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勞倫斯

大家都知道上個世紀有一部非常著名的老電影叫做《阿拉伯的勞倫斯》。記錄著名的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1888年8月16日—1935年5月19日），他確實被稱為"阿拉伯的勞倫斯"，他出生于威爾士北部卡納封郡特雷馬多格。父親是第7代威斯特米思從男爵（Baronet of Westmeath），是一個小小的末尾上的貴族，但是他是私生子，所以他也沒什么地位。1896年，他在牛津公立男子學校就讀，1907年在耶穌學院學歷史，1910年畢業，他的畢業論文是《12世紀末十字軍對歐洲軍事建筑的影響》。獲得一等榮譽。

他先做考古工作， 1910-1914年在大英博物館的卡爾基米什（卡赫美士）考古隊工作，不僅是普通隊員，還很快成為挖掘現場負責人，管理兩百多名當地工人。 他利用這段時間學習阿拉伯語和了解當地文化，為后來的工作奠定基礎。

一戰中，1916年10月被派往漢志地區，成為首位深入內陸觀察戰場的英國人， 1916年底成為阿拉伯起義運動中費薩爾王子陣營的英軍聯絡官。

他很敏銳，準確判斷謝里夫侯賽因的三子費薩爾是領導阿拉伯起義的最佳人選。 他運用中世紀軍事史知識，設計適合阿拉伯半島地形的游擊戰術。 1917年7月領導阿拉伯部隊繞過奧斯曼防線，從陸路側翼攻占亞喀巴港，為協約國保障了重要補給線。 1917年11月在敘利亞德拉地區被奧斯曼軍隊俘虜并遭受虐待，后成功逃脫。

參與1918年10月攻占大馬士革的行動那時， 他不僅精通阿拉伯語，還完全融入了阿拉伯文化，穿著阿拉伯服飾，所以他的形象很有名。他曾 巧用游擊戰術，率領約3000阿拉伯起義軍牽制了5萬以上土耳其正規軍，在 1918年10月成功攻占大馬士革。在戰略上，他撰寫《二十七條建議》，強調拋棄英國人習慣，完全沉浸到當地環境，熟悉當地的家庭、氏族和部落、朋友和敵人、水井、山丘和道路。

2006年伊拉克戰爭期間，美軍總司令戴維·彼得雷烏斯將軍命令高級軍官閱讀他的文獻，學習如何贏得當地民心。

勞倫斯的戰后政治工作大致有 1921年3月與丘吉爾一同騎駱駝游歷埃及金字塔，討論中東地區政治格局，還有 協助費薩爾國王建立伊拉克王國，確立哈希姆家族在中東的統治地位； 為朋友Bertram Thomas的阿拉伯沙漠穿越計劃提供支持，后者1931年出版《幸福富饒的阿拉伯》時，勞倫斯為其作序。

他不光是行伍之人，也有不少著作。他的主要著作有 《智慧的七支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1926年），正確翻譯名稱應為《智慧的七支柱》而非《七根智慧之柱》。《智慧的七柱》被公認為20世紀英國傳記文學中最杰出的自傳之一，書名出自《圣經·箴言》9:1。還有《鑄幣廠》記錄皇家空軍服役經歷， 《沙漠暴動》（Revolt in the Desert，1927年）， 還有《十字軍城堡》(是1936年死后出版)、《津荒野》(與伍利合著)等。他的著作中大量引用《舊約》與《新約》句子，也反映早年宗教教育背景，可以說，本來他差點就從事神學了。

一戰戰后，他于 1922年放棄公職，用假名"羅斯"加入英國皇家空軍，只想做普通一兵。

后來，身份暴露了，他又改名"肖"，加入皇家坦克軍團，后又回到皇家空軍。 1935年5月19日因摩托車事故去世，年僅46歲。原因不是他超速飆車，而是為了避讓路上出現的兩個男孩，所以說他的善心讓他送了命。

他的身后留下無盡的紀念和討論。最有名的就是，1962年大衛·里恩導演的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獲得7項奧斯卡獎，包括最佳影片。 當代軍事專家將他與拿破侖、毛澤東、隆美爾并列為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將領之一，特別肯定他對游擊戰理論的貢獻。

勞倫斯不僅是一位軍人和語言專家，更是一位考古學家、作家、戰略家，他對現代中東格局的形成有著深遠影響，同時也因英國政府未能兌現對阿拉伯人的獨立承諾而深感內疚和幻滅。

