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正如炸彈升空勾勒出一種“史詩般的憤怒”，另一種同樣危險的聲音也在升起，其危險程度并不亞于劃破中東天空的導彈。鏡頭背后潛藏著一套敘事，它塑造出一種不同的故事版本；而在抵抗者看來，這場對抗是在直面歷史上最野蠻的工具。美國帝國則將其包裝為所謂對抗“恐怖主義”的絕對真相。
美國對伊朗的侵略，并非媒體圖景中的例外，在半島電視網的報道中也同樣如此。它只是又一個篇章，寫進了鏡頭為呈現完整畫面所付出的犧牲記錄之中。在這里，自由的聲音不會因媒體搶發而沉寂，分析性話語也不應僅僅因為媒體網絡所在國的主權遭到侵犯，就倒向某一方。美國和以色列直接針對記者的做法，也由此引出重要追問：一些媒體是否正在將侵略敘事常態化，報道又在多大程度上堅持了人道主義悲劇的敘述。
當人們宣告“新聞不是罪行”時，這意味著針對媒體機構及其從業者、甚至直接攻擊其辦公場所，都是不可逾越的紅線。這不僅關乎國際法，也關乎保障言說權、自由之聲與完整圖像的人類共同準則與價值。
但如果換一個角度重新審視這句由人道價值支撐的話，把它放回所謂職業性、反對捏造、強調客觀而非偏袒的框架中，我們又會看到什么？成為一名記者，不應因此淪為被直接鎖定和攻擊的理由。以色列正是這樣做的，它在加沙殺害了許多記者。那份寫滿名字的沉重名單還在不斷增加，法蒂瑪·法圖尼也加入了被占領者蓄意殺害的殉難記者行列。
占領者還把攻擊延伸到德黑蘭，針對阿拉伯電視臺總部發動襲擊，目的無非是壓制另一種敘事、壓制承載真相的聲音，以及壓制不同于親猶媒體機器所期待的畫面。回到“新聞為何會成為罪名”這一問題上，一句公開表態，或許就足以讓你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和《紐約時報》的部分內容，正是以類似敘事為以色列對伊朗的侵略辯護，把它描述為推翻一個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并將戰爭簡化為維護美國利益。同時，這些內容還通過媒體封鎖，回避完整呈現以色列境內發生的事件，對被以色列殺戮機器鎖定的數以千計平民保持一種默認式沉默。
這無疑是一種赤裸裸的共謀，也是媒體與新聞職業的失守。那么，這種做法是否已經上升為一種針對人類的罪行？當受害者人數被“蓄意遮蔽”，當在簡化語境中“國家”被替換成“伊朗政權”，當“轟炸軍事設施”這樣的誤導性表述取代了“系統性針對平民”，當陸地軍事干預被描繪成把世界從德黑蘭的邪惡中“解放”出來，這種偏向就已昭然若揭。它既不配屬于那些把鏡頭當作真相之鏡的人，也不配屬于那些本應為人發聲的人。
可以說，對伊斯蘭共和國的妖魔化，以及把它視為地區和世界的頭號敵人，與占領者所炮制的敘事是彼此契合的，并進一步推動東方局勢走向更深的惡化。
我們或許可以同意，伊朗曾襲擊海灣地區領土，而這一消息在半島電視臺上也得到了分析性、客觀性的呈現。但我們是否真正意識到，眼下正在發生的，其實是以軍事基地為借口的“殖民主義回歸”？媒體如今也在投下自己的“炸彈”，進入一個并不缺少數字交鋒的戰場：這里既有支持伊朗共和國的人，也有反對它的人。
當記者們在伊斯法罕的一家醫院里，為小女孩宰娜卜那被徹底滅絕的一家人落淚時，這本身就說明，人道關懷不可分割，也不容被曲解。轟炸醫院、大學、住宅和生命來源，本身就是反人類罪。
半島電視臺記者和其他記者仍在德黑蘭街頭穿行，注視這座城市堅韌的民眾與戰爭留下的廢墟，追蹤那些故事與這個共和國歷史上的關鍵時刻。借由這樣的報道，他們也在見證一種歷史的生成：地區變化的先聲正在顯現。
戰爭終將以基礎設施和國家機構遭到破壞而告終，但敘事之戰不應讓語言也淪為廢墟。因為當我們的家園迎來擺脫殖民者的時刻，如果再沒有人用真相之鏡描繪完整圖景，再沒有人舉起“與人站在一起”的旗幟，那種后果將更加令人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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