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00年夏天，34歲的我住在紐約，做著一份社會服務的工作，和男友Pete交往三年，各自租著小公寓。我們認真交往，但從沒聊過孩子。成為父親這件事，根本不在我的人生選項里。
8月的一個傍晚，我加班后匆忙趕往Union Square地鐵站，赴Pete的晚餐約。沖向檢票口時，角落一堆衣物突然動了。我停下腳步，走過去掀開一件深色運動衫——一個新生兒，臍帶還連著。
我沖上街頭找公用電話打911，話都說不利索："我發現了一個嬰兒。"返回站臺后，我蹲下來，伸手摸了摸他的頭想安撫，他卻皺起臉。"好吧，你不喜歡這樣。"我們就這樣對視著，我的心跳快得要沖出胸口。
警察到來前的幾分鐘像幾小時那么長。錄完口供回家，我和Pete聊了一整夜：母親為什么拋棄他？為什么選在這里，在同性戀社區的中心？
媒體關注很快消退，生活回歸常態。12周后，法庭因找不到生母而傳我出庭作證。法官突然問我是否有意收養這個孩子。這個念頭從未出現過，但那一刻，我極度想說出"愿意"。我說需要和伴侶商量，心里已經做了決定。
Pete氣壞了。我們從沒討論過家庭，負債累累，有上百個理由說明現在養孩子不明智。但我認定了。
他答應和我一起去寄養家庭看看。一見到嬰兒，我就把他抱進懷里："記得我嗎？"Pete后來說，當他抱起那個孩子時，所有抗拒瞬間消散。我們離開那棟房子時，已經是一條心了。
12月20日，我們獲得監護權。"假期想帶他嗎？"法官問。我們買了育兒書，24小時內讀完，我搬進了Pete的公寓。
我們給他取名Kevin。Pete有個未出世的哥哥叫Kevin，他父母總說有個叫Kevin的守護天使在照看他。
帶Kevin回家既美妙又可怕——和所有新手父母一樣，但我們只有一天準備時間。連續幾周，我們輪流徹夜守著他，確認他還在呼吸。
我們想讓他知道自己被渴望、被愛著，于是寫了一個故事，講我們如何成為一家人。他讓我們一遍又一遍地讀，還帶去學校。
Kevin 11歲那年，紐約同性婚姻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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