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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芙秋,1924年出生,浙江溫州府前街人。
其父曾唯貫在府前街開挑花局,一家人過著衣食無憂的日子。抗日戰爭爆發后,曾家的產業被日寇飛機毀炸,曾唯貫與長子都死于侵華日軍的炮火與槍口下,從此曾家一蹶不振。家仇國恨成為曾芙秋走上革命道路的動力源。
13歲時,她參加共產黨外圍組織“萌芽讀書會”,接受馬列主義、共產主義啟蒙教育。抗戰爆發后,曾家狀況一落千丈,她大小姐的人生觀急劇轉變。
1940年,曾芙秋考入溫州聯中(溫州第二中學)。溫州聯中已成立中共黨支部,黨支部書記就是著名的浙南革命英烈關榕。因為曾芙秋工作出色,這一年她在聯中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介紹人是關榕的姐姐關少嫻。
溫州二中《六十五周年校慶紀念冊·溫州第二中學簡史》中說:“1940年春,中共聯中支部成立,關榕為書記,關少嫻、董服官、陳力萍、陳大可為委員。黨支部發展了曾芙秋、葉永棣等入黨。不久,考慮到關榕在校學生自治會和縣學聯等組織中已擔任要職,支部決定改選,由關少嫻任書記,曾芙秋、陳式干為委員……1940年暑假,關榕、關少嫻被逮捕,出獄后仍受特務監視,后到括蒼山根據地參加革命,無法與學校黨組織聯系。因此,聯中黨支部暫停活動,但是,部分黨員仍在校堅持秘密工作。”
“1941年春,在城區黨委主持下,重建聯中黨支部,曾芙秋任書記。1942年夏,溫州第二次淪陷,根據浙南特委指示和上級黨組織安排,曾芙秋、葉永棣和進步青年趙國熊等4人到上河鄉金堡山,以辦民眾夜校的名義,作發動抗日游擊戰準備。后日寇撤退,4人回校,趙國熊入黨。”
“1943年10月,學校一黨員被捕后自首,曾芙秋、葉永棣被迫離校,黨支部活動再度中止。”
曾芙秋離開聯中以后,到永嘉江北岸的龍橋小學,以教師職業為掩護,從事地下黨工作。當時中共溫州市區的區委機關也設在這所小學里,學校的教師全部是黨員。
不久,黨組織交給曾芙秋一項任務。中共浙江省省委婦女部部長陳碧如要生孩子,黨組織要求曾芙秋為陳部長安排一處秘密住地。
曾芙秋接受任務,將陳碧如接到自己家中,并交代家人嚴守秘密,保證陳碧如的人身安全。曾家的姐妹中,有兩位畢業于溫州白累德醫院醫士班,陳碧如在曾家家人的呵護下,母子平安。
還有一次,國民黨準備采取清查戶口的方式大肆搜捕地下黨員,曾芙秋事先得到情報,并迅速把消息傳給黨組織,使市區的黨組織能夠及時轉移。
1943年冬,由于黨內出叛徒,革命斗爭形勢更加惡劣,為了保存革命力量,組織決定讓曾芙秋轉到四明山浙東抗日根據地工作,并安排她在浙東區黨委機關報《時事簡訊》(后成為《新浙東報》)印刷廠工作,化名陳婕。印刷廠廠長是游擊縱隊政治部干事周斯明。
1944年秋,中共浙東區委書記、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政委譚啟龍將一項非常重要而又特殊的任務交給新四軍軍部后方政治部宣教干事樂群,讓她與打入日偽心臟秘密工作半年的新四軍“反間諜小組”組長周迪道聯系,并由樂群領導這個小組的反間諜情報工作。
譚啟龍說:“根據目前形勢,黨中央和毛主席要求大力加強大城市和滬杭甬鐵路沿線交通要道的工作,任務很緊急,很艱巨,區黨委經過慎重反復研究,決定派你去領導周迪道這個小組的工作……具體任務由丁公量同志向你交待。區黨委已決定將敵偽軍工作委員會改為城市工作委員會,丁公量過去是敵工委副書記,現在是城工委委員、副書記。”
丁公量向樂群介紹了潛伏在日本憲兵隊里的新四軍“400反間諜小組”的詳細情況,并告知:“經區黨委和譚啟龍政委批準,在敵工委領導下,我們在日本憲兵隊內部建立了一個反間諜工作小組,首長規定這是絕對機密,在敵工委內部也只有主要領導人知道這件事。”
這個小組的成員是:代號為401號的周迪道、代號為402號的周斯明、代號為403號的馮禾青、代號為404號的王福林、代號為406號的莫奇、加上代號定為400的樂群。
此時,曾芙秋還在浙東區黨委機關報社工作。1944年秋,浙東區黨委機關報《新浙東報》在鄞縣西部設立鄞西發行站,站長名為張黎,發行員陳捷(曾芙秋)。她們喬裝成村婦,在當地老百姓的掩護下,在鄞西秘密開展黨報的發行和宣傳工作。
在鬼子的一次夜間“圍剿”中,兩人因事先沒有得到情報,在睡夢中被敵人逮捕。審訊中,兩人一口咬定自己是普通老百姓,無辜被抓。張黎說自己是小學教員,陳捷說自己是農村婦女,面對敵人的嚴刑逼供,兩人守口如瓶,始終沒有暴露真實身份。
