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社會的“自學成才”是如何漸漸消失的？｜一葉識春秋

科舉時代，雖有私塾和書院，但士子讀書應試，仍以自修為主。不過，隨著新式學校系統的建立和完善，至少對大多數人來說，循規蹈矩地由小學、中學而大學，獲得一張由國家背書的文憑，才是“正途”；“自學成才”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當然沒有完全絕跡）。

因此，即使并未受到可見的操控，一個人仍會自動走上一條為“社會”所贊許的道路。事實上，只要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意思略作修改，這句話就可準確傳達“社會”運作的奧秘：在大多數情況下，只需布置好相應的權勢格局，“社會”就能通過無數成員的“自發選擇”而運作起效。

我最近讀到一本新書《修學廬日記》，感到其作者董樸垞的經歷，就可作為這一運作的例證。董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普通知識人，生前曾是浙江工學院（今浙江工業大學）圖書館館長，已刊行的著作有《中國史學史長編》《孫詒讓學記》等，華東師大王傳教授所編《中國史學史未刊講義四種》亦收入其《中國史學史初稿》，此外還遺留有大量未刊稿本。我對其人原本一無所知，下文的論述都來自我讀到的這部日記。

《修學廬日記》

作者: 董樸垞 撰 / 錢茂偉 等 點校

版本: 崇文書局2025年5月

《修學廬日記》是董樸垞先生一生所記的日記匯編。日記分為甲乙丙丁四集，分別為“項館時期”“大同教書時期”“燕大研究時期”“溫中教書時期”，傾力記載了其所閱之書、所行之事以及與師友的交往事跡，內容涵蓋文化、學術、思想、教育以及社會變遷等各個層面，是了解董樸垞其人其學的珍貴資料，也是了解晚清到民國時期學術及近代以來浙東風土人情的重要史料。

董樸垞是誰

董樸垞（1902—1981），名允輝，以字行，浙江瑞安人，1919年畢業于瑞安中學，1922年考入浙江工業專科學校，后轉入浙江法政專門學校，但不久便因貧窮、疾病，以及（他未明言但實際上可能更重要的）他不喜歡自己所學的專業等原因輟學。他愛好古文，以“傳經”自期，每日抱持古書誦讀不輟，與時代風氣格格不入，備受周圍人的嗤笑而“不顧”，由是在地方聲譽鵲起。1926年秋到1929年上半年，曾做過北洋政府財政次長，此時致仕鄉居的當地士紳項驤聘請他擔任自家的私塾教師；1929年下半年，復經項驤紹介，短暫任教于私立大同大學；1930年春進入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讀研究生，1932年畢業，任教于集美專科學校、杭州高級中學、溫州中學等，1956年調入浙江化工學校（浙江工學院前身）。

《修學廬日記》起于1927年正月初一（公歷2月2日），此后三年幾無間斷，直到1930年農歷五月十一日（公歷6月7日）戛然而止。那時董剛進入燕大讀書還不滿四個月，但他擔心自己常在日記中直言不諱地批評老師和同學，為人發現，引起禍患，就中斷了記錄。在集美學校時曾一度恢復，又很快中止（如今所見日記中無此部分），直到1939年10月10日重新開始，堅持近一年時間，至1940年10月1日徹底停止。目前出版的這部日記按其職業變動分為四集，分別是“項館時期”（是集篇幅最長，從1927年初到1929年9月初）、“大同教書時期”“燕大研究時期”和“溫中教書時期”。

董樸垞。

董樸垞日記持續的時間不長，目前我們所見大部分寫于其25到28歲之間，但篇幅并不短。董對這份記錄也很看重。據整理者所言，1966年“文革”高峰時期，董曾“將所有稿子撕成兩半”；1968年“又偷偷將撕毀的日記重行整理，重新抄寫”。其執著處仿佛吳宓，而吳將其日記看作一部“史書”；董樸垞雖未這樣說，但從對日記的分集看，顯然也有類似意識（一部有關自己的歷史著作）。更重要的是，作為一位理學信徒，他將寫日記看作一種修身方式，故在其中留下了不少直抒胸臆的成分，毫無遮攔，但也有一些應寫而未寫的部分——所有這些都為我們了解其生活、讀書、交游和思想情況提供了珍貴史料。

