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士明：中美競爭的底層邏輯

光華EMBA體驗課 2026

中美競爭

的底層邏輯

用思想力

尋找未來成功最優解

中美戰略競爭不僅是國家的宏大敘事，也從方方面面影響到企業的生存發展和千家萬戶的日常生活。

對企業而言，許多公司需要重新考慮自己的生產布局和發展方向；對普通家庭來說，這種影響可能反映在商品價格、就業機會變動或者出國交流上。這些看起來不大不小的變化，都和大國關系的冷暖起伏連在一起。

日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EMBA中心特別邀請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燕京學堂常務副院長范士明為同學們帶來了一場名為“中美競爭的底層邏輯”的深度分享。

講座圍繞中美關系的演變與底層邏輯展開，重點分析了自冷戰結束以來特別是2010年后中美關系轉變的原因。范士明教授指出，中美關系已從冷戰結束初期的互適、合作與互構日益轉向對沖、對立甚至對抗，其背后深層原因涉及歷史、結構、制度和觀念四個維度。

01

歷史邏輯

范士明教授首先梳理了百余年中美關系的脈絡，尋找中美沖突的歷史邏輯。

兩國的負面歷史記憶主要還是源于新中國建立以后的沖突對立。晚清時期，清政府曾委托美國前駐華公使蒲安臣率團出訪歐美宣傳開放變革，又推動幼童留美計劃，凸顯當時美國在洋務派“以夷制夷”“師夷長技”中的獨特位置。清末民初，政界、知識界許多人將美國的制度與文化視為變革圖強的參照，最終與美國結成戰時盟友。因此總體上，相較于中國與其他西方列強的關系，中美間的歷史負面遺產并不突出。1949年以前的中美矛盾主要與19世紀后期美國排華、傳教引發的觀念和利益紛爭以及中國爭取美國外交支持而不得引起的失望、幻滅有關，也涉及美國的種族主義、救世情結等。

冷戰時期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長期對立與隔絕，構成了雙方敵人意象的主要來源。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分歧深刻嵌入了這段歷史，其負面話語和形象影響延續至今。冷戰結束后，兩國關系失去了合作抗蘇的戰略基礎，美國被視為“西化”、“分化”中國的言行，連同臺海、炸館、撞機等幾次危機，持續激化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對美反感，更強化了戰略層面的不信任。這些層層累積的歷史記憶，持續塑造著彼此的戰略判斷。

02

結構邏輯

如果說歷史提供的是情感底色，那么國際體系和國內經濟的深層變化，則為中美競爭注入了結構性壓力。

所謂結構邏輯，首先指的是雙方在國際體系中權力、地位的相對消長，以及這種系統性變化對中美關系的作用。范士明教授首先用幾組數據勾勒了中美間的力量轉移：中國經濟總量從1995年世界第八躍到2025年升至第二，占美國GDP比重由不足一成提高到約七成；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早已超越美國。如今中國已是全球一百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綜合國力和軍事實力也相應大幅上升。這種“東升西降”的趨勢，引發美國學界、政界等對“大國政治悲劇”、“修昔底德陷阱”等戰略焦慮，中國愈發被美方視為對既有國際秩序的系統性挑戰，形成了守成國和崛起國之間的“安全困境”。

其次，兩國經濟結構的變化也加劇了中美之間的競爭和敵意。冷戰結束初期，中美兩國經濟結構互補性較強，中國進入工業化、城市化高潮，作為興起的全球制造業基地，產品大量出口，而美國正轉向后工業經濟，進入信息時代，兩國在經濟全球化中形成強烈互補關系。但近十幾年，中國經濟也快速轉向信息經濟、數字經濟，產業升級，在人工智能、先進制造、半導體等高附加值領域，雙方日漸演變成同一賽道上的直接競爭。這自然加劇兩國沖突。

從全球層面看，全球化退潮。過去十幾年間，其他主要經濟體的表現相對乏力：俄羅斯經濟因戰爭消耗正陷入困境，英國脫歐等因素削弱歐盟競爭力，日本陷入長期低迷，這使得中美之間的力量位移顯得更加突出。

