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道長存 ——讀郭杰教授詩集《月光下看海》| 作者 陳海靜

我是做理論研究的，喜歡哲學更甚于文學。當初之所以選擇研究理論而不選擇研究作品，除了這一偏好使然外，還因為許多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于我而言過于散漫冗長了。閱讀這類文字，我往往缺乏持久的耐心，以至于時常把讀小說當成了一項不得不完成的繁重任務。但我從不畏懼讀詩，不過這絕非因為詩比小說短，而是因為只要懂得欣賞詩，小說、戲劇等其他體裁的作品就都不在話下了。誠如朱光潛先生所言，詩比別類文學較謹嚴，較純粹，較精致，如果對于詩沒有興趣，對于小說、戲劇、散文等等的佳妙處也終不免有些隔膜。若缺乏對詩的鑒賞力，對小說、戲劇的理解往往只能停留在故事層面，這就如同一個人走進了花團錦簇的花園，只看見了花架，而忽略了花架上的鮮花。可見，所有的情感書寫，在審美的意義上都會不斷趨近于詩。郭杰教授的詩集《月光下看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6年），呈現給我們的便是文學園地里形色各異的簇簇繁花，這些花不是閑來無事被養在花房里的，而是植根于詩人豐厚的人生沃土中的，是經歷了風霜的洗禮之后所盛開得最為艷麗的那部分。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詩歌的國度。在中華傳統文化的綿延流脈中，潛存著漫長悠久的抒情傳統。詩歌對于中國傳統文人而言總是與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日常的，在傳統文人眼中本來就應該是詩的，而詩也因此承載著對日常生活的救贖功能。詩化的生存，是中國傳統文人的一種常態化追求，這一傳統，在郭杰教授的詩中亦有鮮明地體現。縱覽整部詩集不難發現，在詩人那里，詩意從不需要刻意去營造，它們俯拾即是，只要放下案牘的煩勞，走向廣闊的生活世界，在不經意的回眸與駐足間，即便是一片枯葉，一塊磚瓦，都能經由詩人靈慧的點染而成為美的意象。詩的格調也隨著這些意象的轉換而不斷變化，時而古拙雄壯，時而柔婉清雅，時而蒼涼悲愴，無論是逝去的還是當下的，無論是嚴整的還是破碎的，都能激蕩起詩人無限的情志，承載起一片赤誠的詩心，這其中既有審判的正義，也有大愛的慈悲，更有倫常的遣倦柔情。詩人用他的作品提醒我們，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不能失去詩性的智慧，否則，活著，就是對生命的靡費。

然而，在資本的邏輯四處蔓延的一個時代，能夠堅守一顆超脫的詩心著實不易。對于生活在前現代農耕社會的士人來說，從凡俗的日常中發現詩意本來就是自然而然的，但作為一個現代人，只有破開籠罩在生活表象之上的這層現代性的障壁，才能透過詩的形式一窺生命的本源與究竟。顯然，要穿透這層障壁是困難的，然而對于詩人來說，這一切卻顯得輕便自如。我想，如果不是因為詩人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一直延續、聯結著華夏傳統的悠悠文脈，如果不是因為詩人對潛藏于現代性中的危險與機遇的清醒認知，作品也不會具有這等洞悉古今的穿透性與判斷力。

當然，詩人也沒有放棄對現代生活的批判。生活于現代世界中的人們做事往往只看結果，因而常常錯失了感性體驗的過程。不僅如此，現代生活功利性的生活方式，總讓人把外在的世界當作一種可以支配和操控的對象，這越來越使得人們喪失了物我統一的體驗能力。孟子所言“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的愉悅，在現代社會中已經難以復現了。在這部詩集中，詩人對于這些現象進行了反思。在《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打卡地》，詩人通過“打卡”這一流行的時尚揭示了上述困境與悖論。“打卡”只是快餐文化對于景物對象侵蝕之后所留下的一種刻板性抽象。人們幻想著通過某種外在的標簽來尋求和證實自我存在的價值，卻唯獨忘記了自己恰恰正是應該駐足打卡的本源之地。詩人是時代癥候的診斷者，他敏銳抓住了這一點，用簡潔的語言描寫出了蕓蕓眾生的這一困局。類似的作品還有那首《書房》。書成了書房的主人，而人卻被拒之門外。詩人敏銳地察覺到了在現代學術生產中知識分子所面臨的一種異化與無奈。

如果說上述特點還只限于詩的思想內容的傳達，那么，對于詩歌形式的探索，則體現了詩人在體裁上的跨界性創新。這里所說的跨界性，不僅在于古今詩體之間的跨越，還在于不同文體之間的跨越。在文學史上，文體的變化向來不單是一種外在的形式的變化，更是生命體驗不斷延展的留痕。基于這一點，詩人在古今之間搭建起了一座橋梁。詩人對日常生活的記錄和感懷不僅是古典式的，也是現代的，不僅是詩的，還是小說的。比如那首《夏夜村頭小景》，描寫兩個戀人約會，而女孩的父親恰好路過，由于怕父親發現，女孩便馬上要急著回家。這是一副非常富于戲劇性的場景。把一種戲劇性的場景——因為這本來適合寫小說的——寫成詩是很難的，但詩人卻借用了古人的筆法，以寥寥數筆就把這幅生活的剪影活靈活現地描摹出來。這是詩，又是小說。這是古典化的愛情，但同樣也是現代人愛的絮語。在此，詩人為新詩話語的革新提供了一個范本，一個佐證——只有對詩的形式進行革新，才能把握這一場景。詩的形式必須適合人的感性的演進。古典詩詞是美的，但古典詩詞中往往缺乏某種張力，這使得它們有時過于和諧了，就像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而由西方傳來的現代詩對于我們中國人而言，則太過于理性和剛硬了，缺少了詩意的含蓄蘊藉。但詩人卻能在這這兩種詩風、兩類文體之間自由切換與調適，展現了一種合乎中道的詩性智慧。在《二泉映月》這首詩中，詩人以王維的詩歌中彎月的形象與阿炳的音樂意象相疊加，一時間，古典的靜謐和現代的悲愴形成了某種互文性的對照，這種對照愈加凸顯了詩人內心的深深的悲憫，但悲憫中又夾雜著希望。詩人顯然比古人多了一份現代人的見證與審視。

作為一個普通讀者，讀了這些詩，我愈加體會到，“道不遠人”這一通則。道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這“道”就是詩。古人說，灑掃應對進退皆是道。但這道卻不是某種對象化、概念化的理論，道本來就是詩性的。而這道永遠都是融于日常生活的每一個際遇之中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詩的美永遠在“等待”著我們，但這種“等待”卻是時機性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抬頭一看，南山早已在那里。”它不是個人事先籌劃的結果。誠如詩人所坦言：“六十歲了，當我不再夢想成為詩人，當我滿目滄桑，我卻思如泉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詩就是潛藏在每個人心底的一把生命的密鑰，無論何時何地，無論我們在這個世上兜兜轉轉得多么久遠，總有一天都會找到它，并由此漸次解鎖著“天問”的答案。

（作者陳海靜，文學博士，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文藝美學、美學基本原理及文學理論，重點涉及康德美學思想、現象學美學和當代實踐論美學等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