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導彈攻擊威脅,日本地下疏散設施的嚴重短缺已成為緊迫的安全議題。特別是在對華關系趨緊的背景下,加快擴建具備實際防護能力的地下設施呼聲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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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日經亞洲》5月22日報道,日本政府設定的目標是到2030年,在全國所有地方政府轄區建立可容納100%居民的疏散體系。防護等級較高的地下疏散設施容量,目前僅為全國總人口的5%。雖然日本政府目前將體育館和公共設施指定為疏散場所,但其中許多設施在設計時并未考慮導彈攻擊的情景。
地下設施擴建緩慢的主要原因是巨額財政負擔。據日本核掩體協會數據,建造一個可容納約7人的小型地下疏散設施,成本高達1億日元(約合人民幣460萬元)。2023年建成的一個樣板設施耗資約6000萬日元,此后因材料價格上漲,成本進一步攀升。大型設施則需要數十億日元的預算。東京都政府曾撥款42億日元,用于將都營地鐵麻布十番站的一處應急物資儲備設施,改造成面積約1400平方米的地下疏散掩體。
目前,全國范圍的地下設施建設缺乏獨立的支援體系,大部分地方政府需自行承擔費用。《日經亞洲》指出,地方政府正面臨財政壓力和用地短缺的雙重困境。
熊本市一處被指定為疏散場所的公共設施相關人士坦言:“我們考慮過地震或臺風,但沒想過導彈攻擊。”而就在該設施附近,去年3月剛剛部署了配備遠程導彈的陸上自衛隊基地。《日經亞洲》分析,這些可打擊中國沿海的導彈,在沖突中可能成為潛在攻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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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衛隊基地周邊情況類似。盡管靜岡縣小山町的陸上自衛隊基地也在去年3月接收了遠程導彈,但該縣大部分地下設施集中在市區。小山町僅有一處具備實際防護功能的地下設施,且難以獲得新增建設用地。當地官員表示:“大幅增加地下設施在物理上十分困難。”
核電站周邊的疏散基礎設施不足同樣令人擔憂。擁有東京電力公司柏崎刈羽核電站的新潟縣柏崎市,指定了15處地下通道作為疏散設施。但居民仍擔憂,這些設施在實際攻擊中是否能提供足夠防護。該核電站于今年4月中旬恢復商業運行,但其反恐設施尚未完全建成。在唯一一個位于縣廳所在地的松江核電站(島根縣)周邊,僅有3處公共地下疏散設施。該縣核安全辦公室表示:“我們不掌握私人地下設施的情況。”在半徑30公里內人口超過90萬的茨城縣東海村,地下疏散設施也僅有13處。
早稻田大學教授上杉勇司指出,疏散設施應優先建設在潛在攻擊目標周圍,并強調“有必要明確優先順序,以強化地區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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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這一窘境,折射出東亞安全格局持續緊張下,民用防護體系的普遍性滯后與結構性矛盾。其背后是三重困境的交織:
其一,戰略模糊帶來的資源配置困境。長期以來,日本在安全戰略上倚重日美同盟的“矛”,而在民用國土防護這面“盾”上投入嚴重不足。將學校體育館簡單指定為疏散點,實則是將戰時防護成本與社會成本轉嫁給普通民眾與地方政府,暴露了國家層面整體民防戰略的缺失與責任規避。當攻擊的潛在風險日益清晰(如基地周邊),而防護責任卻依舊模糊、分散且由地方財政主要承擔時,推進緩慢是必然結果。
其二,高昂成本與低概率事件的博弈困境。
地下防護設施造價不菲,且一旦建成,在和平時期幾乎無法產生經濟效益,成為純粹的“沉沒成本”。這與地方政府需要優先應對的地震、臺風等高頻災害形成資源競爭。在財政緊縮的背景下,讓地方為一種“可能永遠用不上”的極端情況投入巨資,缺乏持續的政治動力。這不僅是日本的問題,也是許多面臨非傳統安全威脅國家和地區(如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的共同難題。
其三,技術擴散與“灰色地帶沖突”升級的風險。
隨著各類遠程精確打擊武器(如巡航導彈、無人機)的技術擴散和成本降低,非國家行為體乃至中等國家發起不對稱打擊的能力在提升。核電站、關鍵基礎設施、人口密集區面臨的潛在威脅源變得多元且不確定。日本當前以特定大國為主要假想敵,圍繞自衛隊基地進行重點防護的思路,可能無法應對未來更復雜、更分散的威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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