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小在歷史課本里學到的內容,中國第一個世襲制王朝是夏朝,夏商周并稱上古三代,是華夏文明王朝時代的開端。
傳承兩千多年的儒家五經之一《尚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歷史文獻匯編,記錄了上古君王的政令言行和史事。
這部被歷代王朝奉為治國經典的典籍,全書開篇記載的不是夏朝歷史的《夏書》,而是《虞書》。
近些年,中國考古界在中原地區取得一系列重大發現,出土的遺跡和文物,一步步印證了《尚書》的記載。
在夏朝之前,華夏大地上,確實存在過一個更早的王朝。
那這個只存在于上古文獻里的虞朝,到底真實存在嗎?
《尚書》又稱《書》《書經》,先秦時期就是各國貴族學習上古歷史的主要典籍,漢代之后被儒家奉為五經之一,成了歷代王朝治國理政的主要經典。
現存的《尚書》,按照朝代順序分為四個部分,依次是《虞書》《夏書》《商書》《周書》。
《虞書》收錄了《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五篇文獻,主要記錄了唐堯、虞舜、大禹三位上古帝王的言行、施政舉措與禪讓事跡。
先秦到兩漢的傳世文獻里,虞朝和夏、商、周三朝并列,被稱為“四代”,是公認的華夏正統王朝開端。
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學者,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點,認為堯舜禹的事跡是戰國時期的學者編造的神話傳說,虞朝并不存在。
此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史學界以夏朝為中國第一個王朝,虞朝只被當作上古傳說,不被納入正式的王朝序列。
近些年,中原地區一系列考古遺址的發掘和研究,讓這個爭議出現了根本性的轉折。
考古發現的實物證據,與《虞書》里的記載形成了相互印證,也讓我們重新看清了這個比夏朝更早的王朝的真實面貌。
尚書開篇的虞書,先秦典籍里的四代之首
先秦時期的各類典籍里,虞朝是和夏商周并列的,是公認的正統王朝。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記載:三后之姓,于今為庶。這里的三后,指的就是虞、夏、商三代的君王。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里,也有“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的記載,把虞朝放在了夏朝之前。
《論語·泰伯》中,孔子評價:唐虞之際,于斯為盛。把唐堯、虞舜統治的時期,當作華夏歷史上的盛世。
司馬遷寫的《史記》,全書開篇是《五帝本紀》,主要內容就是唐堯、虞舜的事跡,和《虞書》的記載完全對應。《夏本紀》的內容,承接《五帝本紀》而來。
《虞書·堯典》里記錄了堯命羲和觀測天象,制定歷法,定四時成歲,規范了農耕生產的時序。
《虞書·舜典》里記錄了舜繼位之后,劃分天下為十二州,設十二牧管理地方。
又設立九官,任命禹管水利、棄管農業、契管教化、皋陶管刑法,每三年考核一次政績,根據考核結果決定升遷罷黜。
這套完整的行政區劃、官僚體系、考核制度,已經具備了成熟王朝的治理框架。
疑古思潮興起,虞朝被移出王朝序列
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的浪潮里,中國史學界出現了疑古辨偽的思潮。1923年,顧頡剛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
他認為,中國的古史是一代代人不斷添加編造出來的,時代越往后,傳說的古史期越長,人物的事跡越豐富。
顧頡剛提出,堯舜禹的事跡,是戰國時期的墨家、儒家學者為了宣揚自己的學說編造出來的,西周時期的文獻里,只提到過大禹,春秋時期才出現了堯和舜,唐虞的歷史是后人層累添加的結果。
虞朝自然也被認定為虛構的王朝,不是真實的歷史。
疑古派的觀點,在近代史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很長一段時間里,史學界對上古史的認定,堅持“考古實證”的標準。
商朝有殷墟甲骨文、青銅器作為實物佐證,被公認是真實存在的王朝。夏朝有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現,宮殿、青銅器、都城遺址的出土,印證了夏王朝的存在。
虞朝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只有傳世文獻的記載,沒有對應的考古學遺址作為實物佐證。很多學者認為,《虞書》里記載的堯舜禹時期,只是華夏部落聯盟的晚期,還沒有進入王朝國家的階段。
這個爭議持續了近百年,直到中原地區一系列上古遺址的考古發掘,才讓事情出現了根本性的轉折。