勞倫斯的復雜性在于他既是英國帝國戰略的執行者，又真心希望阿拉伯人獲得獨立。他既是軍事戰略家，又是深刻反思戰爭殘酷性的思想者。他在給友人的信中曾寫道，"我希望噩夢結束，我能夠醒來，重新活過來。殺人，殺土耳其人真是太可怕了"，這都展現了其內心的矛盾與掙扎。

他是游擊戰大師，簡要分析他的戰略方針，大致如下。

首先，避免

正面交戰，受18世紀奧地利軍事理論家德·薩克影響，勞倫斯提出，"戰爭可能在不交戰的情況下就獲勝"。他明確反對當時英軍主流的"尋求敵人主力并在交戰中擊敗它"的思維，轉而采用"分離戰爭"概念。

其次，攻擊敵方"生命線"而非據點，放棄強攻重兵把守的麥地那等城市，轉而集中破壞漢志鐵路等補給線。"讓奧斯曼軍隊幾乎無限期地留在那里，讓他們勉強維持補給線，既無力撤退也無力進攻，就等同于是起義軍的俘虜了。"

他的戰術執行特點有 "閃電戰"式突襲，勞倫斯原話說"我們的戰術總是閃電戰，不是推進戰，而是打擊戰。"小股部隊（100-200人）對關鍵目標實施快速打擊后迅速撤離。

使用高明的"氣體戰術"，他形容理想狀態是"像氣體一樣，在沙漠上飄蕩"，強調高度機動性、不可預測性和隱蔽性，使敵軍無法確定下一次襲擊方向。

他尤其講究資源效率原則，"用最小的力量，在最短的時間內，在最遠的地方"，這是最大化有限資源的作戰效能。

組織與實施方法有以下幾點。首先 尊重并融入當地戰爭文化，勞倫斯明確指出，“不要試圖利用你對戰斗的了解。……盡可能徹底和快速地學習貝都因戰爭原則……”他放棄將阿拉伯人改造成歐洲式軍隊的嘗試，轉而利用其部落作戰優勢。其他將領這么干過，都不怎么成功。

他取得當地人的信任，在1910–1914年在卡赫美士考古期間，他不僅熟練掌握阿拉伯語，還系統學習部落結構、氏族關系、禮儀規范與宗教禁忌，特別熟悉民俗，斯科特·安德森在采訪中明確指出，這四年經歷幫助他有效擺脫歐洲本位意識，大大超過牛津課本教育的影響。其實在他的戰爭生涯當中，定位很像一個外派的幫助阿拉伯人的，所以他一直是想促成當地人民建立一個獨立國家的。就像在影視作品當中那樣，做到了服飾與生活同化，他主動穿著阿拉伯傳統長袍（thobe）與頭巾（keffiyeh），與部落成員同食（包括接受貝都因傳統食物如laham烤肉與dates），他們在帳篷里同吃同住，嚴格遵守潔凈禮儀與待客之道，就是“感激的阿拉伯人給勞倫斯傳統的阿拉伯服裝，勞倫斯反過來開始欽佩阿拉伯文明。”在1917年他穿越貝都因人也不好通過的奈夫德沙漠，為了尋找失蹤隊員加西姆，冒著死亡的危險折回去尋找，被部落的人當成最高的榮譽，因為他把同伴的生命置于自身安全之上，他也公正的仲裁那些部落的糾紛，作為局外人，他憑借對部落法規的理解，多次調解一些血仇的沖突，因為他沒有什么利益沖突，所以大家反而挺相信他的。當地人把他稱贊成為沙漠的勇士，他也確實是體格十分健壯，很有適應能力，連續騎駱駝行軍能騎好幾天，忍受沙漠的極端高溫和缺水。

他有一個著名的“三要素分析框架”，勞倫斯在戰略分析中系統運用“代數（物質力量）、生物（生理與心理因素）、心理（士氣與意志）三要素”的相互作用，這一框架被后世軍事學者廣泛研究。

組織原則有→

第一， 充分授權，不要插手過多。尊重部落領袖權威。

第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第三，充分發動群眾，爭取當地民眾支持。

聽起來，和什么很相似呢？所以真是太高明了。

他在實戰的時候，還注意心理戰運用，通過不可預測的襲擊制造持續心理壓力。如阿巴納阿姆戰斗后，他意識到，假如我們是一種影響力，一種觀念，一種無形之物，無懈可擊，既沒有頭也沒有尾……這種心理威懾，使土軍分散大量兵力保衛漫長鐵路線。

