贊美苦難是一種虛妄和扭曲

贊美苦難是一種虛妄

作者：景凱旋 來源: 南都周刊

電視劇《知青》在央視播放后，引起許多年輕人的興趣，同時也引來了許多當年知青的質疑，認為這部劇的許多情節和細節不真實，美化了當時的生活，有人甚至對編劇說出“我們還活著”的激奮言辭。

這部劇采用全景式的視角，通過幾個知青的勞動與愛情生活，將黑龍江建設兵團、內蒙古建設兵團、陜北農村和山東漁村串在一起，因此它敘述的不是個人記憶，而是集體記憶。

同一時代的個人記憶是有差異的，但集體記憶卻與整個時代密切相關。 正是在這點上，這部劇表現出的記憶成為遺忘的另一種形式。

更深刻地說，對“真實”的質疑涉及到對那個時代的認識。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文學影視作品就已描寫過知青的經歷，這也包括編劇者本人在內。然而，三十多年過去，編劇對這段沉重的歷史似乎沒有任何新的認識，仍然將它置于人民與“四人幫”斗爭的框架下，在艱難的詩意中表現革命理想主義。

編劇想要在苦難記憶中“傳遞出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溫暖”，農民全是純樸善良，知青全是戰友情深，只有兩三個極左人物，還受到所有人的抵制。

在編劇看來，這段沉重的歷史已經一去不返，其意義只在革命、青春與愛情，于是就像昆德拉所說：“那些轉瞬即逝的事物，我們能去譴責嗎？橘黃色的落日余暉給一切都帶上一絲懷舊的溫清，哪怕是斷頭臺。”

劇中那茫茫的雪原、逶迤的山嶺、遼闊的田野、長長的邊境，知青們揮汗勞動的場景，情侶們交換的眼色，帶給觀眾的是一種浪漫的激情，而不是深切的反思，無怪有些未曾經歷過“WG”的年輕人會心向往之了。

這與其說是理想，不如說是蒙昧。 無論個別知青今天是怎樣懷舊，都不能抹殺這樣一個事實，即知青史屬于“WG”史的一部分。 除了瘋狂與荒誕，這里談不上任何積極的價值。

認識這段歷史，人們必須思考：知青給農村帶去了什么？知青生活又給自己帶來了什么？如果像電視劇所表現的，知青給農村帶去了文化和脫貧的思路，這是對歷史的美化。農村貧困面貌的改變恰恰是由于“WG”的結束，同時也是知青運動的結束。至于知青生活是否浪漫，人們應當還記得1979年知青大返城，許多下鄉知青跪在各級官員面前苦苦哀求的情景。

在對知青的記憶中，“艱難玉成”是最為扭曲的。這種認識違背生活的目的，與人的常識相抵觸。事實上，大多數知青因為上山下鄉而失去了求學、就業機會，好不容易回城當了工人，很快又在改革大潮中下崗，如今他們已步入老年，靠著微薄的社保生活。也許他們有許多懷舊，但青春在他們畢竟是一種被劫掠，這才是真實的原生態。

編劇有一種英雄主義的情結，將知青史視為青春的成長歷練，而不是社會的自我摧毀，所以他才想表現“一大批單純的年輕人懷著一種理想化的信念在生活、思考”。

劇中描寫了一位干部子弟在家信中對現實的思考，還有知青們悄悄讀禁書，并在書頁上寫下“中國病了”的字句。這樣的情節在現實中是有的，當年許多北京知青，尤其是一些干部子弟，很早就能讀到內部出版的黃皮書，在思考方面走在所有知青的前面。這些知青中許多人后來登上高位，或者成為著名的作家、詩人和學者。高考制度恢復后，全國更有許多知青考上了大學，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他們的“青春無悔”是因為個人的成功。

但即便如此，所謂“艱難玉成”也是一種不公平的認識。知青這段歷史不是為了少數人的成功而設置的上天考驗，千百萬知青更不是為了他們的成功而付出的腳下墊背。如果編劇今天的思考僅僅源于這一體驗，他們將會滿足于等級秩序，而不是平等。

就像二十世紀初一位保加利亞詩人寫下的寓言： 一位年輕人看到人民的苦難，他不禁悲嘆：“人民是多么不幸！”他決心幫助他們，但為此他必須向魔鬼行賄來登上頂端。他先是出賣了自己的耳朵，然后是眼睛，最后是記憶。當他登上頂端時，他聽到人民的哀嘆變成了歡呼，看到人民的裸體穿上了美麗的衣裳。他不禁贊嘆：“人民是多么幸福！”

可實際上，許多基本的事物并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他個人的處境。

《大荒紀事》 北大荒七十段人生與一個時代的記憶

這本書是歷史學者張鳴的首部短篇小說集，書中七十余個故事，圍繞著上山下鄉的知青、逃荒者、農場職工、手藝人等底層小人物展開，勾勒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北大荒農場的眾生相。

張鳴老師的文字自帶北大荒的野性，嬉笑怒罵間藏著歷史的重量。看似隨意的細節里，是饑餓、情欲、尊嚴與生存本能最原始的碰撞。

這種荒誕的真實感，恰是張鳴對歷史記憶的特殊梳理視角：當集體記憶被宏大口號填滿時，那些被碾碎的個體命運往往沉默如塵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