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黑猩猩打了9年內戰，這是同類史上最血腥的分裂

2015年6月24日那天，烏干達基巴萊國家公園里出了件怪事。

靈長類學家約翰·米塔尼和亞倫·桑德爾當時正在觀察恩戈戈黑猩猩群。那天，西部集群的幾只雄性黑猩猩走向中央集群的地盤。按往常，不同集群的成員碰面頂多互相打量、偶爾一起覓食，那天卻"徹底失控了"——米塔尼后來這樣描述。

尖叫、撕咬、追逐。西部黑猩猩最終逃跑，中央集群的追了上去。桑德爾說，"以前從沒見過這種情況。"

沒人想到，這場沖突會演變成一場持續近十年的"內戰"，成為有記錄以來野生黑猩猩群體中最血腥的分裂事件。

從1995年起，科學家就開始追蹤這群黑猩猩。將近二十年里，它們表面上是一個整體，一起交配、一起打獵，但內部早已形成三個更緊密的小圈子：西部、中央和東部集群。這種結構在野生黑猩猩中很常見——大群體里套著小群體，彼此有互動也有邊界。

但2015年那次沖突打破了平衡。

之后兩年，緊張局勢不斷升級。西部和中央的雄性開始頻繁巡邏領地，互相搜尋對方的蹤跡。2017年，西部黑猩猩攻擊了中央集群的雄性首領，把他打成重傷。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位首領原本就來自西部集群，只是后來轉到了中央。

到2018年，分裂正式完成。恩戈戈群體一分為二：西部集群成了一方，中央集群與東部集群結成另一方——雖然東部集群并未直接參戰，更像是中央陣營的盟友。

然后殺戮就開始了。

從2018年到2024年，研究人員記錄到西部黑猩猩殺死了中央集群的7只成年雄性和17只幼崽。另有14只中央集群的黑猩猩失蹤，由于沒有找到尸體，科學家無法確定它們是否也死于西部黑猩猩之手。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中央集群在數量上占優，卻沒有殺死任何一只西部黑猩猩。

這個數字在黑猩猩研究中意味著什么？

野生黑猩猩之間的暴力并不罕見。雄性黑猩猩會為了領地、配偶和資源互相攻擊，甚至會襲擊鄰近群體的成員。但恩戈戈的情況完全不同。根據遺傳學證據推算，黑猩猩群體發生這種規模的"內戰"，概率大約是每500年一次。

換句話說，人類可能正在見證一場極其罕見的自然實驗。

這項研究4月9日發表在《科學》期刊上。米塔尼、桑德爾和他們的同事花了九年時間，在烏干達的雨林里追蹤、記錄、分析這場沖突的每一個細節。他們的目標不只是描述發生了什么，而是想理解為什么會發生——以及這對理解人類自身有什么啟示。

這里需要暫停一下，澄清一個常見的誤解。

很多人聽到"黑猩猩戰爭"會立刻聯想到人類社會的種族沖突或領土戰爭，認為這證明了暴力是人類天性的一部分。但科學界的共識要謹慎得多。黑猩猩的群體沖突確實能提供線索，幫助我們理解人類戰爭的演化起源，但"理解起源"和"證明不可避免"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

恩戈戈案例的特殊之處在于規模。已知的野生黑猩猩群體中，恩戈戈是最大的之一，巔峰時期有超過200只個體。大群體意味著更復雜的社交網絡，也意味著分裂時可能產生更劇烈的震蕩。2015年之前，三個集群雖然存在，但邊界是流動的——一只黑猩猩可以從西部轉到中央，就像那位后來被自己舊群體重傷的首領一樣。

2015年之后，邊界變成了前線。

研究人員觀察到，沖突雙方開始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使用領地。西部黑猩猩會深入中央集群的地盤巡邏，專門尋找落單的雄性或帶幼崽的雌性。中央集群則采取防御姿態，聚集成大群活動，避免給對手可乘之機。這種戰術差異可能解釋了為什么傷亡如此不對稱：西部在進攻，中央在自保。

但這里有個謎團。中央集群數量更多，為什么從不反擊？

桑德爾和米塔尼提出了幾種可能的解釋，但都帶著不確定性。也許是中央集群的雄性更分散，難以組織起有效的攻擊；也許是它們評估風險后選擇了保守策略；也許是西部集群的某些個體特別具有攻擊性，形成了"核心戰斗小組"。真相可能是這些因素的組合，也可能包含研究人員尚未觀察到的動態。