他力求地形優勢最大化，利用阿拉伯人對沙漠地形的熟悉，選擇敵軍意想不到的路線（如從內陸側翼攻占亞喀巴），將環境劣勢轉化為戰術優勢。

他這些戰術原則不僅在當時成功牽制了數萬奧斯曼軍隊，減輕了英軍東線壓力，更被后世軍事理論家（如利德爾·哈特等）系統化，成為現代非常規戰爭理論的重要基礎，剛才說，2006年伊拉克戰爭期間，美軍高級指揮官被要求研讀勞倫斯的《二十七條建議》，足以說明他戰術思想的持久影響力。他的戰略立場是捍衛當地阿拉伯人的核心需求，就算是英軍高層，布萊頓上校等人要求費薩爾后撤的時候，他仍然堅持阿拉伯人獲取出海口的戰略目標。他把當地部落的利益置于英軍的短期戰術利益之上，但是英國內部的人士對他這就看不過去了。

盡管英國政府已經秘密簽署賽克斯皮科協定，勞倫斯仍然竭力推動阿拉伯人手持武器占據有利的位置，希望戰爭結束后爭取獨立。相比較英國政府和英國軍隊，勞倫斯確實更加忠實于阿拉伯人。他拒絕那種殖民者的姿態，他摒棄當時歐洲殖民者普遍擁有的一種居高臨下的文明優越論。因為在他們眼中，阿拉伯人等等這些中亞人口并不算是白人，這是異教徒，是需要被開化的。當時的歐洲許多殖民主義者對歐洲以外的社會所持有的那種傲慢和偏見，在勞倫斯的身上幾乎是不見蹤影的。他在對部落的首領說話的時候，很有智慧和溝通方式，尊重部落自主權，從來不以指揮官死局，而是通過說服一些部落首領達成共識，并不是直接率領阿拉伯人去作戰，而是明智的選擇各個部落首領聯合，這就和另外一個偉大的人說的一樣，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大家開會的時候，這個人很注意傾聽，知道傾聽比說教還要好。他會仔細的觀察周圍的人，聽他們的討論，然后在停止之后公布他的計劃，通常大家都會對他的計劃心悅誠服。他這是尊重當地人，重視集體決策的傳統。所以他的言行一致，尊重當地文化，有個人的勇氣和戰略智慧，所以讓貝都因人相信這個英國人不是來征服我們，而是來幫助我們實現自己的目標。他是極少數被阿拉伯部落真正接納的西方人之一。他的影響不光是在戰術上，至今也是世界學者們，尤其是中東學者們當成一個跨文化合作的罕見范例。

在阿拉伯之行之后，他也留下了不少遺憾，因為對阿拉伯他有一種承諾，但是明知道英國不會兌現，他還要去鼓動阿拉伯人賣命。1916年塞克斯皮科協定簽署之后，當地的費薩爾領袖得到了一個虛假的承諾，其實英國把他們給賣了。所以勞倫斯感覺這是一種道德的撕裂，因為他和費薩爾算是并肩作戰的戰友。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他和費薩爾親王竭力爭取阿拉伯的自治。但是英法堅持委任統治。勞倫斯曾經懺悔說我們是在謊言的基礎上讓他們去為我們而戰。

他認為他是執行者，也是共謀者，所以他對自己的道德審判是挺嚴重的。他親眼看到英法用尺子和鉛筆劃定了那種無視部落，無視教派現實的國界、也就是說，這是根據列強的意志來決定的，畫了一些中立區，只能為將來帶來更多的沖突，他的著作當中說了這是制造一個火藥桶。他的判斷被后續持續百年的中東沖突驗證了。英國人對阿拉伯人有麥克馬洪侯賽因通信，對猶太人有貝爾福宣言，對法國有賽克斯皮科協定，這就叫做三張支票開給三個人，但賬戶里只有一筆錢，或者說賣了一份套餐，但是收了三個人的錢，所以等三個人都要來吃飯的時候，你看怎么辦呢？

勞倫斯自己不是決策者，他就是一個執行者和傳話的，但是他深知道自己的參與的行動埋下了巴勒斯坦問題的種子。所以他的文化夾縫當中很孤獨，阿拉伯酋長后來在他死后評價說他不屬于他們，也不屬于我們，他的靈魂永遠流浪在沙漠風暴中……

