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華：在美以伊戰爭變局中把握機遇，做好自己的事

毛振華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

以下觀點整理自毛振華在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19期）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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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6年3月美以對伊朗發動空襲以來，這場戰爭已成為深刻影響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核心變量。我認為，不論戰爭以何種形式收場，美國的戰略地位都將因此受到根本性削弱，海灣地區的安全秩序遭受持久沖擊，國際能源供給格局也將加速走向多元化。這場戰爭引發的格局重構，客觀上為中國提供了難得的戰略窗口期。未來需堅持“統籌安全與發展”戰略，從對外關系調整、能源戰略優化和國內需求擴張三個維度牢固發展根基。

一、無論戰爭結局以何種形式演變，美國戰略目標的落空與國際影響力的下降基本已成定局

目前市場主流預期傾向于戰爭將以有限停火與長期冷對峙收場，但我認為美方發動地面戰爭的可能同樣不能排除。對戰爭走勢的判斷既要看到停火談判的積極信號，也要充分評估美國國內政治和戰略邏輯驅動沖突升級的風險。

從當前態勢看，若以談判結束大規模戰爭，伊朗承受慘重代價的同時也將取得重大戰略勝利。本次戰爭給伊朗造成巨大的人員和財產損失，但與此同時，伊朗政權在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襲身亡后平穩過渡，對外政策更趨強硬，政權韌性經受住了嚴峻考驗。更重要的是，伊朗通過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地緣政治籌碼，歷史上從未被撼動的國際水道如今在一定程度上處于伊朗的實質管控影響之下，這使得伊朗掌握了扼守海灣地區咽喉的戰略主動權，地區影響力顯著上升。因此，若以當前局面收場，伊朗付出慘痛代價卻贏得了戰略主動，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慘勝”。

對美國而言，發動這場戰爭的戰略目標無一實現，其全球聲譽和主導地位受到根本性削弱，但也正因如此，需警惕美國進一步發動地面戰爭的可能性。美國既未能摧毀伊朗核能力和導彈力量，也未能推翻伊朗現政權，反而破壞了中東本就脆弱的平衡，令海灣盟友和全球經濟承受巨大沖擊。這一結局對處于全球霸權地位的美國來說是“輸不起”的，因此發動地面戰爭的可能性不容低估。若發動地面戰爭，存在兩種可能的情形：一是扶植對立政權，以亂局抽身。憑借制空權，美軍有能力攻占德黑蘭、推翻現政權，但難以在伊朗廣袤的山區中剿滅革命衛隊，此時扶植一個對立的新政權，讓伊朗陷入新老勢力對峙與內耗，便成為代價相對較小的“止損”方案；二是長期軍事占領，但可能性極低。阿富汗戰爭的教訓已深刻表明，對一個體量龐大、民族情緒強烈的中東國家實施長期占領，將陷入代價高昂且難以終結的消耗戰。但無論地面戰爭是否發生，美國為此付出的成本都將遠超其所獲得的實際收益。海灣地區長期不穩定、霍爾木茲海峽不再安全將成為新常態。俄烏沖突已暴露了俄羅斯軍事力量的局限，而這場美伊戰爭則進一步讓美國現出原形，面對一個沒有大國直接軍事支持的伊朗，美國尚且進退維谷，其軍事威懾的可信度已然大打折扣。可以判斷，此戰之后，美國若再試圖以軍事壓力對中國施壓，其效果將極為有限，中國本土安全受到的直接威脅也將更加可控。

二、戰后全球格局將面臨深刻重塑，歐洲戰略自主意識增強、海灣地位下降、能源秩序重組是三大核心變化

美以伊戰爭不僅是一場地區沖突，其外溢效應正在催化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結構性調整，其中有幾個方向的變動尤為值得關注。

（一）歐洲的戰略自主意識和國防建設進入加速通道

此次戰爭中，北約國家依據條約規定未參與美國發動的對外軍事行動，展現了外交與軍事政策的獨立性。在美國威脅“撤出北約”的壓力下，歐洲不僅沒有屈服，反而更加堅定了強化自身安全保障的決心。此前在特朗普1.0時期，美國一再要求北約盟國將軍費開支提升至GDP的2%，多數國家都沒有做到，維持在1%以下；而如今，北約成員國已著手將國防開支比重提高至GDP的5%左右，這幾乎是二戰以來前所未有的高位，相當于這些國家可支配財力的十分之一。這些轉變意味著歐洲在外交與安全戰略中將逐步提升主動權。