張黎、陳捷被抓的消息很快傳到四明山根據地,《新浙東報》報社的領導要求敵工部門設法營救。丁公量親自把這項營救任務交給了新四軍“400反間諜小組”。
“反間諜小組”的402號周斯明得到消息后,說:“張黎與陳捷是我在《新浙東報》報社的同事,我們有著濃厚的戰斗友誼。她們是兩位好同志,現在落入鬼子魔掌,組織指示我們營救,我們一定要千方百計完成組織交給我們的任務。”
得知這個情況,丁公量立即指示:“政治保衛局是汪精衛賣國集團一個重要特務組織,共產黨已經派人打入這個組織內部,但寧波的敵偽政治保衛局還是空白,現在敵人既然來這一手,我們不妨將計就計,讓張黎、陳捷答應下來,潛伏在敵人心臟。”
不久,丁公量決定讓張黎、陳捷加入“400反間諜工作小組”,張黎的代號為407、陳捷的代號為408。于是曾芙秋也成為一名戰斗在諜海之中女特工。她忍辱負重,與敵人斗智斗勇,秘密竊取敵人的情報,傳送給地下黨組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投降,“400反間諜小組”的成員也順利完成黨組織交給任務,返回四明山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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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根據當時黨組織指示,還策反了一批敵偽人員,有60多人,帶著一部電臺,一挺機槍和許多槍枝彈藥投奔新四軍。譚啟龍親筆寫信,對“400反間諜小組”的勝利歸來表示歡迎。
1945年9月,根據中央指示,浙東區黨委和浙東游擊縱隊以及地方黨政干部,除留下少數精干武裝隱蔽堅持斗爭外,在7天之內必須全部撤離浙東,開赴蘇北。樂群則受黨組織委派,到上海擔任山東的中共華中局與留在上海及浙東堅持地下斗爭人員之間的聯絡工作。
曾芙秋在部隊撤離之前,與張黎一起回到四明山游擊縱隊。北轍時,組織決定讓她隨大部隊一起行動。此時,曾芙秋得了黑熱病,不能行軍,黨組織讓她配合樂群到上海做地下交通工作。但在上海的時候,她與樂群失去了聯系。后來,曾芙秋找到黨組織,浙南游擊隊派人把她帶回浙南根據地。
1948年春,曾芙秋參加中共浙南特委機關審干學習班。因為對她在寧波曾經被日寇俘虜這段歷史不了解,一時又找不到確定她是“400反間諜小組”人員的證明人,證明她是黨組織派入敵人心臟做諜報工作的特工,一些人誤認為她有叛變行為,將她認作是“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
黎明前夕,浙南地下斗爭形勢非常嚴峻,條件艱苦,機關、部隊的流動性非常大,不可能長期帶著一個“有嫌疑”的人行動。在既沒有人澄清,又不可能派人外出調查的特殊情況下,曾芙秋含冤而死,年僅25歲。
但那些曾經與曾芙秋并肩戰斗過的戰友們,并沒有忘記這位隱蔽戰線患難與共的戰友。“400反間諜工作小組”的傳奇故事被許多同志整理成革命回憶錄,有《樂群同志與400小組》《日寇憲兵隊里的新四軍》《浙東敵偽軍工作記事——無形的戰線》等,曾芙秋在日本憲兵隊那段斷層的歷史也浮出水面。
經過組織的調查,根據曾芙秋的上級、新四軍“400反間諜小組”402號周斯明和新四軍軍部后方政治部宣教干事、新四軍“400反間諜小組”代號400號樂群等人證明,并由原浙南特委書記龍躍、原浙南特委宣傳部部長胡景瑊親筆出具的書面證明:曾芙秋確系我黨好同志,當時確系錯殺,應予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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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芙秋的戀人叫馮增榮,兩人在學生時代就是共同投身革命的戰友。當時,馮增榮是地下黨溫州城區區委書記。1947年冬,中共永嘉縣委批準曾芙秋和馮增榮為夫妻關系。
1996年,溫州二中校慶。曾芙秋表妹的女兒施菲菲看到校友名單上有馮增榮的名字。見到馮增榮先生時,她說明了自己與曾芙秋的關系。馮增榮很驚喜,緊緊握住我的手。
兩人分別后不久,馮增榮捎給施菲菲一本自己的詩集《感情的風》。上有一首《悼亡——獻給一位屈死的英靈》詩,分明就是寫給曾芙秋的。
有一次,我與她一起上街,到了路口,她讓我在巷口給她放風,然后趁沒人注意,將包里的傳單取出來貼到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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