他深度融入了貝都因文化，但是不可能徹底成為他們的一份子，回歸英國之后，又因為拒絕帝國的榮譽而和英國感覺格格不入。他拒絕白金漢宮的授勛，他不想帶來社會影響，隱姓埋名，重新去服役，但是媒體沒有放過他，他仍然成為文化名人。他全力支持的費薩爾建立的敘利亞阿拉伯王國僅存在了一年半，之后侯賽因家族的泛阿拉伯愿景徹底破滅了，他們被法軍推翻了。勞倫斯曾經說我向他們發過誓，但他們不信任我，他這種內疚的感覺一直持續到他死亡。就像他去世之前說的話，“我想，樹葉從樹上落下，一直到死前的感覺一定就是我這樣，但愿我不要一直這樣下去……”他的意思是飄忽不定，找不到根，既不是勝利者，也不是殉道者，而是理想和現實撕裂之下的一種流浪者。

20世紀初西方所謂的民族自覺口號其實是一種騙局。在帝國之間的操作就是霸權主義的，所以勞倫斯的苦惱是根本沒有辦法解決的，他比同時代多數歐洲人更早看清了一個現實，以欺騙換取短期的戰略利益，終將付出長期的歷史代價。在他身后，阿拉伯世界主流歷史教育當中曾經說這是西方承諾的背叛，集體記憶當中會寫外部強權，不可輕信，當然正常的研究者們都知道，這確實不是能夠歸咎一個人的。本來確實也并不是西方派勞倫斯單槍匹馬解放阿拉伯，那樣的話就成神話了。同時也有一些當地文化界人士認為，不能把阿拉伯人塑造成為需要西方英雄拯救的配角，因為這個影片敘事的重心就是在勞倫斯，他是主角。有些學者，會認為勞倫斯穿阿拉伯服裝學阿拉伯語，但是還是認為阿拉伯是可以被西方理解和塑造的對象，這也是一種文化碰撞當中的反思。再后來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1991年海灣戰爭以及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討論當中，很多學者都引用什么叫勞倫斯的教訓？比如說美國人也在尋找新的勞倫斯來重塑伊拉克，但是他們不知道勞倫斯本人最終是因為承諾落空了而痛苦的隱退了。

約旦對他的回憶保持相對中立態度，但是提起他和阿卜杜拉一世的合作，沙特與因為哈希姆家族被伊本沙特擊敗，所以有點兒負面。在伊拉克1958年革命后推翻哈希姆王朝，所以把勞倫斯的故事也有點兒邊緣化，作為殖民干預的一個解說。巴勒斯坦由于很知道貝爾福宣言，當然，這個事情并不怪他。他后期對猶太阿拉伯共存也有思考，但是巴勒斯坦的論調會說是西方背棄阿拉伯承諾。勞倫斯死后對阿拉伯世界的影響提供了一個持續百年的反思，一方面是西方善意介入終于陷入帝國邏輯的教訓。另一方面他也是深度文化尊重有可能會超越政治局限的罕見案例。約旦的學者說，我們紀念勞倫斯不是為了頌揚他，而是為銘記阿拉伯人的解放必須由阿拉伯人自己書寫。

但無論如何他都是那個抱著理想的沖在沙漠里的，獲贈了謝里夫白袍，喝阿拉伯人的水，并且為了救別人，要搭上自己命的人。約旦南部的老人流傳下來的話，說他喝我們的水，吃我們的面餅，在傷痛的時候與我們坐在一起。這比許多穿西裝的官員更像自己人。

也有伊拉克人說英國人派來穿長袍的使者，說，你們的旗幟將飄揚，但是旗幟升起的時候，上面繡的是別人的國名。真正扎根在民間的是那些超越政治符號的細節，他尊重部落的習俗和仲裁，受傷后堅持用阿拉伯草藥處理，臨別的時候將英國的懷表贈給他的阿拉伯向導。他既不是100%的英雄，當然也不是背叛者，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是歷史洪流當中一個曾用滾燙的心貼近沙漠，爭取和平，但是卻被列強當成棋子使用，是被殖民主義裹挾的無奈的人。但還是有很多人的口中會說他騎駱駝的姿勢很正宗，他沖在前面，盡管他的眼睛是藍色的，但他真的和需要解放的人成為了兄弟，這就已經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