歐洲覺醒將對全球政治經濟產生重要影響。在政治格局層面，歐洲可能從長期依賴美國安全保護的依附性角色，逐步走向更具獨立決策權的地緣政治力量，推動全球多極化趨勢進一步深化；在經濟層面，國防工業、軍事工業的大規模恢復將對制造業產生拉動效應，歐洲經濟有望從活力趨弱的狀態轉向更具內生增長動力的自主性發展軌道。當前，一個長期被視為“沉睡”乃至“沒落”的歐洲，正展現出再度蘇醒的跡象。這片曾以兩次世界大戰、千萬級人口死亡為代價重構世界秩序的大陸，一旦重新確立自身地位，其釋放的能量不容低估。歐洲能否真正實現復蘇，復蘇后歐盟與歐元的前景如何演變，這些長期被低估的問題，未來需要密切關注。

（二）海灣國家的經濟地位和安全基礎受到持久性損害

長期以來，海灣國家依托豐富的油氣資源與相對穩定的地緣環境，積累了巨額的國民財富，并積極謀求向現代多元化經濟轉型。然而，這場戰爭徹底打破了海灣國家的安全神話。阿聯酋等國深度卷入沖突，油氣設施遭受重創，迪拜金融中心地位受到威脅，資本開始向外尋求避險。更為關鍵的是，伊朗在海灣地區影響力的上升、霍爾木茲海峽管控權的歸屬以及未來可能反復出現的美以伊對峙，都將從根本上動搖海灣國家的發展前景。即使美國發動地面戰爭并占領德黑蘭，當地復雜的宗教背景和伊朗根深蒂固的影響力也不會消失，海灣國家面臨的恐怖襲擊等安全威脅不會減少，阿聯酋、沙特等重要國家的發展將持續受到掣肘。

（三）全球能源供給秩序面臨深度重組

戰爭不會帶來全球能源供應量的絕對短缺，但會催化能源供給渠道的重組。霍爾木茲海峽的受阻確實造成了嚴重的能源供應中斷和價格沖擊，但從全球資源儲量和潛在產能看，石油并不是絕對的短缺品。委內瑞拉擁有世界第一大石油儲量，北非、地中海沿岸等地的產油國有條件在恢復穩定后填補部分缺口；俄烏沖突若趨于緩和，俄羅斯能源重返國際市場也將改變供給格局。這場戰爭的真正影響在于觸發全球能源供給渠道的深度重組，以往高度依賴海灣石油的亞洲國家和地區被迫尋求多元化來源，全球能源貿易路線將被改寫。在此過程中，美國憑借對委內瑞拉等產油國的控制以及第一大石油出口國的地位，推高了石油供給的成本，在能源市場獲得了階段性利益。然而，美國雖手握石油供給主導權、有綜合國力加持，但在全球能源供給結構轉變、多極格局崛起之下，其對全球能源秩序的掌控力不是增強，而是削弱。

能源成本高企形成非對稱沖擊，亞洲高度依賴石油進口的經濟體面臨嚴峻挑戰。從霍爾木茲海峽向東，首先是南亞地區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這些國家石油對外依存度極高且戰略儲備有限；再往下是東南亞的菲律賓、泰國，對外依存度均超過80%；進而延伸到東亞，日本超過90%的原油依賴中東，60%的石油和11%的天然氣需經霍爾木茲海峽，韓國70%的原油和20%的天然氣來自中東，中國臺灣地區同樣屬于嚴重依賴石油進口的經濟體。可以說，這場沖突是對亞洲地區的壓力測試，能源價格波動與供給渠道的調整將對亞洲國家經濟產生不小的沖擊。

三、統籌發展與安全，內外兼修應對全球變局

在復雜動蕩的國際環境中，中國是受這場戰爭直接沖擊相對較小的主要經濟體，這得益于我國能源自給能力的持續增強以及戰略規劃的前瞻布局。未來需進一步統籌“安全與發展”，從對外關系調整、能源戰略優化和國內需求擴張三個維度牢固經濟發展根基。

