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 學者汪玉姣談“僑批”：不只是寄錢這么簡單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正在熱映中。這部原本小眾的潮汕方言電影，奇跡般地沖出五一檔重圍，票房和口碑節節攀升，關于這部電影的討論也已出圈。在電影中，泰國華人向國內親人寄送的僑批，成為電影故事和情感推進的重要載體，也是連接海外華人和國內親人的重要紐帶。

《給阿嬤的情書》海報

僑批到底是什么？它如何在東南亞和中國之間運作？它的存在對海外華人和國內親人到底意味著什么？隨著電影的出圈，普通觀眾對僑批的歷史也充滿好奇。

2025年，汪玉姣在泰國出版了《金錢與血脈：泰國僑批商業帝國的百年激蕩（1850年代—1990年代）》一書。該書為其博士研究基礎上的改寫，由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在這部歷史著作中，汪玉姣講述了泰國僑批局的百年興衰史，以及支撐其運作的一套制度網絡。這套網絡支撐起了整個東南亞移民社會的金融生態，也孕育了一種超越國界的商業文明。這本書更還原了僑批在人情社會中的溫度——一種跨越時空的托付和信任。

在《給阿嬤的情書》熱議之際，身在老撾的汪玉姣接受了澎湃新聞專訪，就這部電影和自己的歷史研究，介紹了僑批的故事。

汪玉姣著作《金錢與血脈：泰國僑批商業帝國的百年激蕩（1850年代—1990年代）》

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前兩天，汪玉姣趁著在廣州轉機的機會，去機場附近看了《給阿嬤的情書》，“連行李都沒拿直接跑到電影院，看完電影再回機場取行李。”

汪玉姣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完成博士研究，長期關注東南亞華人史，尤其是泰國的潮汕社群和僑批。她曾在泰國從事語言文化推廣工作，現居老撾。她說，在早稻田大學讀博士時，她的導師村嶋英治向她提到，他見過一種特殊的華人信件，泰語音譯近似“Poi Guan”，“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說的到底是什么。”后來汪玉姣去了泰國，找了很多資料，問了很多人，才知道這個詞指向的就是僑批。“批”在潮汕話中意為“信件”，實際上指的是匯款與家書的結合；“館”是聚集場所。“批館”就是華僑可以寄錢和信回中國的地方。

從那以后，汪玉姣開始進入僑批的世界，那些老報紙、僑批、檔案、訪談錄音如拼圖一樣勾勒成了一個隱秘世界。為了拼接這段跨國歷史，她長期查閱中、泰、英、日等多語種資料，希望盡可能從不同國家與社群的記錄中，還原僑批網絡的真實樣貌。汪玉姣在書中說，“我將它稱作‘金錢與血脈’的故事”。

在完成博士論文后，汪玉姣并沒有進入學術界，而是在東南亞工作，接觸了大量出海企業和中國人。“后來我突然感覺到，當下中國人的出海，跟我研究的下南洋時代之間存在某種共性。我有一次在演講中說，現在中國進入了‘下南洋2.0時代’。當然，今天的歷史背景、人物群像與當時完全不同，但我不想讓這本書只是鎖在學術圈里。我覺得它應該讓更多人知道。就像這部電影，通過僑批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情感入口。”

也正是出于這樣的初衷，汪玉姣以自己的博士研究為底本，跳出純學術的寫作范式，重新梳理史料、褪去專業晦澀的表述，將其轉化為大眾能夠讀懂、共情的通俗敘事，最終完成了《金錢與血脈》一書。在該書的自序中，汪玉姣寫道：“僑批業自下而上構建出一套高度自治的運作秩序——它沒有官方法規，卻比法律更具約束力；它不靠武力維系，卻能在中國與南洋之間穿梭自如。這是一個由‘信’而生的世界：信任、信件、信物、信息，既承載著血脈親情，也連接起跨國商業的脈絡。”一份僑批“不只是一張紙，二兩銀，而是凝結了一個時代千萬海外華人的心跳。它們漂洋過海，一封封信，送回那個叫‘唐山’的地方”。