董樸垞在日記中，說自己的理想是成為一位“文學人”。但他所謂“文學”和其時一般所謂“文學”不同，是指古典的文字形式，尤其是唐宋以來所謂“古文”。在這方面，他最崇拜桐城派，手摹心追，一切修習俱照桐城舊法，平日讀書也將精力都放在文字的“氣勢”“腔調”上，即便是經、史經典也主要被看成作文時可以“取用”的工具。所以，他雖常自命為“國學”傳人，立志“傳經”，而實際所重只在“國文”一項，甚至對詩詞、楹聯等韻文形式也缺乏深入研究。

不過董樸垞似并未覺察這有什么問題。這一方面固然可能是因為，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文”是“學”的一個重要甚至最要組成部分，“國文”和“國學”之間的門檻很容易跨過，甚至越界者自己都無覺察——事實上，許多現代學者如顧頡剛、錢穆、繆鉞等都有由“文”入“學”的經驗，且對其學術產生深遠影響。董樸垞雖未有類似轉變，但他對二者的區分也似大不以為意。另一方面則可能是因為，還在新文化運動早期就曾發生過林紓和《新青年》同仁的爭論，新文化人如錢玄同等人更是直接把對手稱作“桐城謬種”：在“古文家”和“新文化人”之間似乎隱然存在一條分界線，使得不少“古文家”自覺或被迫承擔起“傳統代言人”的角色。董樸垞自覺不自覺地脈承了此種心態。

董樸垞。

用后來一度流行的名詞說，董樸垞屬于“舊派”中的“自干五”。這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不止眷戀“古文”，而且看不慣新文化運動提倡的一切：白話文、非孝、婦女解放，等等。他對新時代的兩性關系尤感不滿，自言生性“拘束”，一旦和女子講話便羞赧不已，曾因溫州圖書館的接待人員是一位女性而倉皇離館，反而是女性對此“不以為事”，使其感慨“人類幾與禽獸等矣”。不過，他后來到燕大讀書，看到“同學男女偕行于黑暗處自由談笑”，頓起“嗟時之想”——我們雖不知其所“想”何物，但既是“嗟時”，便很可能是感慨年華老去，其內心深處對男女交往、自由戀愛實際充滿了羨妒，絕不像他自認的那樣遵從“禮教”。事實上，他的學術主張也摻雜了一些“新”的成分，比如認為治學要有“系統”等。但實際經驗是一層，一個人的自我認知卻可能是另外一層。無論如何，這些都沒有妨礙他在意識上站在“舊派”一邊。

其實，董樸垞沒有經歷過真正的傳統社會：盡管其生活的瑞安還保留了不少“傳統”，但變化依然清晰可見。那么，董在“傳統”中看到了什么，使其眷懷不已？一個重要方面似是讀書人的尊貴地位。他聽人講“前朝掌故”，慨嘆道：“科舉時代，得功名不易，讀書總覺為可貴也”，如今即使留學歸來“亦不過如此”，令人悵悵。他因此說：“自科舉撤后，士之進身皆由學校，得碩士、博士以為榮，人生樂趣已亡矣。”此處“人生樂趣”四字深值注意：對他來說，傳統社會似乎有一種美學價值，現代社會雖存在與之相應的功能性配置（如碩士、博士之于科舉功名），卻無法在這方面取代舊的體制：“美感”看似不急之事，往往為歷史學家所忽略，但從情感史的角度看，卻是歷史中更為深入、持久的作用力量。

“自修” VS “資格”

借用皮埃爾·布爾迪厄的著名術語，我們或可說，董樸垞的“習性”（或譯“慣習”）更近乎傳統士紳，但在其生活的時代，士紳社會的價值和制度都已在消散之中。董只能看到傳統遺留下的幾星殘影：仍然受到尊重的耆老、前人的手澤或遺物、關于前輩學者的傳說、節氣習俗和民間信仰等。但年輕的董樸垞并未意識到這些只是將要馬上消逝的碎片，而誤認為自己可以像前人一樣，修學成才，出而應世，澄清天下。1927年初北伐軍來到瑞安，董周邊的很多人都已敏銳地察覺到時代已變，勸董入黨從事黨務，被他一口回絕：一方面因為他看不起那些因此“暴發”的“不學”之人，另一方面也因他對自己的未來另有安排，并充滿了信心。

