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為何擔憂成為“律師之國”？

本報駐德國特約記者 青 木 本報記者 陳子帥

編者的話：“我們現在成了‘律師之國’……”德國前總理朔爾茨日前在美國的一次訪談中這樣表示。他提到：“我們沒法向民眾解釋清楚，為什么別的國家能用20年建成全國鐵路網，而我們20年連一條通勤線路都修不起來。顯然，這種現狀必須發生改變。”這番表態揭示出德國在工程制造、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進步放緩、發展相對滯后的現象。圍繞這一問題，德國國內不斷涌現反思聲音。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的學者認為，德國朝著“律師之國”方向發展，是因為該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在全球地緣政治競爭中以維護歐盟規則和規范立足。德國難以完全改變“律師之國”特性，更難以完全“去監管”，但德國將尋求創新之道，避免在大國競爭中被邊緣化。

18名內閣成員，7名是律師

如果梳理本屆德國聯邦政府18名核心內閣成員的名單可以發現，其中有律師背景的人非常多，包括總理默茨在內共有7位。比如，外交部長瓦德富爾擁有法學博士學位，并在柏林和諾伊明斯特擁有自己的律師事務所；教育、家庭、老人、婦女和青年部長卡琳·普里恩曾做過20余年的獨立執業律師，專攻商業和破產法；交通部長帕特里克·施尼德、衛生部長尼娜·瓦爾肯、總理府部長托爾斯滕·弗賴也都擁有律師職業資格，并曾從事相關工作。

事實上，律師在德國內閣中占主導地位已成慣例。在近幾個立法周期中，內閣中通常都有6位左右的律師、法官等法律界人士，有時甚至更多。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報道稱，總體來說，德國聯邦及各州行政機構負責人中，超過半數擁有法律背景——這一比例高于任何其他歐洲國家。

與之相對的是，本屆德國聯邦政府內閣中沒有任何工程師出身的部長。在本屆聯邦議院中，630名議員中僅有35人擁有工程學學位。工程師在德國勞動人口中的占比也僅略高于4%。對此，有不少德國學者質疑，本國各領域的過度監管、效率低下，也許正是與工程師在政府和公共行政部門中的比例偏低且持續下降、律師比例過高有關。

德國鐵路是一個突出的例子。《環球時報》特約記者最近出差經常要坐火車，但每次搭乘德國的高鐵，幾乎沒有一次是絕對準時的。而且，由于大規模鐵路整修，德國鐵路班次還很頻繁地被取消。有幾次記者因為被取消班次，不得不臨時就地找酒店。這不僅要支付高昂的酒店費用，還屢屢耽誤工作。據德國《商報》報道，德國鐵路公司今年4月仍有超過1/3的列車未能準時到達，長途火車準點率只有64.4%。而這些數字還是在列車延誤6分鐘以內不被視為“晚點”、取消運行的班次也不會被納入準點率統計的情況下得出的。

在德國，列車班次晚點或被取消的原因常是“技術原因”，這也是德國多項重大工程最終“爛尾”的主要原因。比如，柏林勃蘭登堡國際機場原計劃在2011年啟用，最終于2020年10月底才正式啟用。該機場啟用多次延期正是因為消防系統、施工管理和技術問題，甚至被批是德國的“一個國家笑話”。最讓德國經濟界著急的是，德國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評選的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從第9位退到第11位，原因是數字基礎設施擴張緩慢、缺乏創業文化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黃萌萌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德國基礎設施老舊的主要原因是國家投資長期不足、監管規則繁冗、官僚行政效率低下。二戰后，“秩序自由主義”一度被視為戰后德國經濟模式的靈魂，主張聯邦政府不直接干預經濟過程，而是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同時通過制度化社會保障對沖市場殘酷性。但當前大國地緣政治與技術競爭日趨激烈，該模式導致德國在基礎設施建設和顛覆性技術領域缺乏國家引導。德國人工智能、數字科技及新能源初創企業往往因缺少融資、行政成本高企、審批流程復雜和歐盟監管規則繁冗而難以做大。此外，德國幾十年來嚴格遵循憲法中財政零赤字“債務剎車”規定，這限制了政府通過舉債大規模投資基建的可能性。德國內陸交通投資比例長期處于0.6%至0.8%，遠低于歐盟1%的平均水平。盡管去年默茨政府修改憲法，突破“債務剎車”限制，但也只是在彌補長達30年的投資“欠賬”，德國基建現代化仍任重道遠。

德國社會患上“科技恐懼癥”？

“德國的工程教育未能跟上數字時代的需求。”《法蘭克福匯報》分析稱，德國曾是一個以工程教育聞名、被其他國家效仿的國家。早在19世紀末，普魯士國王就批準科技類高校授予工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工程師一度被視為“現代社會的希望之光”。1904年，柏林工業大學就設立了“行政工程”課程，旨在將技術和經濟專長融入公務員隊伍。而當下，德國大學工程專業學生人數持續下降。進入數字時代，許多大學在組織架構和課程內容上仍將計算機科學和工程科學分開，而不是使其發揮協同效應。

就業市場也在發生變化。德國汽車工程師艾圖對《環球時報》特約記者表示，自己在汽車企業工作了近30年。以前，成為一名工程師是許多德國年輕人夢寐以求的職業，成為汽車工程師更是能讓全家人驕傲。艾圖到其他國家出差或度假時，也常常收獲羨慕與佩服的目光。但近幾年，德國汽車的光環變暗淡了，想做工程師的德國年輕人也正在減少。