據汪玉姣介紹，《金錢與血脈》內地版將由東方中心出版社在6、7月份出版。

2017年，汪玉姣在泰國華僑崇圣大學圖書館閱讀資料

【對話】

僑批背后是責任、情感與信義。

澎湃新聞：作為研究者，你在看了《給阿嬤的情書》電影后，直觀感受是什么？

汪玉姣：這部電影能打動很多人，首先是感情層面。就像我第一次看到僑批時也很震撼。和許多非潮汕普通人一樣，很難想象，靠一封信就能維系一個家庭幾十年的感情，甚至長達五六十年。

下南洋的男性大多在泰國，可能勞累離世、意外去世；留下來的人，大多在泰國娶了妻子，形成“兩頭家”，也就是有兩個家庭。即便如此，他們在泰國娶妻后，依然贍養中國的妻子和孩子，去世后還會交代泰國的孩子繼續寄送僑批。

還有一個觸動我的地方是，同鄉之間的幫忙。潮汕人說“膠己人”，就是自己人的意思，到了泰國也是如此，如果遇到什么困難，一說“膠己人”，有時對方就會說“算了，不要錢了”。

我覺得電影真正動人的地方，不只是“離別”，而是它讓人看到，僑批背后其實維系著一種跨越國境、持續幾十年的責任、情感與人與人之間的信義。

從泰國寄出的一份僑批

澎湃新聞：但這部電影有意思的地方是，無論中老年人還是年輕人，都能對這個故事產生共鳴，對僑批所傳遞和維系的情感感同身受。你怎么看？

汪玉姣：我第一次接觸僑批時很震撼、很感動，感受到華人骨子里的重情重義，展現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我在國外十六年，感觸很深，個體在海外沒有情誼和網絡支撐，會很孤立，容易想回國。某種程度上，也正因為今天的現實生活里，這樣的情感聯結越來越稀缺，大家才會對僑批所承載的情感產生共鳴。

我做僑批相關研究多年，平時接觸的都是檔案館資料、報刊、統計數據、批信等，海外華人在研究中是以群像、抽象的形式存在。電影的藝術呈現，把這些抽象的人變成了活生生的角色，會哭、會笑、會痛。研究多年的抽象對象，被賦予了生命，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這種感動，可能是研究者比較特別的一點。

電影還原了很多容易被忽略的細節

澎湃新聞：你作為研究者，覺得電影中對僑批文化的還原度怎么樣？

汪玉姣：我認為導演很用心，還原了很多容易被忽略的細節。

首先，電影中的“銀信局”，也就是鄭木生經常寄信的那個批局。它的書面形式寫的是“銀信局”，這是公文和書面稱法；“批局”或“僑批局”則是口語表達。這一點還原準確。

寄信過程中有代寫服務，這一點非常重要。批局的代寫服務完全符合歷史，下南洋的潮汕人大多是文盲，被逼無奈才冒險出國，坐船要一個月，生命風險極大。這些人大多數不識字，所以批局會提供代寫服務。到了中國這一頭，也會有送信，甚至代讀服務。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而且這些服務通常不額外收費，是包含在批局服務里面的。

電影里寄信時說錢先欠著，包括手續費也先欠著。寄信時可以賒賬、欠資費，這也是批局的真實服務。國內家屬的家用不能耽誤，而華工的工錢有時會延遲發放，批局通常允許賒賬。根據泰國1938年的中文報紙信息，泰國寄往汕頭的僑批，只有三分之一是用現金，其余三分之二都是以賒賬形式寄出的。這個細節非常真實。

銀信局是我研究的重點。我一直把它定義為郵局和銀行的結合體，但它又提供了現代郵局和現代銀行提供不了的人情味服務。銀行不可能幫你代寫，也不可能幫你代讀，更不可能賒賬。

還有非常震撼的一點：它背后其實存在一套非常嚴密的跨國信息記錄系統。批局會長期記錄寄信人與收信人的關系，包括誰是誰的父親、誰是誰的兒子、來自哪個村鎮，甚至家里的土地與宗族情況。僑批局在泰國往往設有銀信局，而在汕頭、潮汕僑鄉則有聯號或分支機構，它們之間共享信息、相互聯動。有些可能是同一個老板經營，有些則形成長期合作網絡。這種結構有點像今天的跨國公司體系，但又并不存在絕對固定的“總部”與“分部”關系。正因為有這樣一套跨地域的信息網絡，即便很多華僑無法寫出完整地址，批局仍然能夠通過村鎮、宗族與聯號系統找到收信人。這也是僑批體系非常獨特、也非常現代的一面。

