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郵權”自主的淵源

（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在佳士得2008年春季拍賣會上，由清代大龍郵票（三枚全，中上品）創下的5376萬元成交天價紀錄，至今其他中國郵票未能超越。而在歷年媒體梳理的中國郵票拍賣紀錄榜單中，清代大龍郵票和同屬清代郵票的紅印花郵票更是穩居前列。作為中國郵票史上首枚郵票的大龍郵票，其身價之高昂既因物以稀為貴，更因它承載著極其厚重的歷史意義。

　　郵票，是一扇洞窺歷史的窗口。本書通過梳理清代郵票，回溯了中國郵政從無到有，“郵權”從被外國人分食到統一的艱難歷程。書籍后半部分用彩圖方式將清代郵票“一網打盡”，更令集郵愛好者賞心悅目。

　　1840年，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倍感屈辱的年份。同在這一年，正沐浴在工業革命浪潮中的英國迎來了世界上第一枚郵票，即“黑便士”。38年后，大龍郵票在中國艱難落地。而在此前，英、法、美、俄、日、德等國“陸續在中國大、中城市設立了各種名目的郵政機構”。雖然大龍郵票并非來自郵政部門而是由英國人赫德把持的海關，但這畢竟是有著大清特色的郵票，象征中國“郵權”逐漸告別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

　　郵票是郵政發展的產物，而郵政的誕生離不開傳統信件。“中國有文字記載的通信活動，始見于殷商時期”。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官辦驛站發揮著傳遞公文的重要功能。當然，在民間信件傳遞不暢的情況下，驛站最有可能成為私人信件傳輸的通道，但一些皇帝對這種“公器私用”的現象“不能容忍”，郵政顯然是最好的替代方法。

　　西方近代郵政業務進入中國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夕的1834年。郵政對清朝上下來說本就聞所未聞，郵票更顯陌生。1872年，洋務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的李鴻章在一份奏章中提到，“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也是自這年起，清政府拉開了前后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學序幕。自此，越來越多的人加入“睜眼看世界”的大潮中，創辦新式郵政成為呼聲最高的建議之一。執掌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最終獲得朝廷應允。

　　“從1866年海關總稅務司介入北京和上海之間的外國郵件傳遞工作起，到1896年海關籌辦的大清郵政成立，海關完全控制著以清廷名義進行的新式郵政的各項業務”。創辦新式郵政離不開郵票，但第一枚郵票的誕生一波三折。1878年3月，天津海關書信館正式對社會開放，它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家效仿西方模式的郵局書信館。而同在海關任職的德國人德璀琳“原本早在書信館開張前一年便向英國寄去定制郵票的訂單，但終因時間周期過長而作罷。無奈之下他只好請上海海關造冊處先行印制一批郵票應急”，這便有了大龍郵票的應運而生。

　　“大龍郵票全套三枚，圖案相同，主圖為龍，龍頭呈正面，龍身弧形彎曲，四條腿，每腿五爪伸向圖案四角”。大龍郵票圖案與清朝上下視龍為圖騰的理念不謀而合。大龍郵票的設計“模仿了當時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的郵票”，照葫蘆畫瓢，向來是后來者的捷徑。不過，郵票在封閉國度的出現，迎來的并非想象中的熱情。“1882年8月2日，寧波海關代理稅務司馬吉向赫德報告了‘郵票滯銷’的情況”，同時又稱，“中國人好像不懂郵票的用途，因此來買的都是外國人，如商人、教士、引水人等等”。不僅如此，國人對郵票的稱呼千奇百怪，“據不完全統計，19世紀中葉以后，見于公私文獻和民間俗稱中，郵票的中文稱呼達二十余種——士擔、士擔紙，顯系英文的音譯”。

　　雖然接受稍顯緩慢，但大門一旦開啟，郵政這道門便不可能再度關上。七年后，在大龍郵票模板磨損嚴重的情況下，更精致的小龍郵票誕生。再接下來，中國郵票加快向西方郵票追趕的步伐，第一枚紀念郵票——萬壽郵票的誕生便順理成章。

　　萬壽郵票的發起者是中國海關時任稅務司和郵政總辦的葛顯禮。雖然萬壽郵票在清代郵票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筆，但這枚郵票還有另一個并不光彩的地方。萬壽郵票的設計者是海關造冊處的德籍職員費拉爾。費拉爾除了設計水平極為有限外，還夾帶了不少“私貨”。他“利用職務之便，在監制郵票過程中做了不少手腳，弄出了許多錯異變體。1897年7月23日，費拉爾因在承辦、代印鎮江商埠郵票時監守自盜東窗事發。海關因此開除了他（名義上是辭職）”。

　　甲午戰爭失敗后，西方列強掀起新一輪瓜分中國的狂潮，成立國家郵政部門被視為國家“救亡圖存”的重要舉措之一。不過，即便成立國家郵政單位，要想統一國內業務仍面臨諸多阻力。一方面是外國勢力，另一方面則來自地方政府，包括張之洞這樣曾極力倡導“洋為中用”的有識重臣，也想地方在郵政發展中分一杯羹。1896年3月，大清郵政官局在夾縫中艱難誕生。1899年，郵政官局頒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份正式的新式郵政章程《大清郵政章程》。

　　由于國衰民窮，各方面都極為落后，西方已成熟的郵票發行機制，在大清卻常常漏洞百出，因此常常出現一些奇怪的“應急”現象。“1896年底，大清郵政官局開業在即，但在日本訂印的銀圓面值郵票還在印制過程中。郵政主管部門在對庫存的小龍和萬壽郵票組織加蓋改值后，又將海關擬在內部使用的紅色印花票券加蓋為暫作郵票”。紅印花郵票原來并不是郵票，“加蓋后才改變了票種的性質”。

　　而“日本版蟠龍郵票是大清郵政官局計劃于開業之日發行使用的，只是由于在印制過程中發生了種種問題，不能如期完成計劃，才臨時發行加蓋改值郵票救急”。蟠龍郵票發行后不久，辛亥革命爆發，因來不及印制新郵票，該郵票還曾“不足三個月竟出現了三次加蓋”。

　　此外，還有“颶風票”（“臺風票”）。因臺風福州郵局無法按時拿到1分郵票，因此“福州總局在缺乏1分和1/2分郵票時”，采取兩種策略，即“在未收到1/2分、1分票前，本、外埠信件暫實行一律收費1分。或仿照別國先例，用紅2分票斜剖為二，暫作1分使用”。

　　為適應時代發展，清代郵政還通過加蓋郵戳方式推出了欠資票，也就是“郵局向收件人收取少付或未付郵資時貼用的專用郵票，它不是預付郵資的憑證，在使用時郵局也不預售”。再后來，清代郵政還開辦了快信票和郵資明信片等新型業務。

　　在梳理清代郵票時，必然繞不開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郵票收入問題。由于史料殘缺，作者無法收集全面數據，但有一些信息頗為有趣。辛亥革命成功后，財政窘迫，有人曾建議，“制作紀念郵票并發行新的普通郵票，估計發行紀念郵票收入即可有4000萬之巨”。然而，想法很美好，現實卻很骨感，“一年多時間才收回100萬元”。

　　今天，郵政特別是快遞已高度發達，電子資信也已取代傳統信件，新一代人鮮知郵票為何物。清代郵票的開創性意義不容忽視。清代郵票既是落后時代國人艱難拓展的深刻印記，同時也承載了國家“救亡圖存”的歷史重任。如果拋開這些再看，清代郵票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簡陋到精致的發展軌跡，本質上也是近代中國緊跟時代步伐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