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是世界文化遺產,是唯一完整保存下來的中國古代祭天建筑群,自明永樂十八年 ( 1420)始建一直沿用至清末,在中國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皆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其核心祈年殿組群的營建過程一直處于似是而非的狀態。究其原因,第一,祭禮改制和功能增益導致其建筑經歷了多次重建或改建;第二,有關明代天壇的文獻史料不甚詳盡;第三,更迭過程多為原址重建,且現存建筑保存完整,不宜利用考古手段探查其演變過程。筆者自1999年對天壇建筑進行研究以來,一直致力于揭示天壇500年間的營造過程,現將祈年殿組群演變研究復原成圖并輔以文字,以求學界指正。
1建置沿革簡述
祈年殿組群演變過程主要可分為四個階段。
(1)永樂帝以燕王入承大統,升其舊封之北平為北京,仿造南京大祀殿之制(圖1),于正陽門外修建北京天地壇,合祀天地,明永樂十八年 ( 1420)大祀殿成(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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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洪武京城圖志》大祀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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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萬歷會典》天地壇圖
(2)明嘉靖九年(1530)改合祀天地為南北郊分祀,分別建圜丘、方澤,其后大祀殿廢棄。嘉靖十九年(1540)欲仿古明堂之制修建大享殿,于季秋大享皇天上帝,二十四年( 1545)大享殿、皇乾殿成(圖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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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萬歷會典》大享殿圖
(3)嘉靖之后,大享禮時廢時興,但大享殿組群變化不大,明末時在原東西廡各9間之后,增建了后兩廡各7間,即為明末[3]清初大享殿(圖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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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古今圖書集成》祈谷壇圖
(4)乾隆十五年至十八年( 1750~ 1753),對天壇大享殿建筑群進行了大規模修繕、改建,并更名為祈年殿[5],乾隆十五年 (1750)拆除了明末為袷祭所加建的后廡各七間外,其他建筑結構均未改變。直至清末光緒十五年 ( 1889),祈年殿毀于雷火,由“樣式雷”按原制設計[6],次年動工重建祈年殿[7],竣工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雖然又一次經歷重建,但組群形制仍保持在乾隆十五年( 1750)后之祈年殿(圖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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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圖》天壇總圖中的祈年殿組群
通過分析,未改建過的建筑只有東、西、南三座磚門,其他建筑都有變動(表1 )。復原各時期建筑群形制需要進一步與同時期建筑組群及單體進行詳細比較,以獲得更多的依據。
表1四個時期建筑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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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據文獻與會典圖整理
2大祀殿與太廟、長陵建筑布局比較
建成于永樂十一年(1413)的北京明長陵,與大享殿同為嘉靖二十四年(1545)建成的北京太廟,兩者與大祀殿年代相近,規模及用途相當。同為最高等級祭祀之用的三組建筑群,其建筑配置及形制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8]。
根據天津大學2005年天壇祈年殿組群測繪圖、1998年太廟測繪圖、1988年明長陵測繪圖,對比其空間布局及單體建筑尺度(圖6~9),以確定和印證明永樂大祀殿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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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祈年殿、太廟、明長陵總平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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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祈年殿南磚門與明長陵陵門立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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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太廟享殿與長陵祾恩殿立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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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祈年門、大戟門與祾恩門立面比較
