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廣富：湖北省委原書記、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

一九八三年初，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行長呂培儉拿著一份人事調整方案，去找國務院主管經濟的副總理姚依林匯報。方案核心是調湖北省分行行長關廣富進京擔任總行副行長。姚依林看了方案后直接告訴他，人已經調不走了。

就在這二十四小時內，中央組織部越過常規人事梯隊，直接任命關廣富為中共湖北省委書記。此前他連地市級的黨政一把手都沒做過。從正廳級業務官僚跳到正部級大吏，這種跨度在當時的干部任用中極其罕見。

這份任命背后，是八十年代初中央對專業化經濟干部的急切需求。當時國家處于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期。湖北作為中部農業大省和老工業基地，存量包袱重，經濟轉型面臨巨大阻力。

組織部門看中的，是關廣富三十多年的財經履歷。一九三一年，他生于黑龍江穆棱。一九四七年參加革命后，最初在老家的財政和糧食部門做科員。一九四九年隨大軍南下抵達武漢，被分配到湖北省財政廳。

在省財政廳的十七年里，他從基層科員一路升至企業財務處處長。建國初期的湖北百廢待興，武漢鋼鐵公司等骨干企業相繼上馬，財政統籌壓力極大。他負責對全省各縣市的稅款和行政開支進行核算。

常年的基層財務工作，讓他對湖北的經濟基本盤有了精確的數據認知。一九七二年，關廣富調入中國人民銀行湖北省分行，后出任行長。當時的銀行身兼中央銀行與專業銀行雙重職能，統籌全省信貸計劃與結算業務。

七十年代后期，工農業生產急需信貸資金。他通過核查基層營業所賬目，調整信貸結構，將資金向急需技術改造的輕紡工業傾斜。長期的財經工作，讓他摸透了從江漢平原到鄂西山區的財稅與產業結構。

接手省委書記職務后，他立刻帶隊前往武漢、黃石等地的重點國企調研。八十年代中后期，面對價格雙軌制沖擊，大量傳統企業運轉困難。他在全省推行廠長負責制和承包經營試點，處理新舊體制交替的矛盾。

同時，他在農村推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落實，逐步松綁農副產品的統購包銷政策。這段時期，湖北的經濟基本盤保持穩定，為后來的市場化改革保留了基礎。一九九二年，中國經濟發展遇到方向性爭議。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一趟專列停靠在武昌火車站。時任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與省長郭樹言在站臺迎候。老一代中央領導人走下車廂，在站臺上發表了二十九分鐘的談話，明確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要求加快改革。

關廣富在專列駛離后，當晚便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傳達精神。隨后幾個月內，湖北省迅速出臺一系列擴大開放政策，加快了長江沿線港口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武漢也迎來了新一輪招商引資熱潮。

一九九三年起，他兼任湖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一九九四年年底，他卸任省委書記，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地方立法與監督上。在主持省人大的十年間，他推動出臺了多項關于農業土地保護、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法規。

影響最深遠的是對鄂西神農架林區的立法保護。八九十年代，許多地方為追求經濟數據大量砍伐林木。關廣富在主政期間曾先后四次針對神農架做出決策，定下保護優先基調。到人大工作時期，他直接通過立法確立禁伐紅線。

從一線領導崗位退下來后，關廣富將多年宏觀調控經驗進行梳理，于一九九九年出版了經濟發展論。這本專著還原了湖北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具體決策路徑和產業調整脈絡。

他最鐘情的繪畫題材依然是神農架。為記錄這片林區，年逾古稀的他先后五次進入神農架腹地寫生。經過多年創作，他挑出一百四十六幅作品出版畫集，并于二〇一〇年和二〇一四年兩次在武漢舉辦畫展。

在展覽現場，他公開表示自己把繪畫當作永不下崗的職業。畫展義賣所得資金，被他全數捐給地方慈善機構，用于支持偏遠山區教育和弱勢群體。在畫案前創作，成了他晚年繼續服務社會的工作方式。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六日，關廣富在武漢病逝，享年八十五歲。彌留之際，他向組織和家屬留下了極簡的遺囑。治喪過程打破了正省級干部的常規，家中不設靈堂，不懸挽聯，不接受花圈和慰問金，不舉行遺體送別儀式。

遺體火化當天，沒有發布訃告，只有極少數親屬在場。這種極簡的安排，徹底貫徹了不打擾、不鋪張的要求。就在他去世三個月后，神農架憑借完好的生物多樣性，正式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