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了歐洲和北美社會所有階層的馬鈴薯，是何時引入中國的呢？

馬鈴薯原本是生長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脈中的野草，經(jīng)過印第安人的長期馴化、培育成為食物；16世紀被西班牙殖民者引入歐洲后，通過殖民、貿(mào)易、戰(zhàn)爭、饑荒與飲食革命，重塑了全球飲食結構和人口格局。

馬鈴薯的傳播是人類歷史上最有趣的篇章之一。在漫長的種植歷史和全球傳播中，馬鈴薯的命運波瀾起伏，但從一開始到現(xiàn)在，它一直是一種大眾植物。這跟菠蘿的命運恰好相反，菠蘿一開始是貴族植物，是國王的專寵，但現(xiàn)在（由于罐頭工業(yè)的發(fā)展）已經(jīng)大眾化了。馬鈴薯最初在歐洲遭受誤解、鄙視和排斥，甚至因其茄科植物的親緣關系而受到迫害，并因其所謂有毒特性而受到惡意誹謗，導致馬鈴薯長期以來一直只是窮人的糧食。然而，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馬鈴薯征服了歐洲和北美社會的所有階層。

那么，馬鈴薯又是何時引入中國的呢？法國博物學家阿爾芒·戴維指出，玉米和馬鈴薯對中國來說都是外來作物，它們使中國人得以在高山峽谷中生活。他認為，在中國發(fā)生的情況也可能發(fā)生在溫帶和亞熱帶的其他許多山區(qū)。因此，他的結論是，在古代，地球上的人口從未像獲得這兩種食物資源后那樣稠密。

在《馬鈴薯的全球史》一書中，美國人類學家、漢學家貝托爾德·勞費爾基于歐、美、中、日等多方的原始文獻與研究成果及考古學、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知識，從全球視角出發(fā)，系統(tǒng)講述了500年來馬鈴薯從南美洲如何傳播到歐洲、亞洲和非洲等地，勾勒了馬鈴薯在全球范圍內的傳播路徑和影響。本文選取了其中《馬鈴薯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篇章，已獲得出版方授權刊發(fā)。

《馬鈴薯的全球史》

作者：[美]貝托爾德·勞費爾

譯者：郭炎華 曾瑞云

版本：重慶出版社

2026年5月

這種來自異域的薯類從未作為草藥使用

與玉米或煙草的種植不同，馬鈴薯種植并不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亞洲對馬鈴薯非但沒有熱情，而且漠不關心，甚至不屑一顧。桑德斯斷言：“在中國，馬鈴薯得到了種植，但并不廣泛，因為新事物在中國的發(fā)展緩慢。”這個斷言言過其實，因為這種說法與以下事實矛盾：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國人毫不猶豫地引進了許多其他美洲植物（更不用說在更早的時期從不同地方接受的許多植物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是，中國人并不是唯一反對馬鈴薯的人，日本人、菲律賓當?shù)厝恕⒂《热撕桶⒗艘渤滞瑯拥膽B(tài)度。

因此，這個問題尤其嚴重，需要認真對待。顯然，所有這些亞洲國家并不只是被一種偏見困擾，它們在這一點上的反應一定出于相同的原因，而不是任何有意識的一致行動。那么，這些原因只能跟桑德斯的觀點類似，戴維斯爵士在40多年前寫道：“在所有情況下，令人非常驚訝的是，自馬鈴薯首次引入廣州以來，它在種植和食用方面取得的進展如此小。沒有什么比中國人對馬鈴薯及白菜、豌豆等歐洲其他蔬菜的漠不關心更能令人信服地證明中國人的偏見多么強大了。很可能是氣候、土壤或其他原因，以及中國人自古以來對大米的口味偏好，水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將是人們首選的種植對象。”

《火星救援》（2015）劇照。

關于中國馬鈴薯，最早提到的是荷蘭人史初一（John Struys），他于1650年到了臺灣，并在該島的產(chǎn)品中提到了馬鈴薯。詹姆斯·坎寧安在1700年或1701年寫的一封關于舟山島（Island of Chusan）的信中偶然提到了馬鈴薯。成書于16世紀末的《本草綱目》沒有提到馬鈴薯，據(jù)我所知，后來出版的各種本草類文獻也沒有提到，原因可能是這種來自異域的薯類從未作為草藥使用。