這正是野外靈長類研究的常態：你能記錄行為，能統計傷亡，能繪制領地地圖，但很難知道一只黑猩猩"為什么"做出某個決定。

關于這場"內戰"還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幼崽的死亡。

17只幼崽被殺，這個數字在成年雄性傷亡之外格外刺眼。在黑猩猩社會中，殺死競爭對手的幼崽是一種已記錄的策略——新上位的雄性有時會殺死前任的幼崽，以加速雌性恢復發情周期。但恩戈戈的情況不同，這些幼崽死于群體間的沖突，而非群體內部的權力更迭。

這種"跨群體殺嬰"在野生黑猩猩中極為罕見。它暗示著沖突的烈度已經超出了常規的資源競爭，進入了某種更持久的敵對狀態。用人類社會的語言來說，這可能就是"戰爭"與"摩擦"的區別。

說到這里，不能不提一個名字：珍·古道爾。

大約五十年前，這位傳奇的靈長類學家——她于去年去世——可能在坦桑尼亞的貢貝溪國家公園觀察到了類似的分裂。但由于當時的研究方法和記錄標準不同，那起事件的細節遠不如恩戈戈案例清晰。古道爾的觀察像是一個模糊的影子，提示這類事件可能比我們想象的更常見，或者至少在黑猩猩的演化歷史中曾經常見。

500年一遇的估算，正是基于這種對比得出的。

恩戈戈研究的價值，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長期性。從1995年開始觀察，2015年目擊轉折點，2018年確認分裂，2024年還在持續記錄——這種時間跨度在野外生物學中堪稱奢侈。大多數研究項目受限于資金、人員變動或研究對象的消失，很難維持超過十年。而恩戈戈的數據跨越了近三十年，讓科學家得以追蹤沖突的完整周期，從緊張、爆發到固化。

這種長期觀察也揭示了黑猩猩社會的另一面：靈活性。

雖然分裂已經持續九年，但研究人員并未觀察到完全隔絕。偶爾，雙方成員仍會在領地邊界相遇，有時甚至會短暫地一起覓食。這些互動沒有升級為暴力，但也沒有恢復信任。用米塔尼的話說，這是一種"冷和平"——沒有正式和解，但也沒有全面戰爭。

這種狀態的穩定性同樣令人困惑。在人類社會中，長期的低強度沖突往往要么升級為全面戰爭，要么通過談判達成某種秩序。黑猩猩似乎卡在中間地帶，既無法回到統一，也無法徹底消滅對方。

對于理解人類戰爭的演化，這種"卡殼"狀態可能比激烈的戰斗更有啟發。

一個常見的理論認為，人類戰爭的出現與農業和定居生活有關——只有當人類開始積累資源、形成固定領土時，才有足夠的動機發動大規模暴力。但黑猩猩沒有農業，沒有財產，甚至沒有固定的住所，它們卻展現出了類似的群體對抗模式。恩戈戈案例提示，戰爭的某些要素可能比農業更古老，深植于我們共享的社會性靈長類祖先身上。

但這絕不意味著戰爭是"自然的"或"不可避免的"。

黑猩猩群體中同樣存在大量的合作、和解和和平共處。恩戈戈群體在2015年之前維持了二十年的相對和諧，本身就是一個反例。而且，野生黑猩猩的群體沖突很少達到恩戈戈這樣的規模——大多數時間，它們選擇回避而非對抗。

科學界目前更傾向于用"條件性"而非"決定性"的框架來理解這些行為：黑猩猩和人類一樣，有能力在特定條件下發動群體暴力，也有能力在另一些條件下維持和平。關鍵不在于"有沒有這種能力"，而在于"什么條件下會被激活"。

恩戈戈的"內戰"可能正是提供了這樣一種條件組合：足夠大的群體規模、清晰的地理邊界、歷史形成的集群認同，以及某個觸發事件——2015年6月24日的那場混戰。

研究人員還在追問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這些黑猩猩自己如何理解這場沖突？

它們是否像人類一樣，對"我們"和"他們"有明確的認知？是否記得2015年之前共同生活的歷史？是否對殺戮有某種情緒反應——類似于人類的愧疚或悲傷？這些問題目前都沒有答案，甚至可能永遠無法有答案。黑猩猩不會說話，它們的內心世界只能通過行為間接推測。