《給阿嬤的情書》中的“裕豐銀信局”

澎湃新聞：電影中，反復出現的一個細節是木生寄往淑柔的信中，匯款金額是50港幣。這兩天，網上也有討論，為什么是港幣不是泰銖。你怎么看這個細節？

汪玉姣：電影里寄信寫50港幣，也符合歷史。在泰國與潮汕之間的僑批往來中，港幣長期是最重要的結算貨幣之一。我還原一下這個流程：寄批的華人拿著泰銖到批局，批局告知匯率，將泰銖兌換成港幣，寫信時直接寫港幣金額。

在近代跨國匯兌體系中，僑批局往往需要與銀行及匯兌機構聯動運作。在近代國家金融監管體系尚未完全建立之前，民間匯兌存在較大的自由流通空間。批局經營者拿到可換的外幣后，會分給這些批局；另一部分則可能用于自己的生意和貿易。所以批局經營者往往不是只做批局，而是兼營貿易等。那為什么選擇港幣作為結算貨幣？

首先金融方面，因為1935年以前，中國長期實行銀本位制度，貨幣價值波動其實非常大。相比之下，香港當時作為自由貿易港，它的港幣和金融體系相對穩定。因此很多僑批局會選擇通過香港進行中轉、結算甚至記賬。這樣一方面可以降低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另一方面，其實也能利用不同地區之間的匯率差爭取利潤。

航運方面，在19世紀后期，尤其是在1882年前后汕頭與曼谷之間穩定蒸汽航線建立之前，很多從泰國到中國南方的航運路線，其實都要先經過香港。也就是說，香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本身就是連接中國與東南亞之間最重要的航運中轉中心。而僑批本質上屬于一種跨國郵件與匯兌系統，它高度依賴船運網絡。所以香港首先是一個“物理通道”的核心節點。

此外，很多經營僑批的老板，本身同時也在做貿易。所以僑批并不是一個單獨存在的行業，它經常和米業、航運、南洋商品貿易這些商業網絡結合在一起。也正因為如此，我一直覺得，僑批真正厲害的地方，不是單純“寄錢”，而是它形成了一整套跨越東南亞、中國與香港之間的民間金融網絡。

僑批的內核和底色是血緣與地緣

澎湃新聞：你怎么看電影中僑批所體現的經濟支持與情感維系的雙重功能？

汪玉姣：我認為，很難區分經濟與情感孰輕孰重，二者相生相伴、不可分割。僑批又稱銀信，銀是錢，信是信，分開就不能稱為僑批，只能叫普通書信和海外匯款。

僑批最獨特的地方就在這里：它是“用情感組織經濟，又用經濟穩固情感”。如果沒有情感支撐，他不會冒險去賺錢、寄錢；如果沒有長期穩定運轉的匯兌體系，這些親情責任也很難維系。

所以我把這套金融體系稱為“草根金融體系”。它是自下而上的，是因為普通人的需求而催生出來的，不是政府或某個機構自上而下建立的。更重要的是，這套體系是跨國的。從泰國到香港，再到潮汕、閩南，一路要過海關、遇戰亂、經匯率波動、碰政策管制，風險極高。可它依然能運轉百年，靠的就是 “情感 — 信用 — 經濟” 擰成的一股繩，發展出一整套跨國信用網絡。

所以它靠的是情感、經濟、信用以及對家庭的責任等全部融合在一起，才能催生出這樣一套跨國信用體系。這也是為什么我的書名叫《金錢與血脈》：錢對應經濟，血脈對應親情。僑批就是情錢合一、義利共生的一種形式。它不是冰冷的金融史，也不是單純的情感故事，而是在高風險的跨國環境里，用血脈與信義撐起的一整套生存制度。

《給阿嬤的情書》中的“裕豐銀信局”

澎湃新聞：但電影觀眾還是很難理解和想象，這套草根金融體系居然維持了100多年，這套體系并不依靠西方商業和金融規則，相當程度依賴于人情血脈。

汪玉姣：我對此也感同身受。作為不了解那片土地的人，確實很難理解。后來我在研究過程中也有這個疑問。這本書的核心其實就是寫：為什么這套體系能夠存續150多年？它為什么這么堅韌？