馬鈴薯在中國的歷史與甘薯的歷史有著本質的不同。可以說，馬鈴薯是被迫來到中國的，它的到來在很大程度上違背了中國人的意愿。“它是只給窮人吃的食物，富人認為吃馬鈴薯很丟臉。”馬鈴薯從未深刻影響過中國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并且與它沒有連續(xù)一貫的歷史。馬鈴薯在中國的歷史不是國史，而僅僅是地方史；它表現(xiàn)為一系列具有零星、孤立特點的不連貫記載。因此，要確定馬鈴薯引入中國的絕對年代是不可能的。

目前發(fā)現(xiàn)的有關馬鈴薯的最早漢語記載出現(xiàn)在福建的《松溪縣志》1700年的版本中。該書對馬鈴薯的描述如下：“馬鈴薯，菜依樹生，掘取之，形有小大，略如鈴子，色黑而圓，味苦甘。”

除了史初一在1650年發(fā)現(xiàn)臺灣種植馬鈴薯，福建沿海地區(qū)也有馬鈴薯引入。但馬鈴薯最早是在松溪縣發(fā)現(xiàn)的，松溪縣不在沿海，而是在福建省的西北角，靠近浙江省的西南邊界。詹姆斯·坎貝爾同時在寧波附近的浙江沿海發(fā)現(xiàn)馬鈴薯，這表明到1700年馬鈴薯可能已在兩省少數(shù)地區(qū)生長。

中國文獻中關于馬鈴薯的最早、最好的植物學描述載于吳其濬1848年出版的《植物名實圖考》。該書附有一幅相當不錯的植物素描。作者給這幅圖命名為“陽芋”，但沒有給出解釋，只給出其口語名稱“山藥蛋”。關于馬鈴薯的分布，吳其濬說貴州和云南有馬鈴薯種植，在山西被作為田間作物種植；住在陜西西安府附近終南山的人們種植馬鈴薯，其中富裕的人每年能收獲幾百斤。

據(jù)描述，馬鈴薯的葉子形狀各異，有大有小，有疏有密，有長有圓。馬鈴薯塊莖與番薯塊莖相比，味道類似芋頭，但更甜；也類似薯蕷，但更淡。最重要的是，中國植物學家清楚地認識到馬鈴薯在經(jīng)濟上的重要性，認為它是窮人的儲藏食物，可以防止饑荒，并在食物匱乏時解救他們；馬鈴薯可以做湯羹，還可以烤制和烘煨，具有很多優(yōu)點。

地方志中偶爾會提到外國馬鈴薯

在18世紀和19世紀出版的縣志中，偶爾會提到外國馬鈴薯。據(jù)山東《東阿縣志》記載：“番薯有紅白二種，來自番舶，自乾隆十七年（1752）各州縣奉文勸種，于高阜沙土地依法種植，最易生成，啖之可以代食。”

《火星救援》（2015）劇照。

據(jù)地方志記載，在陜西省漢中府的定遠廳，“洋芋有紅白黃烏四種，宜高山，喜旱畏澇，作飯作菜皆可”。一些中國地方志中也提到了馬鈴薯粉，例如湖北鄖陽的竹山縣和陜西西安寧陜廳的寧陜縣。

有趣的是，在某些情況下，舊版地方志沒有提到馬鈴薯，但新版地方志中出現(xiàn)了馬鈴薯。例如，1897年出版的平利（位于陜西省南部的興安縣）新地方志明確提到了這一事實。該書說舊地方志中沒有任何關于馬鈴薯的記載，然后引用了一個口頭傳說，大意是：“某位楊侯在剿滅強盜時，誘使士兵采集馬鈴薯分發(fā)給高山上的貧窮居民，居民便開始種植這種塊莖，俗稱‘楊芋’。但也有人認為，在乾隆年間（1735—1795），一位姓楊的官員在廣東任職期間從國外購買了馬鈴薯并帶了回來，但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陜西西安府的《孝義廳志》在“陽芋”的標題下有這樣的信息：“俗傳洋芋系嘉慶年間（1796—1820）楊大人自西洋帶來，高山民以此主食。”因此，我們在這里看到的與平利的地方志中相同的傳說，只是所謂楊侯生活的年代要晚一些。

在我看來，這位楊先生的生平不可考，顯然是一個虛構的人物，是由陜西的鄉(xiāng)下人創(chuàng)造出來的，以便解釋這種外來植物的來歷和種植原因。很明顯，“楊”這個名字是根據(jù)“洋”（“海洋”“海外”“外國”）這個字引申出來的，兩者發(fā)音和音調相同（甚至出現(xiàn)了“陽”這個字）。但事實是早在18世紀，陜西某些地方的貧困山區(qū)居民就開始種植和食用馬鈴薯了。