表2[9]中有三組數據非常接近。(1)主體建筑與門之間的距離皆在33丈左右;(2)兩廡中線間距也控制在33丈左右;(3)從門到主體建筑院落結束的長度控制在50丈左右。可見,三者核心院落的外部空間設計遵循著相近的尺度控制。
表2祈年殿、太廟、長陵空間尺度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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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按明尺1尺=31.75 cm
由此可初步判斷,永樂朝天地壇中大祀殿、大祀門、兩廡位置應與如今祈年殿、祈年門、東西廡位置一致。進而可作另一種假設,即現存9間配殿為永樂朝15間配殿的一部分,嘉靖朝建祈谷壇、大享殿時,祈谷壇與大祀殿東西廡距離過近,故拆除了靠北側的6間,形成圖中虛線以南現狀之9間格局(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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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嘉靖大享殿建設與永樂朝兩廡關系
通過對建筑單體尺度的比較(表3),南磚門面闊及形制與長陵陵門相近,祈年門的尺度及形制與祾恩門相近。這些相近之處也是南磚門、祈年門為永樂朝實物的佐證。此外,太廟前殿與祾恩殿的尺度幾乎相同,而大祀殿與兩者皆有同樣的院落尺度,可推測永樂朝大祀殿的尺度應與太廟前殿、祾恩殿相同,由于大祀殿為11間,應與太廟前殿更為接近。
表3祈年殿、太廟、長陵單體建筑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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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按明尺1尺=31.75 cm
綜上所述,得到以下結論:(1)祈年殿組群中東、西、南磚門為永樂朝實物;(2)大祀殿建筑中心與祈年殿中心重合,大祀殿與太廟前殿形制接近。此外,形成了如下推測:(1)祈年門主體結構為永樂朝實物;(2)兩廡為永樂朝實物之部分,嘉靖朝建大享殿時拆去了北側6間。
3單體建筑明初構造做法簡述
通過史料整理和組群對比分析,已基本形成對祈年門、兩廡主體結構為永樂朝實物的推測,現從用材尺度與構造做法兩方面加以論證。
( 1)祈年門。祈年門斗栱、雀替形制、內部梁架構造、脊檁枋彩畫等做法皆清晰地保留了明代風格(圖11)。與嘉靖二十四年(1545)竣工的太廟大戟門形制幾乎一致,構造做法也接近。祈年門的柱徑、柱高、檁徑、梁枋尺寸等相關數據皆大于戟門;且檐出較戟門明顯深遠,這些事實可作為推測其年代早于戟門的輔助證據。然而,其最為有力的證據應為:祈年門平身科斗栱出昂及后尾挑斡做法與戟門有明顯差異,做法相對古樸,而與明永樂十八年(1420)建成的故宮神武門[10]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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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祈年門相關照片
三座建筑的平身科斗栱分別為:祈年門五踩單翹單下昂;大戟門七踩單翹雙下昂;神武門下檐為五踩單翹單下昂,上檐為七踩單翹雙下昂。其斗口尺寸皆為125 mm (4寸)左右,用材等級一致。祈年門斗栱首跳410 mm,第二跳375 mm;大戟門斗栱首跳380 mm,第二跳345 mm,第三跳325 mm;神武門上檐斗栱首跳380 mm,第二跳350 mm,第三跳330 mm;祈年門斗栱足材高250 mm,大戟門斗栱足材高255 mm,神武門足材高258 mm。相比之下,祈年門斗栱每跳出挑略大(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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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祈年門、大戟門、神武門平身科斗栱比較
通過對祈年門、大戟門、神武門(上檐)三者的平身科斗栱進行詳細比較,祈年門平身科斗栱的單昂有明顯平出,并刻假花頭子,與神武門做法相同,而大戟門則為斜出假昂。三者平身科斗栱挑斡后尾皆延伸至下金檁下,以聯系檐步與下金步,祈年門平身科雖比神武門上檐平身科少出一跳,但后尾做法一致,端頭砍削為方頭,后尾秤桿構建疊加方式以及木銷做法亦相同。而大戟門平身科斗栱后尾端頭砍削成三岔頭,與同期建設的太廟前、中、后三殿處理手法相同。
綜上,可斷定現祈年門自興建以來雖經歷了多次祭禮改制及建筑維修,其主體結構仍應為永樂十八年(1420 )實物,是研究明代早期建筑的重要實例,也為解開大祀殿組群形制打開了大門。
(2)祈年殿兩廡。祈年殿兩廡檐柱僅施單額枋,不施平板枋,斗栱為一斗二升交麻葉。內部梁架為徹上明造,金柱、瓜柱上置坐斗承托梁架,梁頭下刻華拱,此為典型的明代構造做法 (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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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祈年殿西廡明間剖面
若認為祈年殿兩廡為嘉靖二十四年(1545) 建大享殿時重新修建,其構造做法上與同年重建的太廟前殿配殿進行比較。太廟配殿除開間、進深與祈年殿兩廡尺度相近外,無其他相同之處。太廟室內有天花;梁架為草架;檐部施平板枋且斗栱為五踩。