28歲的馬庫斯畢業于德國斯圖加特大學，曾在一家汽車供應商參與項目，完成了碩士論文。正在找工作的他告訴記者：“我已經投遞了近百份簡歷，但還沒找到工作。”原因是，德國各大車企都在裁員并減少招聘崗位。根據國際知名咨詢公司安永的報告，僅去年，德國汽車行業就裁員5萬多人。馬庫斯把自己的期望年薪從一開始的6萬歐元下調到4萬歐元。最近，他開始在歐洲的中國車企尋找工作機會。

與之相對，律師行業的就業形勢良好。漢堡資深律師迪克梅特接受《環球時報》特約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德國，法學畢業生的就業領域廣、收入高，不少資深律師年薪超過10萬歐元。從政是許多律師的選擇，如果從政后再次回到律師行業，常常可以借助名聲拓展業務。

德國工程師協會稱，工程師短缺是德國未來發展面臨的一大挑戰。目前，德國約有250萬名工程師，與此同時約有17萬個工程崗位空缺。預計未來幾年德國對工程師的需求將持續增長。該協會主席阿德里安·威利格強調：“工程師現在是、將來也會是德國創新和競爭力的關鍵。”

德國慕尼黑經濟和勞工學者西登比德爾對《環球時報》特約記者表示，其實不僅工程領域，德國幾乎所有 STEM 專業（即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都面臨人才短缺。其中，能源和電氣工程領域的人才缺口甚至比機械和汽車工程領域更大。與此同時，德國對計算機科學家的需求尤為迫切。

在西登比德爾看來，德國在關鍵的未來科技領域相比美國和中國已經落后。在自動駕駛、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等領域，德國公司的存在感都在降低。這與德國教育的不足以及對新技術的恐懼有關。她認為，德國社會近年來患上“科技恐懼癥”，民眾對新技術發展的興趣不高。對于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德國社會的討論更多圍繞是否會侵犯隱私、代替人類等負面領域。而在學校，技術教育的受重視度不斷下降。

西登比德爾說：“德國需要更多身居要職、能夠將技術視為解決方案而非問題的人。”她認為，德國的經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工程技術專長，工程師的創新精神是贏得全球市場的關鍵。工程師應該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不僅在工廠和實驗室，也在聯邦議院和各級政府機構中。

“想改又不能改”的兩難境地

在黃萌萌看來，德國朝著“律師之國”方向發展，是因為德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在全球地緣政治競爭中以維護歐盟規則和規范立足。歐洲政治文化對于技術進步并非像美國那樣樂觀，因此，歐盟在數字領域先后出臺《數字服務法》《數字市場法》《人工智能法案》等，致力于在科技倫理、市場競爭與技術進步之間尋求平衡。德國難以完全改變“律師之國”特性，更難以完全“去監管”，但德國將尋求創新之道，避免在大國競爭中被邊緣化。德國副總理克林拜爾今年4月提出，歐洲需建立自身創新生態系統，在避免將人工智能規則制定權完全交給中美科技巨頭的同時，強調在該領域國家投資和創新政策的重要性，不再完全交由市場主導。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所所長陳旸對《環球時報》記者分析說，當下，德國社會中的政治爭論和價值觀沖突比以前更加激烈，如移民難民危機、美以伊沖突帶來的價值觀沖擊，以及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的崛起，使得德國原有的政治格局穩定性受到沖擊。這一系列變化使得德國原來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穩定的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動搖，是對其成熟發展軌道的挑戰。如何應對和克服這些挑戰，將是一個長期過程。

陳旸認為，德國的改革涉及內外環境問題，目前處于“想改又不能改”的尷尬境地。若推進福利制度改革、提升社會效率，會面臨國內產業工人的反對；若不改革、繼續增加產業福利，又會影響社會效率。與此同時，選擇黨等勢力也在“摩拳擦掌”，使得政府處于“進退兩難”的處境。

在反思德國自身問題時，朔爾茨也提到了中國。相比德國成為“律師之國”，他認為“中國如同19世紀的美國和德國一樣”，是一個“工程師之國”。黃萌萌認為，朔爾茨這番表態表明德國政界一些人在制造業方面對中國抱有競爭焦慮與警惕心態，這部分人希望在降低對美國安全依賴的同時，繼續推進對華“去風險”，加強外國投資審查，對中國投資實施有條件的準入規則。盡管如此，德國商界整體上對于“去風險”持不同的看法。大多數德國企業仍然選擇留在中國，這不僅是因為市場紅利，更是出于企業自身技術創新與保持競爭力的需求。德國在華企業通過設立研發中心，吸納中國在數字化、AI及電動車領域快速迭代的優勢，反哺其全球供應鏈。

?在陳旸看來，中德已經合作共贏多年，德國完全可以放開心態與中國合作。他表示，“中國制造”具有規模效應優勢，集中生產帶來成本和生產效率上的優勢。“德國制造”則擁有數百年技術積累的優勢和品牌優勢。這兩種優勢完全可以相互結合，雙方合作可以帶來更高的效率和更有活力的創新，也可以共同應對新一輪工業革命或產業革命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