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定都南京背后的紛爭

來源：談史局；作者：賀沛

南京臨時政府（府）與臨時參議院（院）作為以孫中山為首的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雖有共同開創民國基業的攜手合作，亦不乏某種矛盾與對立，這就是民國肇始時最早的“府院之爭”。

01

南京臨時政府與臨時參議院矛盾的重要表現之一，是在定都問題上的對立。

1912年1月下旬，南北議和的前景已趨明朗，南京臨時政府開會決定，袁世凱成為新的臨時大總統后，“臨時都城不得設在北京”。2月5日，臨時政府再次開會決定，袁世凱被舉為臨時大總統后，“須蒞任南京”。2月12日清廷退位，2月13日孫中山踐約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咨文，薦袁自代，孫中山在辭職所附的三個條件中，第一條即為“臨時政府地點設于南京，……不能變更”。

但臨時政府定都南京的主張，在臨時參議院內遭到大多數議員的反對。2月14日，臨時參議院開會討論建都地點，“先后發言者俱主張北京，間有主張南京者”，投票結果是：共有28票，“其中二十票主北京，五票主南京，二票主武昌，一票主天津”。參議院的決議稱，“前經各省代表指定臨時政府地點于南京者，因當時大江以北尚在清軍范圍內，不得不暫定臨時政府適宜之地。今情勢既異，自應因時制宜，定政府地點于北京”，從而否定了臨時政府的決定和孫中山的要求。

孫中山、黃興聞知后，當天即召集參議員中的同盟會員開會，“嚴責不應為袁張目，黃興尤怒不可遏，雙手插入軍服口袋中踱來踱去。李（肇甫）、黃（復生）以交回復議為請，黃興遂曰：‘政府決不為此委曲之手段，議院自動翻案，盡于今日；否則吾將派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去?！瘜O中山則決定咨復臨時參議院復議此案。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時，“忽有廣東、廣西議員起言，臨時政府地點須重議，非改在南京，吾輩愿以身殉會場。眾謂不可如此，即欲重議，亦須俟總統不以前議為然，交令復議乃可。言未畢，而交復議之咨文已到，遂重議。其結果仍用記名投票法，開票計得二十七票。其中十九票主南京，六票主北京，二票主武昌”。

復議雖推翻了原案，仍以南京為都城，但孫、黃的做法引起了參議員們的普遍不滿，“有多數參議員主張辭職”，這無疑加劇了臨時參議院與臨時政府的對立情緒。

至3月初，孫中山在各種壓力下被迫改變初衷，放棄了袁世凱來南京就職、臨時政府設于南京的要求，于3月6日午前向臨時參議院提出政府咨文，主要內容為：“一、電請黎副總統來南京代表袁世凱受事；……三、如黎副總統不能來南，則擬交待于武昌；四、袁世凱君可否就北京行正式就職禮與臨時政府地點暫設北京一節，請由參議院決定。”其放棄袁世凱來南京就職與臨時政府設于南京要求之勉強，顯而易見。

臨時參議院接到此咨文后，即于當日下午開會議決：“一、由參議院電知袁大總統，允其在北京受職；二、袁大總統接電后，即電參議院宣誓；三、參議院接到宣誓之電后，即復電認為受職，并通告全國……?！迸c孫中山之咨文兩相對照，其對孫中山與臨時政府的不滿與蔑視，也是不言自明的。據說孫中山的咨文送到后，“參議院某君等對于政府所擬辦法痛駁其非，謂不但無濟于現在之問題，且徒多生事耳”。4月2日，臨時參議院正式議決臨時政府地點，其結果是：主北京者20票，反對者6票，由此給臨時政府與參議院之間的建都地點之爭劃上了句號。

02

南京臨時政府與臨時參議院的矛盾還突出地表現在借款問題上。

南京臨時政府甫經建立，即處于極度的財政困難之中。臨時政府無錢支付工作人員的薪金，更無錢支付軍餉，至使“民軍待哺，日有嘩潰之虞”。一段時間內，南京城內“到處都有成群結隊的騷動士兵，叫嚷發放欠餉”。而當臨時政府被迫放棄孫中山曾宣布的“若新政府借外債，則一不失主權，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輕”的立場，而舉借外債時，便與臨時參議院發生了嚴重的矛盾。