這套體系能存續，首先是因為方言與血緣、地緣。海外華人社會以方言劃分，包括泰國在內。在我研究的資料中，早期僑批局的經營首先都是家族經營、同鄉抱團，員工可能是親戚，送批的水客或批腳可能是同村人。在香港、汕頭、曼谷的不同聯號，往往也是一個家族的。

比如鄭木生是潮汕人，他大概率不會去找福建人開的批局寄。潮汕人只會找潮汕籍批局。這是一個以血緣和地緣形成的網絡，讓失信成本變得非常高比合同更管用，比法律更有約束力。在華人小社會里，一旦賴賬或跑路，你的名字會在全曼谷唐人街、甚至原籍鄉村傳遍，全家都抬不起頭。

另一個機制是跨國網絡的 “聯保與風控”。僑批不是單點經營，而是泰國收批、香港中轉、汕頭派送，形成聯號互保、商號聯盟、公會自律。批局之間互相擔保、資金互相拆借，匯率統一、風險共擔。再加上嚴格的賬簿、暗記、船期、目錄副本，哪怕沒有監管，也形成了比官方更嚴密的內控。這就是為什么戰亂、封鎖、貨幣崩潰，僑批依然能把錢送到。后來還有僑批公會，起到行業自律和監管作用。因此它不是完全無體系的狀態。如果一個批局失信，也很難再混下去。

做批局的人往往不只靠這一個生意，如果在僑批業務中失信，其他生意也可能做不下去。而且批局之間還會相互擔保、資金拆借，這些都存在。隨著時間推移，商業因素占比越來越高。這也是后來它競爭不過泰國本土銀行的原因。隨著時代進步，中泰建交后交往的便利以及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僑眷不太需要匯款接濟生活，以及代際情感變淡等諸多因素，僑批體系也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所以這也是潮商、潮汕網絡比較獨特的商業機制。它有現代化的一面，但內核和底色還是血緣與地緣。

《給阿嬤的情書》劇照

僑批隨著跨國移民時代的結束逐漸消失

澎湃新聞：電影中的故事主要發生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在那個時期，僑批業務還能運轉嗎？

汪玉姣：還在運轉，這其實也是僑批歷史中很特殊的一點。1949年之后，僑批并沒有立刻消失，但寄送過程開始變得越來越不穩定，并經歷了很大的波動。冷戰時期，東南亞地區的政治環境發生變化，跨國匯兌、華文教育與華人社會都受到一定影響；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社會環境的變化，也讓很多跨國家庭在與海外聯系時變得更加謹慎。在這樣的背景下，僑批網絡雖然仍在延續，但已經不像早期那樣穩定順暢。

泰國華文報紙在1911年刊登的銀信局廣告

澎湃新聞：你剛才提到的關于壓制華人使用中文的內容，在電影中也有體現。電影里，華人學習中文處于地下狀態，在現實中也是如此嗎？

汪玉姣：完全符合歷史，而且是泰國華人最真實、最艱難的一段記憶。20 世紀 30 年代末到 50 年代，泰國推行強硬 “泰化政策”，全面禁止華文學校、禁止公開中文教育、嚴控中文報刊，超過 100 所華校被強制關閉，中文幾乎變成 “地下語言”。此后很多中文教育，后來會慢慢從“公開學校”轉向“家庭內部”。比如：長輩私下教孩子認中文字、講潮州話、讀家書、保留祖先牌位與祭祀傳統。

關于認同，“海外華人長期處于多重身份之間”既是泰國人，又保留中華文化。這種狀態不是簡單對立，而是長期協商。你可以說：“東南亞華人的真實狀態，往往不是‘二選一’，而是在多個身份之間不斷切換。”生存上：必須融入泰國要謀生、做生意、避迫害，必須學泰語、用泰名、適應本地制度。文化上：死死守住中文與祖籍認同越是被禁止，華人越要偷偷教中文、偷偷寫批信、偷偷維系宗族與方言。僑批與中文，就是身份的最后防線。情感上：靠僑批把 “根” 留住每一封僑批、每一次代寫代讀、每一次家鄉消息，都在提醒，我們來自中國，我們的家在唐山。