不過，他的這種理想很快就遭到迎頭一擊。1929年夏天，項家子弟要考學，私塾結束，董樸垞必須找到一個新工作，以便養家糊口。他為此聯系多方，“東奔西走”，不料卻全告失敗。董樸垞為此心中“耿耿”，悔恨自己當初沒有獲得必要的“資格”，才有這般下場。這和他此前的認識大相徑庭，彼時他注意的一直是學問，如今似乎第一次意識到“資格”的重要。

正在此時，項驤介紹他到私立大同大學教授國學。董樸垞大喜過望，幾乎忘記了“資格”的存在：到大學教書正是其一向“求而不得者”，此次雖然薪水不多，但“名譽卻極佳”。他甚至想到同鄉李雁晴的先例：李也是出身貧寒而自學成才的人，1924年被廣東大學聘為教授，便富裕起來。董樸垞立志要“涉其后塵”。不過，到“大同”的第一課就令他備受打擊：學生嫌他一口溫州土話，難以聽懂，聲音又小，乃“囂哄”起來。之后他雖在項驤等的鼓勵下堅持了一個學期，但和學生的關系一直不睦。他認為這都是因為“大同”學生年齡大，底子差；自己又太年輕，對待學生“太寬”造成的。不過，十年之后他談及此事，說自己當時“被人蔑視”，皆因“資格”不足之故——他再次回到這個話題，提示出“資格”對他的困擾之深。

董樸垞書法條幅。

很可能主要是出于這個考慮，董樸垞克服了諸種困難（主要是其父母因家中無錢，反對他辭去“大同”教職），堅持去燕大讀書，深信“兩年后卒業”即可“得名得利”，解決家庭的經濟困難。但報到沒幾天，他就萌發了退學念頭。在同學勸說下返回學校后，他又想預支一筆獎學金，解決家中困難。他聽說這需要導師黃子通（這是他最初的導師，之后才換為顧頡剛）簽字，而黃讓他提交一篇“論文”他還沒寫，就連夜趕寫了一篇《贈黃先生序》，“論近世研究哲學者無系統類，獨稱黃先生不然，為余所思慕者在此”，“以為贄”。而在得知自己剛剛入學，不符合預支獎學金的規定后，董樸垞認定這都是因為黃子通貿然給自己寫了證明信，“以致失敗也”，并因黃告訴研究所董之性情不近哲學而勃然大怒，憤憤罵道：“黃氏真可惡。”其實，他早對黃子通不滿，認為黃受到的是西學訓練，“焉可以指導余乎？”兩相對照可知，雖有家貧的原因，但董的表現顯然一點也不“儒家”。重要的是，他對此似乎毫無反省，或有所意識而有意回避，反而篤信自己是在踐行傳統倫理的要求：因他在“盡孝”也。似乎只要有一份“孝”心，其他德行皆可不以為意。

做出退學決定后，董樸垞先去找了燕大的老師劉廷芳——他其實和劉并無深交，只因同鄉之故，加之劉也很熱情，而把劉看作依靠。劉廷芳當場答應幫他籌一筆款子寄回家中，但董認為這又是一筆債務，堅持退學。第二天，他又給燕大校長吳雷川寫了一封信，“告以行孝之道，請為從杭教廳謀一事，為安親心計”。次日，他跑去找吳，得到劉寫給浙江省教育廳廳長陳布雷的介紹信。并在日記中說，劉廷芳也為他寫了一封推薦信：“皆稱余行孝，天地所需”，一副理所當然的語氣，似乎完全不覺這種拜托有何不妥：“行孝”被看成調節整個世界秩序的砝碼，人人皆應無條件歌頌，提供幫助。