03

制度邏輯

在制度層面，范士明教授認為，雙方政治經濟體制差異巨大，而且在諸多方面發展方向趨于對立。美國堅持分權、制衡，在聯邦和地方層面采取多種分權，強調權力源自選舉，崇尚自由市場經濟；中國則是單一制國家，強調權力集中統一、戰略規劃與國家主導的發展，在重要領域實行“舉國體制”。美方時常給中國貼上“非市場經濟”標簽，中方則倡導“中國式現代化”的自主發展道路。美國指責中國國企在一些行業的壟斷支配地位阻礙外資進入，認為中國的產業政策“扭曲市場”；中國認為美國大企業服務于資本利益，其政府在維護社會穩定、公平和正義方面行動乏力。

制度之爭反映在雙方的經貿沖突里，美國不僅要糾正貿易不平衡，還試圖施加壓力讓中國放棄產業政策和削弱國企，而這是中國不可能放棄的“制度優勢”。美國的分行業和區域利益集團也利用其分權的特點掣肘中美經貿關系。

制度沖突也產生外溢。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安全、發展等方面出現治理赤字，原有國際機制效能弱化；中國通過建立新的補充性國際制度，擴大在規則制定權上的話語權，倡導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推動建立的亞投行、金磚銀行、上合組織等等新型多邊機制，被美方視為挑戰既有秩序的“另起爐灶”。拜登政府更曾以“民主對威權”描述中美沖突，并組織所謂“民主峰會”，主動強化陣營劃分。兩國國際秩序之爭顯現。

兩國政策和制度差異，根植于各自的國內政治結構和發展模式。如有的中國學者提到，西方的現代化，一種是英、美為代表的商業集團為主導的 “社會個體中心主義”模式；另一種德、日為代表的官僚機構為主導的“國家中心主義”模式。中國則是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其核心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模式不僅與西方迥然不同，也較難以被其他國家復制。

04

觀念邏輯

范士明教授認為中美兩國最難以調和的部分是觀念層面的深刻對立。

中美兩國的歷史與社會背景迥然不同，但同時又都各自懷有強烈的“例外論”或“特殊論”。中國認為本國歷史悠久、愛好和平、主張和平共處、從不侵略擴張或干涉他國內政，為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是多極化的促進者；美國自視為“上帝的選民”、自由的燈塔，肩負領導世界，推進民主、人權的普世使命。

雙方對于個人、集體和國家的關系，理解全然不同。美國夢突出通過個人奮斗獲得成功，強調國家為個體提供階層流動的機會而不是“扶貧”；中國夢則側重民族復興與集體成就，主張個人理想融入、服務于國家事業。中美兩國在國情、文化、觀念上存在差異，雖歷經長期交流，核心價值仍然難以相互兼容。康有為早有名言“本源不類，精神皆非”，梁啟超等也斷言中國無法實行美式民主共和制度。觀念和文化上的差異集中反映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類似文明沖突的討論時而泛起。如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美國國務院官員曾公開使用種族主義色彩的言論攻擊中國。這種觀念鴻溝已成為戰略互信難以建立的根本障礙。

在逐一剖析四個邏輯之后，范士明教授在講座結尾總結道：今天的中美沖突早已超出單純的利益之爭，它交織著歷史記憶的疊壓、權力格局的重組、制度路徑的競賽和文化價值觀的深層碰撞。但與此同時，中美兩國依然深度相互依賴，共同走向數字時代，在新的環境下展開全面競爭。這場沖突將是兩種發展道路、兩種社會制度、兩種價值觀念之間的長期競爭。

講者簡介

范士明，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現任北京大學燕京學堂常務副院長。長期從事國際學術交流合作、國際合作辦學、國際化人才培養等工作。在北京大學獲得法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講授“國際關系史”、“中美關系研究”以及“國際傳播政治學”等課程，研究領域主要關于國際關系中的形象、認知、輿論和傳播。曾在美國哈佛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挪威奧斯陸大學等訪學、研究、任教。

來源 |北大光華EMBA項目

審閱|塔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