北京附近的山區(qū)也有種植。“最近在山東，許多地方通過外國人的影響成功引入馬鈴薯。”據(jù)說，在滿洲種植的馬鈴薯品質極佳，在那里馬鈴薯無處不在；在松花江以北和以西，馬鈴薯的種植規(guī)模最大。在甘肅貴德廳，洛克希爾報告說，上好的馬鈴薯一磅能賣到六七錢。他還指出，馬鈴薯是山西泰州山區(qū)的主要作物之一。

奧古斯丁·亨利提到四川山區(qū)種植的名為“洋芋”的馬鈴薯。在四川的岷江流域，偶爾也能見到非漢人食用的馬鈴薯。

歐內斯特·亨利·威爾遜寫道：“在（四川）山區(qū)，甘薯被馬鈴薯或‘洋芋’取代。馬鈴薯和玉米一樣是另一種源自美洲的植物，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一種最重要的作物。大約40多年前，羅馬天主教神父在一場大饑荒中引進了這種植物。馬鈴薯的種植范圍更廣，盡管它遭到平原上以稻米為主食的中國人的鄙視，但已經(jīng)成為高原上農(nóng)民的主要食物。在山谷中，馬鈴薯作為一種晚冬作物種植，在山區(qū)則作為夏季作物種植。遺憾的是，人們對馬鈴薯的種植技術知之甚少，總是種得太密，很少進行適當?shù)呐嗤痢６朊忌缴戏鸾躺畟H種植的馬鈴薯頗受贊譽，但我在中國吃過的最好的馬鈴薯是松潘附近的西番部落種植的。”

馬鈴薯在中國的引入是最近的事嗎？

關于馬鈴薯在中國的引入，歐洲作家普遍認為是最近的事，是天主教傳教士的功勞，而“40年前”這一按時間順序排列的定義就像橡皮圖章一樣，貫穿于幾本書中。這種說法本身無可非議，在某些地方，馬鈴薯很可能是由傳教士引進的，甚至是在40年前引進的。

我完全愿意承認，幾乎每一位在中國的傳教士都曾在某個時期將自己國家的馬鈴薯帶入中國，這一點也不令人吃驚，在南海諸島、非洲和世界各地的傳教士都曾這樣做過。然而，這種最近的活動并不能解釋馬鈴薯在中國的整個歷史，也不能公正地解釋馬鈴薯早在17和18世紀就已存在于中國。例如，史初一在1650年記錄的臺灣馬鈴薯肯定不能歸功于傳教士。在這里，我們可能需要再次關注中國人的主動性，就像木薯和煙草植物的例子那樣，他們可能從菲律賓引進了馬鈴薯。雖然我們缺乏詳細資料，但這種觀點似乎完全合理。至于其他方面，中國對馬鈴薯的記錄和命名都表明它是外來傳入的，并且仍然帶有一定的“野蠻”氣息。

《火星救援》（2015）劇照。

另一種理論認為馬鈴薯可能是由荷蘭人引入或重新引入中國的，依據(jù)僅是當?shù)胤Q其為“荷蘭薯”（Holan shu）。當然，荷蘭人有可能將馬鈴薯帶到了臺灣，但中國關于這方面的記載不詳，荷蘭也沒有這方面的記載。下面我們會注意到，日本學者同樣提出了荷蘭人引入馬鈴薯的理論，但在這里，這一理論的唯一依據(jù)還是“Jagatara-imo”這個名字，這個詞的意思是“巴達維亞塊莖”（Batavia tuber）。

艾約瑟提出了一個奇特的理論，他認為馬鈴薯和玉米一樣是通過中亞路線傳入中國的：馬鈴薯“在中國高原地區(qū)的傳播速度之快無與倫比，就像在愛爾蘭一樣，當時愛爾蘭的人口在幾十年內從二三百萬增長到八百萬，需要通過移民來減輕大量人口給生活資料帶來的巨大壓力”。馬鈴薯通過中亞到達中國的可能性不大，在中亞及在波斯和印度，馬鈴薯都是最近才出現(xiàn)的，埃德金斯的推測缺乏依據(jù)。

G.A.斯圖亞特認為馬鈴薯“為（公元）502年至556年統(tǒng)治中國的梁朝人所知并食用”。但這一觀點不太可能得到許多人的支持。這一說法的產(chǎn)生是由于混淆了馬鈴薯和一種薯蕷屬植物。

原文作者/[美]貝托爾德·勞費爾

摘編/何也

編輯/重明

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