董的日記在1930年6月7日戛然而止，恢復時已是1939年10月10日——彼時董是溫州中學的國文教師。我們無法知曉他在這九年中經歷了什么。僅從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的短短記錄來看，拋開個人心態、性格、私德等因素（他在這些方面存在嚴重問題，亦是其種種遭遇的原因），從社會角度看，董樸垞陷入了兩種對立的境況，不免首鼠兩端。一方面是傳統學術和倫理的信仰：它們為其人生選擇提供了意義感，但也不免遮蔽了其視野；一方面是功利的需求：他需要一個為社會認可的“資格”來謀生，為此不得不做出有違初心的抉擇。董的生命歷程受到這兩股方向相反的力量的共同塑造，國文教師或許是最能兼顧兩方要求的職業，但即使如此，他仍無法擺脫被兩造撕扯的痛苦。

《董樸垞的國學與史學研究》

作者：錢茂偉 等

版本：人民出版社

2025年12月

“資格”究竟意味著什么

這個令董樸垞感到如此痛苦的“資格”究竟是什么，有何意義？在董的描述中，“資格”是一切的秘密：它仿佛一堵門墻，將自己隔絕在整個社會的大門之外；又如同一把鑰匙，掌握它就可以打開生活所有的大門。這種認識顯然夸大了“資格”的意義，但考慮到董樸垞的慘痛經歷，也就不難理解。從語境看，董樸垞念茲在茲的“資格”，其實就是一張文憑，一種認定某人具備了從事某項工作能力的憑證。它純粹只是一種形式，和真正的個人資質無關；然而，從“社會”的立場看，比起“資格”，真正的資質反而不太重要。

“資格”具備的無上威力當然并不理性，但也并非沒有任何因由。它的力量來自它最后的源頭：國家。“資格”代表了國家權力對一個人的認可。現代社會極度復雜，生活的所有面向都直接間接通向不同的政府管理部門，使它們構成了一個彼此關聯的龐大網絡。作為這些事項的實際用戶，我們當然期望身居某一職位的操作者對其業務能夠勝任愉快，但每個人的術業有專攻，實際上無法對從業者的資質做出一一鑒定。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將判斷權信托給某一部門——通常是教育機構，而后者也無法真正地對學生加以檢驗，只能以形式作為標準，通過頒發文憑的方式確定大家的未來。在此意義上，“資格”構成了現代社會與國家運轉的邏輯軸心。

董樸垞。

這種面向整個社會的制度落實到每個人的頭頂，就成為一種自動歸檔機制，把不同人帶入不同的路途：有的飛黃騰達，有的按部就班，有的打入另冊。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它也是一個社會對其成員進行的“服從性測試”。董樸垞當初從法政學校退學，當然有其客觀理由，但從“資格”角度看，無異于對官方的否定（盡管這絕非其主觀意愿）。然而一個人只能生活于“現實”之中。面對謀生的考驗，他意識到這種決定的后果是自己無法承受的，遂努力要取得一紙文憑。這是他對此前“錯誤”的補償，也表達了他對“社會”的服從和被“社會”的接納。

“資格”當然不是現代概念——傳統社會亦有其“格”（“破格”一詞至遲在唐代已經出現，在宋代就很常見了），令董樸垞追懷不已的科舉制就是一種造就資格的機制，“秀才”“舉人”“進士”等頭銜皆是“格”也。不過，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不同，它是一個相對簡單而疏松的社會，官方只是各種控制力量中最強的一方，而實際的管理密度仍然有限，遂遺留下大量的權力空白，給了主動或被迫離開社會“正途”的人發展的空間。事實上，我們不難在文獻中看到“圣賢”放棄科考、專意自修的事例——這當然仍然是少數人，但作者們多以贊賞態度提及此事，仍反映出一種具有“社會”意義的態度。

隨著現代社會日益復雜化，這種選擇也已難以持續。顧頡剛在1919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里指出：“從前的時候，學人尚可脫離科舉自己求學，現在的時候要在學校外尋許多篤志研精的人，可是尋不到了”，學生的“向上心成了一個‘要賺錢須得資格，要得資格須在學校畢業’的論式”。他的批評視角是道德性的（這并不新鮮），但仍指出了一個具有社會學意義的事實：“資格”、學校、謀生已經成為一張彼此貫穿、相互支撐的網絡，將所有人都籠罩其中，無人可以逃脫。他沒有指出的是，在這張網的背后，存在著一整套的現代制度體系，因而，他所批判的事實，是不能依靠個人良知的發見、修身或道德的踐行所能解決的。

作者/王東杰

編輯/李永博

校對/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