澎湃新聞：所以可以這么理解，僑批在歷史上的存在，確實強化了海外華人和中國故土的聯結。

汪玉姣：可以這么說。僑批肯定強化了連接。一個跨國家庭，家庭成員分散在不同國家，感情維系要靠物質支持，也要靠通信交流。華人下南洋就是為了養家，父母在中國，妻子孩子也在中國。僑批中有問候家人、詢問身體、講述近況等內容。它是一個情感通道。

這也是為什么我一直強調僑批的本質是“銀信合一”，是情感和金錢的統一。它不只是寄生活費。在那個年代，跨越多個國家、面對不同政策與不穩定局勢，僑批更像是一種確認：你還在嗎？我也還在，我們的家還在。

它通過僑批的方式，長期、持續地維系跨國家庭。在整個僑批歷史中，有戰爭、政局變化、郵政和航運通道封鎖，即使官方體系被打亂，

《給阿嬤的情書》劇照

澎湃新聞：僑批網絡后來逐步轉型為泰國現代金融體系的一部分，這個轉換過程是怎樣的？

汪玉姣：我其實不太會把它理解為“僑批網絡轉型為泰國現代金融體系的一部分”。更準確地說，是現代國家金融體系、郵政體系與跨國通訊技術的發展，逐漸取代了僑批原本承擔的功能。僑批網絡本身并不是現代銀行的雛形，而是一套建立在宗族、鄉緣、商業信用與跨國華人網絡基礎上的民間金融體系。它長期游離于現代國家金融體系之外，卻又能高效運轉。

到了20世紀中后期，隨著泰國本土銀行體系逐漸成熟，電話、電報與現代郵政網絡普及，國家開始加強對跨國匯兌的管理，銀行逐漸接管匯兌功能，郵局則替代了傳統批局的通信功能。更重要的是，僑批賴以存在的歷史基礎本身也在變化。過去大量華僑長期無法回鄉，只能依賴僑批維系家庭；但后來交通改善、中泰關系變化、中國改革開放以后，跨國家庭的聯系方式與經濟結構都發生了變化。

所以僑批的消失，并不是某一天突然終結，而是它所依賴的那個跨國移民時代，逐漸結束了。

這個轉換是漫長漸進的過程。

《給阿嬤的情書》劇照

《給阿嬤的情書》劇照

無數僑鄉女性真實命運的縮影

澎湃新聞：你怎么看電影中的女性形象？有些觀眾對電影中兩位女性的選擇不理解甚至不滿。你怎么看？

汪玉姣：我覺得《給阿嬤的情書》里關于“等待”的部分，其實是非常真實的。而且某種意義上，它幾乎就是整個僑批歷史里，無數僑鄉女性真實命運的縮影。

僑鄉女性的命運是多樣的，不能用單一群像來概括。我在批信中看到過僑鄉女性提到離婚的，也看到過她們給海外丈夫寫信說，如果在那邊需要人照顧，可以再找一個，因為我們很難再見面，你也需要孩子之類的考慮。

長期以來，僑鄉留守女性的形象多是苦情、被動、等待，等待信件、錢款、團圓，這是大多數僑眷的真實狀態。但在歷史史料中，我們看到許多僑眷收到信、收到家用之后，承擔家庭內部事務。比如夫妻通信中會寫：我收到多少錢，這筆錢給老大交學費，那筆錢給誰結婚送份子錢，還有買豬肉、給母親看病等。很多僑鄉女性，其實長期承擔著：種田、做工、養孩子、照顧老人、處理宗族關系的壓力。她們并不是脆弱地等待。相反，她們往往才是整個家族真正的穩定器。所以我后來越來越覺得：等待，是她們無法選擇的命運；但堅守，是她們自己的選擇。

操持家務本身也是責任和工作。塑造女性角色這方面我覺得電影其實已經做得很好了。看電影前，我以為兩個女性角色中，有一位是中國妻子，而另一位可能會是他在泰國娶的妻子。但導演成功塑造了南枝這樣一個獨立的女性形象，她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等待女性’，她替別人守護一個家庭，但自己也有非常強的主體性。讓她承擔了我們通常在史料中看到的男性角色：去養中國這邊的家，養淑柔和她的三個孩子。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創新，也給了觀眾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