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自己卷進去，太失策

近兩年來，武大的輿論處境很敏感，這次也不例外。OPPO文案的爭議發酵后，有人翻出文案負責人余某的校友身份，武大及其文學院隨即成了部分聲音抨擊的對象。

5月10日，OPPO母親節文案引發的爭議還未平息，武漢大學下場發聲，反倒卷起了更大的漩渦。

在聲明中，武大文學院承認爭議文案來自畢業生余某的團隊，“嚴重牴牾敝院一以貫之的立德樹人育人理念，極不認同此文案之內容”，并希望余校友以自誠勇氣，善對社會批評，與企業一道肩負起社會責任。武漢大學官微轉發并重申了這一立場。

此前，OPPO的母親節文案“意在打破刻板印象”，但“兩個‘老公’、見‘另一個’恨不得穿婚紗”等描述引發了批評。中國廣告協會就此發聲，倡議行業抵制低俗玩梗。

和廣告協會相比，武大的回應不少人感到費解。廣告文案失范，行業協會自然有責任進行價值表態、面向行業正本清源。但一位畢業多年校友的職場行為，高校有沒有必要站出來表態，甚至樹起“教化”的姿態？

面對任何有可能的風吹草動，武大不免嚴陣以待，但這次的防御，是否有些過激了？

“免責”聲明

聲明引發爭議的地方，首先是職場常識問題。

一開始，輿論不是沖著武大來的。但在輿情發展的后期，有人開始追溯文案負責人履歷，稱其畢業于武漢大學，將爭議文案的負責人與其母校掛鉤。

但從聲量來看，這遠不如武大自己的聲明那么“出圈”，以至于很多人是看了聲明才知道該文案負責人的武大畢業生身份。

對OPPO這類大型手機廠商，重大節點的文案策劃顯然不是一個團隊負責人能夠拍板的，從創意誕生到落地，是無數人參與和決策的結果。一個團隊的職務性產出，責任怎么就聚焦到了個人身上？

同時，聲明還以母院的身份，講述余某在校期間“思想端正，以護助公交車上的耄耋老人獲師生贊譽”。這其中隱含著微妙的潛臺詞，一是余某的職場表現和在校表現有反差，二是將重點有意無意落在余某的道德品質上。

武漢大學聲明

將廣告文案的產出問題，與人的道德和價值觀掛起鉤來，這是把職業判斷道德化。假如這種邏輯成立，恐怕所有在工作里受甲方壓力的“打工人”要受重傷了。

即使從一種關心學生的立場出發，武大文學院的考慮也欠妥。一個學院和學校，對于學生的價值觀培育是“播種”，而非“長臂管轄”。文學院有理由對畢業生所做工作的價值導向更為敏感，但這種出于好意的提醒，需要出一紙公告嗎？這根本并非學院的責任聲明范圍。

試想，建筑學院能夠對學生的工程質量負責嗎？假如學生走上工作崗位若干年后出事故，學校需要向社會搶著承認是自己的錯嗎？既然學校無法為畢業生的職業行為背書，自然也無權公開問責。

無怪有人調侃，假如校友在職場上犯了錯，學校要“切割”，那校友取得的成績和榮譽，也應與母校無關。

更加重要的是，武大作為一所百年名校的表態，是自帶權重的。母校作為重要機構，對個體畢業生“公對私”的價值否定，在輿論權上本就不對等。

OPPO官方道歉

即便僅從人情的角度來說，武大稱對余某團隊的文案“極感詫異和震驚”，姿態也不夠得體。這種過分強烈的“割席”姿態，來自曾經培育自己的母校，對余某和潛在的武大校友來說，滋味應該十分復雜。

其實，仔細看來，武大在這次事件的處置上，并沒有理清職務問題的責任歸屬、母校對畢業生的權責邊界，也沒有以畢業生個人的處境為先。這份聲明更多的作用，或許在于“切割”和“免責”。

大學的風骨

結合輿論環境來看，武大的反應，有其苦衷。從此前的圖書館事件，到座椅標簽事件，武大近兩年來身處負面輿情的連續壓力中，應對疲乏。互聯網上，也的確出現了不少污名化武大及其群體的不理智聲音。人們對于武漢大學這樣人文底蘊深厚的高等學府，是寄予著期待的。大學的核心精神，在于自由、獨立、包容，本應該有能力提供一片公正對待學生的自留地。

此次武大與畢業生“割席”，是一所高校機構，面對一個動輒使用“連坐”攻擊的輿論系統，所作出的防御反應。當一個公共事件爆發，當事人的母校就成了輿論的靶子，其有爭議的行為跟學校的“教育”無端勾連起來，高校在輿情面前進退失據，不表態可能被罵，表態也可能被罵。

但需要指出的是，這并不構成武大和畢業生“割席”的理由。武大的反應，恰恰是在配合這種不公平的追責邏輯，而非對其糾偏。

武漢大學/新華社記者 陳曄華 攝

這也是為什么，一旦高校在宣傳問題上“翻車”，總是格外讓人感到“背刺”。假如原本獨立的大學風骨，向蠻荒的輿論生態屈膝，或是向政績導向的良好學校形象屈膝，人們對高校的尊重，也會隨之磨滅。

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曾說，“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或許在當代，大學之大還在于，在越發嘈雜的輿論場前保持明辨是非的定力。

這次輿論“翻車”，是因為武大想捍衛的是“形象”。距離“風骨”，反倒越來越遠了。

作者 |速棠

編輯 |向現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阿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