陶寺遺址發掘,考古發現印證虞書記載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臨汾襄汾縣陶寺村,發現了一處大型上古遺址,也就是陶寺遺址。
此后四十多年里,考古工作者對陶寺遺址進行了持續的發掘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發現,一步步還原了這個上古遺址的全貌。
陶寺遺址的年代,經碳十四測定,為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1900年,前后延續了400年。
公認的夏代二里頭遺址,年代上限為公元前1750年,陶寺遺址的年代,正好早于夏朝,與《虞書》里記載的堯舜禹時期完全對應。
臨汾在古代被稱為平陽,《史記·五帝本紀》里記載:堯都平陽。很多考古學者和歷史學者認定,陶寺遺址就是堯帝的都城,也就是虞朝早期的都城遺址。
陶寺遺址內發現了完整的都城布局,分為宮城、外郭城,總面積達到280萬平方米,是同時期黃河流域規模最大的都城遺址。
宮城內發現了多座大型宮殿基址,最大的一座宮殿面積達到8000平方米,具備了帝王宮殿的規制。
遺址內發現了規模龐大的王陵區,分為貴族墓葬與平民墓葬,等級劃分極為森嚴。
高等級的王墓里,出土了彩繪龍盤、玉鉞、玉琮、鼉鼓、特磬等象征王權的禮器,還有大量的彩繪陶器、玉器、青銅器。其中出土的紅銅鈴,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復合范鑄造青銅器,證明當時已經掌握了成熟的青銅鑄造技術。
最具標志性的發現,是陶寺遺址的古觀象臺。這座觀象臺由13根夯土柱組成,呈半圓形排列,通過土柱之間的縫隙觀測日出方位,確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二十四節氣的時序。
這是世界上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天文觀象臺之一,比英國巨石陣觀象臺還要早500年。
《虞書·堯典》開篇就記載了堯帝“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命人觀測天象,制定歷法,敬授民時。陶寺觀象臺的考古發現,和《堯典》的記載形成了完美的印證。
遺址內還出土了一件扁壺,上面有兩個用朱砂書寫的文字,被稱為“朱書陶文”
這兩個文字的結構,和后來的甲骨文、金文一脈相承,比甲骨文早了近800年,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之一。
都城、宮殿、王陵、王權禮器、青銅器、文字、觀象臺,這些考古發現,證明陶寺遺址已經具備了成熟的王朝國家形態,不是松散的部落聯盟。
除陶寺遺址外,晉南地區的周家莊遺址、方城遺址等龍山文化遺址,均發現了同時期的大型聚落、禮制建筑,和陶寺遺址形成呼應。
虞朝的完整脈絡,華夏王朝制度的源頭
根據傳世文獻的記載和考古發現的印證,虞朝的脈絡已經清晰可見。
虞朝的開端,始于唐堯稱帝,定都平陽,也就是陶寺遺址所在的晉南地區。堯帝在位期間,制定歷法,規范農耕,設立百官,建立了統一的治理體系,奠定了虞朝的王朝基礎。
堯帝晚年,通過禪讓制,將帝位傳給了德才兼備的舜。舜帝繼位之后,完善了行政區劃,細化了官僚體系,制定了刑法與禮樂制度,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管控,讓虞朝的王朝體系更加成熟。
《虞書》里記載的內容,大部分都是舜帝時期的施政舉措,這也是這個王朝被稱為虞朝的主要原因。
舜帝晚年,同樣通過禪讓制,將帝位傳給了治水有功的大禹。大禹在位期間,繼續完善虞朝的治理體系,加強了王朝的統治力。
大禹去世之后,他的兒子啟繼承了帝位,終結了禪讓制,開啟了世襲制的夏朝。
從這個脈絡里就能看清,夏朝的王朝制度,完全是繼承虞朝而來。虞朝是華夏歷史上第一個王朝,開創了上古時期的國家治理體系,也為夏商周三代的王朝制度,奠定了基礎。
這也是《尚書》把《虞書》放在全書第一篇的原因。在先秦古人的認知里,虞朝是華夏王朝正統的開端,是上古治世的典范。
《尚書》作為記錄上古王朝政令的典籍,自然要把王朝的開端《虞書》,放在全書的開篇位置。
隨著陶寺遺址的持續發掘,還有晉南、豫西地區其他龍山文化遺址的考古研究不斷推進,關于虞朝的考古證據越來越豐富。
越來越多的歷史學者和考古學者,認可了虞朝的真實存在,也認可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
傳承兩千多年的《尚書》,開篇的《虞書》不再是虛無縹緲的神話傳說。
考古發現的實物證據,和傳世文獻的記載相互印證,一步步還原了這個比夏朝更早的王朝的真實面貌。
華夏文明的源頭,比我們曾經認知的更早,也更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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