南京臨時政府曾經商談的外債主要有四筆，談成的僅蘇路借款一筆。招商局借款、漢冶萍借款均因在參議院內外遭到強烈反對而未果；而華俄道勝銀行借款雖以不正當方式在臨時參議院勉強通過，但也終未成功。

1912年1月26日和29日，南京臨時政府和盛宣懷分別在南京和神戶，同日本三井、正金財團簽訂了兩個性質相同的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的草約，草約規定：“公司股本中日各半”，除前已借給該公司的一千萬日元外，日方尚須再交付日金五百萬元，由公司轉借給臨時政府。合同草簽后，日方先交付了200萬元，待合同正式成立后，再全部交清。此消息一經傳出，輿論嘩然，各界紛紛反對，“而參議院持之尤烈”。

2月12日，臨時參議院向臨時政府提出質問，指責臨時政府違法借款。而孫中山并非不知此借款有損民族權益，只是迫于極度的財政困難，實不得已而為之。他在2月13日致章太炎的信中說：漢冶萍借款事，“弟非不知利權有外溢之處，其不敢愛惜聲名，冒不韙而為之者，猶之寒天解衣付質，療饑為急”。但他在2月18日咨復臨時參議院的質問時，還是未肯將此借款的真實情況合盤托出，而是含糊其辭地稱：政府原本準備“向漢冶萍及招商局管產之人商準將私產押借巨款，由彼得款后，以國民名義轉借于政府，作為一萬萬元國債內之一部分。嗣又因政府批準以漢冶萍由私人與外人合股，得錢難保無意外枝節，旋令取消五百萬元合股之議，仍用私人押借之法，借到二百萬元，轉借于政府。是政府原依院議而行，因火急借入二百萬元，以應軍隊之需要，手續未及分明，至貴院有違法之防”。

這樣的答復，臨時參議院當然不能滿意。2月22日，臨時參議院再咨大總統，提出質疑：“漢冶萍是否皆可用私人押借？所謂私人，究系何人？政府既取消五百萬元合股之議，又轉借二百萬元，系用何種手續？其條件究系如何？”參議院“當經公決，認為來咨答復不得要領，請即日派專員到院切實答復，并將有關漢冶萍借款各種文件攜交本院，以便討論”。

面對臨時參議院咄咄逼人的質問，孫中山只得于2月23日再次作出答復：“漢冶萍之款，系將公司以私人資格與日本商訂合辦，其股份系各千五百萬元，尚未通過合同于股東會。先由該公司借日本五百萬元，轉借與臨時政府，而求批準其事。先交二百萬至三百萬，俟合辦合同成立，交清五百萬。該款已陸續收到二百萬元。本總統以與外人合股，不無流弊，而其交款又極濡滯，不能踐期，是以取消前令，惟已收支之二百萬元，照原約須為擔保之借款?！?/p>

此咨文一方面將臨時政府積極促成漢冶萍借款的主動，說成是完全的被動；另一方面，又將政府在各方的巨大壓力下被迫取消此借款，說成是為防“流弊”，且懲“濡滯”而主動“取消前令”，力圖諉卸或減輕責任。按照參議院的要求，孫中山又派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出席參議院會議，回答質問。此后，臨時參議院雖仍稱“總統兩次答復，均無理由之可言，此事既未先交院議，無論股東會能否通過，該院絕不承認”，但臨時政府既已明令取消在前，股東會又“全體反對”于后，此事遂告結束。

03

1912年2月中下旬，圍繞臨時政府司法部次長呂志伊“擬捕懲”臨時參議院鄂籍議員劉成禺，及參議院報之以對呂志伊提出彈劾所進行的交鋒，則是臨時政府與臨時參議院矛盾的又一突出表現。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劉成禺在臨時參議院的一次會議上，“出言不慎，謂明朝如何如何，本朝如何如何”。呂志伊得知此事后，遂于2月10日致函湖北軍政府軍務部長孫武，并請轉呈兼任湖北軍政府都督的副總統黎元洪，指控劉成禺“違背國憲”，而請示處理辦法，函稱：“該參議員若果為民國之參議員，尚何本朝之有，若清國之參議員，則不惟民國之參議院中不能容此違背國憲之人，恐貴省人士亦不承認此人也。夫議員之言論行政官原無權干涉，然違背國憲與叛逆重罪則各國憲法均許司法警察捕交裁判所訊辦。對于此事，本宜即行使弟之職權，惟念此次民國之成立全仗貴省人士首先起義，厥功甚偉，故弟未敢遽行派人捕懲，特先函達吾兄聲明理由，祈代轉呈黎副總統，請示辦法如何……?！?/p>