但正是這種不可知性，讓這項研究保持了必要的謙遜。

科學可以記錄殺戮的數字，可以分析領地的變化，可以推測演化的壓力，但不能替黑猩猩體驗它們的經歷。恩戈戈的每一只死亡的黑猩猩，無論是成年雄性還是幼崽，都是一個有復雜社會關系的個體——有朋友、有親屬、有獨特的性格。研究報告中的數字背后，是三十年觀察積累的細節，是研究者對特定個體的熟悉和記憶。

這種熟悉讓科學數據有了溫度，也讓閱讀這些數據的我們意識到：理解暴力，不等于合理化暴力。

研究團隊在論文中謹慎地討論了這項工作的潛在應用。他們希望恩戈戈案例能幫助理解人類戰爭的演化根源，但同時也強調，這種理解應該服務于預防而非接受。知道暴力在什么條件下更容易發生，意味著知道如何設計條件來減少暴力——無論是在人類社會，還是在黑猩猩的保護管理中。

基巴萊國家公園的旅游業已經注意到了這場"內戰"。一些游客專門前來，希望目擊野生黑猩猩的沖突行為。這種興趣本身提出了倫理問題：科學家的觀察是否無意中把動物變成了表演者？游客的存在是否會影響黑猩猩的行為？恩戈戈的研究團隊一直在與公園管理方合作，試圖平衡科研、保護和公眾教育的需求。

九年過去，沖突仍在繼續。2024年的最新數據顯示，雙方的地界基本穩定，但小規模摩擦從未停止。中央集群的幼崽存活率仍然低于正常水平，暗示殺嬰行為可能仍在發生。西部集群的雄性則繼續它們的深入巡邏，盡管獵殺成功的頻率似乎有所下降。

沒有人知道這場"內戰"何時結束，或者以什么方式結束。

在人類歷史上，長達九年的群體沖突足以被稱為"戰爭"，但很少會毫無結果地持續。通常，一方會勝利，或雙方會精疲力竭，或外部力量會介入。黑猩猩的世界沒有這些機制，它們的沖突可能真的會以某種我們尚未理解的方式"卡"在那里，一代代黑猩猩在父輩的敵對中出生、成長、死亡。

這種可能性本身，就是恩戈戈研究最重要的發現之一。

它提醒我們，人類社會的許多特征——戰爭的終結、和平的構建、敵人的和解——并非從自然中直接繼承，而是我們自己創造的文化成就。黑猩猩展示了群體暴力的古老根源，但只有人類發展出了控制這種暴力的復雜系統：法律、外交、貿易、共同敘事。

這些系統并不完美，戰爭從未遠離人類歷史。但恩戈戈的對比讓我們看到，沒有這些系統的世界是什么樣子。

2015年6月24日那天，當米塔尼和桑德爾目睹第一場混戰時，他們并不知道自己會記錄接下來九年的暴力。科學常常是這樣：一個偶然的觀察，開啟了一個漫長的故事。而在這個故事中，黑猩猩和人類都被迫面對一些古老而困難的問題——關于群體、關于邊界、關于我們愿意為什么而殺戮，以及我們是否能夠選擇不殺。

恩戈戈的雨林還在那里，黑猩猩還在那里，研究也還在繼續。每過一年，數據就豐富一分，我們對這些近親的理解就深入一層。但有些東西可能永遠留在迷霧中：那只被舊群體重傷的雄性首領，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是否認出了攻擊者的面孔？那些失去幼崽的雌性，是否以某種方式"記得"這場沖突的起源？

科學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但它可以確保這些問題不被遺忘，不被簡化為數字和圖表。在恩戈戈的研究中，每一個數據點背后都有一個具體的生命，每一次觀察都建立在對個體黑猩猩的長期熟悉之上。這種方法論的耐心，本身就是對暴力的某種抵抗——拒絕把生命抽象化，拒絕讓死亡變得輕易。

近十年過去，這場"內戰"仍然是同類研究中最血腥的案例。500年一遇的估算可能偏高，也可能偏低，真正的頻率只有未來的長期研究能夠揭示。但無論如何，恩戈戈的黑猩猩已經改寫了我們對野生靈長類社會動態的理解，也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在人類與黑猩猩分道揚鑣的漫長演化路上，我們帶走了什么，又創造了什么。

答案還在雨林里，在尖叫聲和沉默中，在下一代黑猩猩即將學會的社會規則里。科學家會繼續觀看，繼續記錄，繼續帶著必要的好奇與克制，試圖理解這些與我們共享98%DNA的遠親。而我們可以做的，或許是記住：理解不是終點，而是選擇的前提——關于我們想要成為什么樣的物種，關于我們如何對待彼此，以及關于我們是否相信，暴力之外總有其他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