從戰略全局看，必須牢牢把握“安全與發展”并重的戰略方針。回顧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是世界主題，抓住了當時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歷史機遇，對未來格局做出了準確預判。當前面對復雜多變的外部形勢，中央提出安全與發展并重、把安全放在更加突出位置，這一判斷極具前瞻性。近年來的實踐表明，這一戰略定位對保障中國經濟安全、支撐經濟平穩發展十分有效。在地緣政治持續變化的格局下，我們應當繼續堅持這一戰略方向不動搖。

在對外關系方面，要抓住全球格局重構的窗口期，積極構建穩定、和平、友好的國際環境。美國全球影響力的相對下降，使得此前追隨美國參與“反華大合唱”的部分國家可能面臨立場松動，全球力量分化重組為我們提供了更大的外交回旋空間。我們要主動作為，積極回應這一變化。其一，鞏固與歐洲的經貿關系。歐洲正在從對美國的安全依賴轉向戰略主動，一個重新武裝且追求更大自主性的歐洲，其對外經濟合作邏輯也將隨之調整，應把握這一契機將歐洲作為出口多元化和產業鏈合作的關鍵伙伴，深化雙向經貿協同，夯實合作基礎。其二，深化與東南亞國家的務實合作。近年來，中國對東盟的出口持續保持高增態勢，當前占我國出口總額比重已超18%，成為我國出口增長的核心支撐之一。中國與東南亞經貿往來日益緊密，雙向投資規模持續擴大，民間交流愈發密切。這幾年形成的良好合作勢頭，需要在新的戰略格局下進一步鞏固提升，持續深化務實合作、拓展互利空間。其三，主動引導、穩妥推進中日關系。盡管中日關系受短期右翼傾向等因素干擾，面臨階段性挑戰，但拉長周期來看，中日關系的戰略分量依舊突出，對此我們要提前研判形勢，為關系轉圜預留空間、做好準備。

在國內能源戰略方面，須以更高水平的能源安全支撐經濟韌性。能源要素的安全供給是宏觀經濟平穩運行的前提。一方面，要繼續加快國內頁巖氣、煤制氣等能源技術的突破和商業化應用，充分發揮中國作為煤炭大國的資源稟賦優勢；同時加大海上石油和天然氣的自主開發力度，多渠道構建供給來源。另一方面，需充分發揮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進一步擴容戰略石油儲備規模。在運輸通道安全上，除了密切監控馬六甲海峽等潛在地緣風險點，還需加快推進緬甸皎漂港及中緬鐵路等陸海新通道的開發利用，并積極探索克拉地峽陸橋等替代方案，構建以陸上通道為有力補充的能源運輸網絡，從根本上降低對單一海上咽喉要道的過度依賴。

從根本上看，要把做好國內經濟工作作為最核心的戰略任務，聚焦于擴大內需，破解“供強需弱”的結構性矛盾。近年來，我國在綠色轉型和科技創新領域取得了積極進展。通過將ESG綠色發展理念與技術進步緊密結合，我們提升了能源自給水平和產能結構，并在新能源、電動汽車等領域形成了全球領先的競爭優勢。科技領域的投資與產業化也獲得較快發展，電子信息、人工智能、先進制造等產業規模加速壯大。但也必須看到，中國宏觀經濟仍然面臨供過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實體經濟、中小企業和居民消費等領域依然存在較大困難。解決需求不足問題是長期積累的結構性難題，也是中國經濟經過幾十年高速發展后亟待破解的重大課題，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單方面的問題。在外部戰略窗口期，我們要更加堅定地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維持總需求擴張態勢，激發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潛力，以強大國內市場保障經濟穩步增長。

綜合來看，美以伊戰爭無論走勢如何演繹，都標志著美國霸權的進一步衰退和全球影響力的相對下降，也為中國維護經濟安全、提升國際地位提供了有利的窗口。我們既要常備不懈、防患于未然，始終堅持安全與發展并重的戰略方針；更要善于在變局中把握機遇，把外部環境的壓力轉化為深化改革、擴大內需、推動能源轉型和科技創新的強大動力，切實把中國自己的事情辦好。

文章僅作為學術交流，不代表CMF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