然而,如祈年殿兩廡不施平板枋與金柱、 瓜柱上置坐斗承托梁架、梁頭下刻華拱這兩種做法普遍存在于明代早期配殿和附屬建筑中,這些建筑始建年代從文獻上甚至可以推至永樂十八年 (1420) 。
由此可見,現存祈年殿兩廡應為永樂朝實物,嘉靖朝建設大享殿時拆去原大祀殿兩廡各15間之北側6間。此外,從表4[11]中可發現,除祈年殿東西廡為單檐歇山外,其余有此兩種構造做法的建筑皆為懸山屋頂,因此,并不排除原大祀殿東西廡即懸山頂建筑,應與永樂朝周圍步廊有直接關聯。
表4祈年殿東西廡及相關建筑構造做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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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祈年殿組群營造過程復原
通過上文論述,明永樂朝大祀殿的布局應為:現東、西、南磚門為永樂朝原物;祈年門即為大祀門;現東西廡延長至15間即為大祀殿東西廡;與同樣院落空間下的太廟前殿同為11間,可作為大祀殿復原藍本。但仍有兩個問題亟待解決,即天庫位置及形制;步廊之有無及形制。
文獻記載,天庫6楹,即面闊5間。其功能與嘉靖朝建設的皇乾殿相同,為存放神御版之所,后期建造的皇乾殿面闊亦為5間,應參照天庫的規模與形制,故天庫復原以皇乾殿為藍本。按《明萬歷會典》大祀殿圖所示,大祀殿后應有北磚門,其后為天庫[12],主體建筑復原圖見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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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大祀殿主體建筑總平面
仍據史料記述,大祀殿、大祀門與兩廡之間應有步廊連接。這種用廊把門、廡與殿三者連接在一起的形式,在明代重要建筑中也有實例可查,據記載明初北京故宮奉天殿兩側既有抄手廊;永樂朝敕建的青海樂都瞿曇寺,其金剛殿、 兩廡與主殿隆國殿之間皆以步廊貫通(圖15),隆國殿兩側為抄手斜廊(圖16)[13]。按照瞿曇寺布局形式復原大祀殿組群,則大祀殿如隆國殿之制,應為周圍廊(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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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青海樂都瞿曇寺總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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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翟曇寺隆國殿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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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永樂十八年(1420)大祀殿組群總平面
嘉靖二十四年(1545),大享殿與皇乾殿建成。大享殿圓形平面,12間,三重攢尖圓頂,兩廡各9間。拆除原北磚門,建祈谷壇北門,形制為隨墻門,三門三洞。又向北加建東西1 1丈、南北10丈的高臺[14],其上建皇乾殿。至此,大享殿組群格局確定(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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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嘉靖二十四年(1545)大享殿組群總平面
其后,明末由于袷祭中神衹數量的增多,于兩廡后各加建7間,形成“前九后七”格局,清代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皆保持此格局(圖19);清乾隆十五年(1750)時方拆除后7間(圖20),其后,除光緒朝祈年殿火災重建外,此格局一直延續至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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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順治、康熙、雍正朝時期大享殿組群總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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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乾隆十五年后祈年殿組群總平面
5結語
通過文獻整理、布局比較、單體構造等方面的研究,復原了祈年殿組群自永樂十八年 ( 1420)至清末近500年間的營造過程,但尚有很多疑點和不確定性待今后詳細考證。一方面希望拋磚引玉,使天壇建筑史研究得以深入;另一方面,通過建筑的變革,將其承載的禮儀文化及古人對天、地理解上的變化展現出來。
圖片來源:圖1引自[明]王俊華,《洪武京城圖志》,1998;圖2,3引自[明]申時行,《萬歷朝重修本明會典》,1989;圖4引自[清]陳夢雷、蔣廷錫,《古今圖書集成·禮儀典》,1985;圖5引自清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圖》,光緒二十五年(1899)八月石印本;圖6~9,12,13,15,16為天津大學建筑學院測繪圖;圖11為作者拍攝;圖10,17~20為作者繪制分析圖和復原圖。
注釋和參考文獻:略
作者:曹鵬,王其亨
文章來源:新建筑,201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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