黎閱此函后，大不以為然，徑致電孫中山及司法部總長伍廷芳：“查劉君此次由本省舉為參議院議員，議論過激或所不免，至如來函所云明朝本朝等字樣是否屬實，未能臆斷，即有該項字樣，亦不過歷舉前史，信口流露，偶失檢點，由議長當場糾正足矣。該函徑指為違背國憲之人，殊堪詫異。夫文字興獄實亡國之大端，……參議院為立法機關，議員為全國代表，應如何尊重其權限確保共和體制，呂君系司法之人，何反欲藉一字之差，羅織成獄……?！?/p>

隨后，臨時參議院聞知此事，遂以“呂志伊既不明議院法，并不知司法部是否有逮捕之權，實屬違法”，對其提出彈劾。臨時參議院在《彈劾司法部次長呂志伊違法咨大總統請核辦文》中稱：“此案關系行政官逮捕議員，茍非有違背國憲之確據，而欲施行其逮捕，實為各國憲法所不容?！说妊哉撝袩o姑置弗論，即令有之，亦不過出言偶爾失慎，斷不能指為違憲之確據。且議員在議場發言，對于院外不負責任，該次長身為司法行政官，何得濫行干涉。又以湖北首先起義，未敢遽行捕懲，并向黎副總統請示辦法，種種違憲，實難姑容。……倘置不糾繩，則立法機關可以隨時橫遭蹂躪，民國前途何堪設想?！?/p>

孫中山收到此咨文后，發回《咨復參議院彈劾司法部次長呂志伊違法文》，否決了此彈劾案，并為呂的行為進行了辯解：“此次司法次長呂志伊所發之函，系私人書信，在法律上無施行之效力，不能認為正式公文。該私函所述，僅系發表個人之意思，并無行為。在法律上亦無徒據個人之意思，不問其有無行為遽認為有效之理。來咨以‘欲施行’三字斷之，未免重視意思而忽略行為矣。貴院議員劉成禺現仍在參議院照常發言，身體言論毫無阻礙，據此即不能斷定呂志伊有不法干涉之行為。”

根據《修正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對于大總統咨交復議案件，參議院須有“到會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方可執行前議，此彈劾案臨時參議院未能以2／3多數再次議決，遂告無效，風波漸息。

劉成禺本為老同盟會員，自稱“隨中山革命有年”，但由于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劉成禺、孫武等湖北“首義之士”未能得到安排，故忿而返鄂，大肆攻擊孫中山和黃興，劉成禺甚至公開辱罵孫中山為“海賊”，并與孫武等聚集一些舊官僚和立憲派人組織了民社，與同盟會對抗。劉成禺成為臨時參議院中的湖北代表后，更是在參議院中不時借機與孫中山為首的臨時政府作對。

呂志伊亦為老同盟會員，辛亥革命中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中的云南代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又任司法部次長。一月中旬代理參議院議決“行政官不得兼為參議員”后，呂即不再到院。呂對劉成禺等人在參議院中對臨時政府內閣的舉措動輒掣肘極為不滿，遂借端對劉提出指控，從而引發了這場彈劾風波。

由是觀之，此彈劾風波不是一個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其本身雖亦帶有同盟會內部渙散與分裂的色彩，但在當時臨時政府與參議院多有齟齬的背景下，它是二者矛盾與對立的一次突出表現，并使二者之間本已存在的緊張關系更加嚴重。

此外，南京臨時政府與臨時參議院在國旗式樣、《臨時約法》的制定權等問題上，也都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矛盾與分歧。

04

南京臨時政府是一個以同盟會領袖及骨干分子為主體的政權，臨時參議院中的絕大部分參議員也是同盟會員，這已是眾多論者的共識。

那么，為什么兩者在關涉革命大局的一些重要問題上，存在著如此嚴重的矛盾與對立呢？大體說來，原因有這樣幾方面。

首先是由于當時同盟會內部思想、政治上的分歧和組織上的分裂。

同盟會內部思想上、組織上的分歧與渙散由來以已久。辛亥武昌起義爆發后，面對凱歌行進的革命形勢，這種情況非但沒有改變，反而更加嚴重，“意見不相統屬，議論歧為萬途”。一些人政治上明顯右傾，與舊官僚、立憲派分子沆瀣一氣，對南京臨時政府的許多革命措施，無不指責、反對，章太炎可為這種傾向的代表。也有一些同盟會員，政治上幼稚、糊涂，一心急于實現統一與和平，對袁世凱的本質缺乏認識，因而對孫中山所提出的防范其反革命野心的種種措施不能理解，不肯接受。

