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原因使得桓氏在荊州構建政治軍事團體從而挑戰東晉司馬氏政權

東晉末司馬氏的皇權早已搖搖欲墜，而桓玄憑借桓氏積攢的雄厚資本，最終逼走晉帝開啟了短暫的桓楚政權。

東晉一朝，荊州始終是扼守長江上游的軍事重鎮。桓氏能將荊州徹底打造成自家根基，凝聚起足以顛覆朝廷的力量，三大原因每個都戳中了東晉門閥政治的命門。

第一是收攏南渡北人，東晉的南渡北人就是戰斗力的代名詞，縱橫天下的北府軍主力也是南渡北人。

桓氏發跡于軍旅，這家人對治軍以及邊境復雜關系處理極為的熟悉和在行，更難得的是，他們對南渡北人始終秉持開放包容的態度：不歧視、不排擠，唯才是舉，給足施展才華的機會，更給足安身立命的尊嚴。

從姚襄麾下投奔而來的楊亮，被桓氏委以重任；桓溫北伐關中、兵臨咸陽時，率眾歸附的吉挹，也得到了破格提拔。

這群在江南遍地是排擠、處處是冷眼的北方人，在荊州找到了歸屬感，人心換人心，實力換忠心，干勁兒十足。

第二是東晉的政治舞臺始終都是建康頂級望族的獨角戲。瑯琊王氏等門閥士族，牢牢把控著中央朝政，形成了一個封閉排外的權力圈子，地方軍功派被排擠在圈子之外。

荊州地處東晉邊境，常年要面對北方胡族南下、境內叛亂四起的危機，荊州將士們浴血沙場、守土衛國，仗打了一場又一場，血流了一次又一次，可等到論功行賞時，卻連建康朝堂的門檻都摸不到。所有的榮華富貴、高官厚祿，都被建康士族瓜分殆盡。

于是，建康士族圈地自萌，荊州軍功派抱團求生，二者天然對立，而桓氏就是荊州軍功派的利益代言人。跟著桓氏，不用看建康士族的臉色，不用再白白付出卻一無所獲，能在荊州扎根立足，能憑借戰功獲得實實在在的利益與地位。這種利益綁定，讓荊州軍功派徹底倒向桓氏，成為桓氏在荊州最堅實的政治力量。

第三是桓家人都很強勢，荊州本土勢力在獲取利益和發展過程需要強力保護傘，正如三國時期孫家作為江東世族代言人一樣，桓氏能夠為荊州本土勢力提供利益保障。

這種利益不僅僅是在荊州本土保證，更具有和東晉建康中央拉扯的能力，爭取更多話語權。

這份利益綁定，從時間上就能看出分量：從公元345年桓溫正式執掌荊州，到公元388年桓石民在荊州刺史任上去世，桓氏家族牢牢掌控荊州長達43年。

這43年里，東晉朝廷數次想要收回荊州控制權，卻始終無從下手。桓溫更是一度憑借荊州軍力，掌控東晉朝廷話語權，權傾天下。即便桓溫去世后，桓氏失去了中央話語權，但在荊州的根基早已根深蒂固，依舊是無人敢撼動的地方強權。

也正是這份積攢了數十年的實力，讓桓玄最終有底氣起兵東進，逼走東晉司馬氏皇帝，完成了篡晉稱帝的舉動。

縱觀桓氏荊州集團的崛起，對上，打破建康士族的權力壟斷；對下，收攏南北四方的人心力量；對內，綁定荊州本土的世族利益。 三代人的苦心經營，讓桓氏在荊州打造了一個足以對抗東晉朝廷的強悍軍事政治團體。

不過桓玄也是沒當皇帝的天命，稱帝沒幾天遇到了氣吞萬里如虎的劉寄奴，打空了司馬氏，卻成了劉家的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