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報記者 鄔 杰
2015年4月，導演陳亦楠在美國國家檔案館采集東京審判庭審畫面
在美國國家檔案館，一只被遺忘許久的膠卷盒經年銹蝕。2015年的某一天，它等來了中國導演陳亦楠。陳亦楠用圓珠筆輕輕撬開盒蓋，取出膠卷，裝進了放映機。當黑白影像在幕布上搖曳浮現時，一場跨越時空的歷史對話悄然開啟。
這盒膠卷是陳亦楠十年間為制作《東京審判》《亞太戰爭審判》和《正義的審判》三部紀錄片所搜集的海量資料之一。陳亦楠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東京審判對當代國際刑法的結構與框架，以及世界大國之間的關系，都產生了深遠影響。“當時制作紀錄片是想從國際視角呈現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并從法理角度出發，促進國際社會對抗日戰爭及其歷史的正確認識。”
在執導、制作《東京審判》紀錄片的過程中，陳亦楠和團隊發掘出大量罕見的檔案影像，記錄了證人在法庭上作證的畫面。其中就有東京審判中國首席檢察官向哲濬在法庭上用英語慷慨陳詞、痛斥日本罪行的場景。
這些資料中還包括美國牧師約翰·馬吉1937年拍攝的影像。馬吉曾冒著生命危險，用一臺16毫米攝影機記錄下南京大屠殺的慘狀，后來作為證人出庭作證。這長達105分鐘的畫面是迄今為止記錄該慘案的重要影像資料之一。
《東京審判》紀錄片中的很大一部分聚焦于南京大屠殺。正是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南京大屠殺的暴行首次以無可辯駁的證據呈現在世人面前，揭露了日本侵略軍所犯下的罪行。為了確保每一處史實都有據可查，陳亦楠和團隊挖掘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庭審影像資料，總量相當于900部電影；查閱了2000萬字庭審記錄，辨認戰犯、庭審人員和參與者的照片共約1.5萬張；翻閱200多部不同語言的相關學術著作。
陳亦楠坦言，制作紀錄片最大的挑戰在于從海量零散的材料和散落的線索中，還原出歷史事件的本來面貌。“我們要確保每一幀畫面、每一段敘述都有據可查。”陳亦楠說，“這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對觀眾的負責。”
除了南京大屠殺，紀錄片制作團隊還發掘了一位中國企業證人的作證影像，揭示了日本經濟犯罪的事實。當時，上海浦東電氣公司副總經理童受民先后47次出庭作證，以大量數據、事實證明日軍對于上海工商業的掠奪、摧殘。陳亦楠說：“我們將影像資料帶回上海，與童先生的兒子一同核實確認。這份證詞當時最終被法庭采納，彰顯了東京審判對正義的堅守。”
2018年11月15日，紀錄片《東京審判》在美國國家檔案館McGowan劇院展映，這是該館首次放映中國主流媒體制作的紀錄片。陳亦楠記得，那天的窗外飄著美國東部的第一場雪，現場卻座無虛席。“當時我告訴觀眾，紀錄片中有從這個檔案館采集到的資料，我們終于把這段歷史重新還原給你們看了。”
二戰期間，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無論對于軍隊還是民眾而言，都是一場極其艱苦卓絕的斗爭。然而，長期以來，中國作為東方主戰場的重要角色在西方話語體系中被嚴重低估。“隨著近年來法庭研究領域不斷有新的檔案被發現，是時候讓世界聽到中國視角下的歷史聲音了。”陳亦楠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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