此外，孫武、劉成禺等湖北籍革命黨人，自恃“首義”有功，對未能在南京臨時政府中得到適當的位置極為不滿，憤然脫離同盟會，聚集一些舊官僚和立憲派分子另組“民社”，擁戴黎元洪為領袖，與同盟會對抗。劉成禺在成為臨時參議院中的湖北代表后，更是在參議院中不時借機與孫中山為首的臨時政府作對。南京臨時政府與參議院的矛盾與對立，即是以上種種分歧與分裂的一種反映，這在定都問題和彈劾風波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再者，南京臨時政府作為行政機關，它要直接面對當時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各種急迫的困難問題，它要處理這些矛盾，拿出解決這些困難的辦法，以維持剛剛建立的革命政權，所以不可避免地要更多地從現實、從實際的可能出發考慮問題，制定措施。而臨時參議院與臨時政府所處的地位有很大的不同。作為立法機關，它并不是負責直接應付、解決具體問題，它更多地是從理論上或法律上來權衡某一舉措的可行與否，而不考慮或很少考慮其實際操作的作用與效果如何。臨時政府與參議院所處地位的這種差異，也是造成二者矛盾與對立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方面最突出的莫過于借款問題了。

當時極端的財政困難已使南京臨時政府處于朝不保夕的危急狀態之中，孫中山之所以放棄原先宣布的關于舉借外債的原則立場，以批準“中日合辦”漢冶萍得到日方提供的資金，是因為他痛感如下不能迅速得到急需的資金，“將陷于革命軍解散和革命政府垮臺的危機狀況”。黃興為籌措軍餉，經常奔走于南京、上海各方，甚至“累得吐了血”，面對“軍隊既不堪戰斗，而乏餉且慮嘩潰”的局面，他致函胡漢民與汪精衛說：“和議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動員令，惟有割腹以謝天下。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得到日本的貸款，孫中山甚至準備接受日本提出的“租借滿洲”的秘密協定。可是，不負責解決這一急迫困難問題的臨時參議院，仍堅持借款不能損害國家主權和利益的立場，對臨時政府的幾筆借款屢次提出質問。在這種情況下，臨時政府與參議院之間的矛盾與對立又怎能避免呢？

此外，立法機關對于行政機關法律上的制約關系也是造成臨時政府與參議院矛盾與對立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胡漢民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參議院中同盟會議員“占大多數”，但這些議員“顧狃于三權分立之說，好持異議”。

根據當時施行的《修正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臨時參議院既是立法機關，又是最高權力機關，從宣戰、媾和、制定官制、官規、任免文武官員，到政府預算、幣制及各項法律，均須由參議院通過或議決，臨時參議院對于臨時政府這種由法律上所規定的制約關系，無疑也是造成二者之間種種矛盾與對立不可忽視的因素。當孫中山要求臨時參議院復議國都地點問題時，江蘇軍政府都督莊蘊寬即通電指責此為“立法為行政所侵，不能保持其獨立，民國開此惡例，最可寒心”，這多少反映出時人對參議院所具之獨立與崇高地位的某種認識。

綜上所述，南京臨時政府與臨時參議院之間的矛盾與對立，主要表現為臨時參議院對臨時政府某些舉措的制約與抵制，而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南京臨時政府與臨時參議院的矛盾、對立中，臨時政府的某些舉措確有失當之嫌——如漢冶萍借款，但這完全是為應付極端困難與危急的局勢迫不得已而為之。臨時參議院對此不予理解而堅決反對，其立場雖不無道理，但實際上卻對于臨時政府為鞏固新生革命政權而進行的艱苦斗爭產生了相當的干擾和牽制，其作用是消極的。

臨時參議院開院時，孫中山曾親臨祝賀，表示愿與參議院“諸君子”共同“黽勉仔肩”，開創民國基業。可惜實際情況與革命派建立臨時參議院的初衷相去甚遠，這其中的教訓是耐人尋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