的多元化以后，絕大部分女性不會主動選擇回到農村，尤其是重男輕女觀念嚴重的地方。

而在現實社會中，農村地區的女性“上嫁”，即男方物質條件遠高于女方時，女方家庭提出的彩禮會更少，此時，“禮”勝于“財”，而女性“下嫁”，即男方家庭條件一般時，往往彩禮金額會要求更高。導致越是貧窮的地方，彩禮的標準越高，而越是富裕的地方，彩禮標準反而越低。財富的兩級分化，導致人的選擇也分化。

這么看來，似乎，彩禮也存在馬太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