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周期：常態、變態與回歸

經濟周期，作為市場經濟的內在律動，始終是宏觀經濟學研究的核心議題。它并非簡單的線性增長或衰退，而是一種復雜系統在動態演進中呈現出的節律性波動。從短期的庫存調整到長期的技術革命，經濟活動總是在擴張與收縮之間循環往復。然而，在特定歷史時期，尤其是在遭遇極端外部沖擊或面臨深層結構性扭曲時，這種常態化的波動可能被打破，呈現出一種偏離常規的“變態”特征。理解這種變態的機制，以及經濟系統如何憑借其內生韌性最終實現“回歸”，對于把握宏觀經濟的深層邏輯，制定前瞻性政策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一、周期常態——新陳代謝與周期的內生節律

1.1 經濟周期的內生性與規律性

經濟周期的“常態”并非指經濟增長的停滯，而是指經濟活動圍繞長期趨勢有規律的上下波動。值得注意的是，拉長時間來看，長期趨勢也有周期，而不是只有圍繞長期趨勢的短期走勢有周期。這種周期性波動是市場經濟機制的產物，反映了經濟系統內部供需關系、投資行為、技術創新等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經典的經濟周期理論，如基欽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長波，從不同時間尺度揭示了這種波動的存在及其背后的驅動因素。它們共同指向一個核心觀點：經濟波動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自然現象，是系統自我調整和進化的表現，是一種制度性現象。

橡樹資本霍華德?馬克斯對周期的判斷，直指周期常態的核心本質：周期從來沒有什么不一樣。在他的周期論述中，反復印證著一個不變的規律 —— 歷史不會重復，但會押韻。資本市場、宏觀經濟的每一輪周期波動，看似有著不同的觸發因素、表現形態，從技術革新到政策調整，從全球化浪潮到產業更迭，外在變量始終在變，但驅動周期往復的核心邏輯從未改變。經濟周期根源于資本的逐利性，源于企業家投資者對盈利機會的敏感性、機警性，源于企業家投資者豐富的創造市場的想象力和耐力。經濟周期的形式取決于資本回報率的波動形式。人性中的貪婪與恐懼、樂觀與悲觀，讓經濟永遠在繁榮過熱與蕭條收縮之間擺動，如同鐘擺始終圍繞中樞運行，從未脫離周期規律的束縛。馬克斯始終警示，“這次不一樣” 是投資與經濟分析中最危險的5個字，可是說“這次不一樣”的人特別多，但事后往往會發現，任何試圖終結周期、打破規律的預判，最終都會被周期本身證偽，“歷史不會簡單地重復，卻總是驚人地相似”，周期的底層規律具備永恒性，這便是周期最本真的常態。

詹姆斯?格蘭特在《被遺忘的蕭條》中，更是從市場運行邏輯出發，詮釋了周期常態的自發性與自愈性。書中以 1920-1921 年美國蕭條為典型案例，在彼時政府未出臺大規模救助、美聯儲未實施寬松干預的背景下，市場經濟依靠自身機制，僅用 18 個月便完成衰退修復、實現復蘇。這一史實充分說明，經濟周期并非市場失靈的產物，而是市場對前期失衡的自發矯正機制：繁榮階段的過度投資、產能擴張、債務累積，會通過蕭條期的價格調整、產能出清、債務重組實現再平衡，市場經濟本身具備內生的周期修復與自我調節能力，無需外力強行干預即可回歸均衡狀態。

在常態周期中，經濟經歷擴張、繁榮、收縮、蕭條四個階段。擴張期表現為生產要素投入增加、產出增長、就業改善、投資活躍；繁榮期則可能伴隨過度投資和資產泡沫；隨后的收縮期則體現為需求下降、產能過剩、企業盈利惡化；最終的蕭條期則意味著經濟活動的深度調整和市場出清。這種循環往復的節律，是經濟系統自我調節的宏觀表征，其核心在于其內生的修復能力和向更高效率演進的趨勢。

1.2 新陳代謝：經濟周期的深層本質

經濟周期的常態波動，其深層本質在于經濟系統的新陳代謝，也就是說，經濟周期本質上是一個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這意味著，舊的經濟結構被淘汰、破壞，逐漸從中心走向邊緣，新的結構被創造、形成。這也是把尋找新結構新機會叫作發現第二曲線的緣由。如同生物體的細胞更替，經濟系統也通過周期的起伏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產業結構的升級。這種新陳代謝機制，是經濟持續發展和效率提升的關鍵。

“創造性破壞”理論深刻揭示了這一過程。技術創新和制度變革作為內生動力，不斷打破舊有的均衡，淘汰落后的生產方式和低效的企業，同時催生新的產業、新的技術和新的商業模式。這一過程雖然伴隨著陣痛，但卻是經濟系統實現自我更新和優化升級的必由之路。通過這種機制，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得以從衰退的部門流向新興的、更具生產力的部門，從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經濟結構向更高級、更合理的方向演進。無論移動電話vs固定電話，還是新能源車vs燃油車，都是展現創造性破壞的好案例。

（來源：作者自制）

（來源：原始出處不明，據網絡獲取）

市場出清機制是新陳代謝的另一重要體現。在經濟下行階段，市場對低效企業和過剩產能進行強制性淘汰，為下一輪經濟增長積蓄了動能。那些無法適應市場變化、缺乏競爭力的企業被淘汰，而那些具有創新能力和適應能力的企業則得以生存和發展。這種優勝劣汰的過程，確保了經濟系統的活力和效率。因此，常態下的經濟周期波動，本質上是經濟系統通過新陳代謝實現自我修復、自我進化，并不斷向更高效率均衡邁進的動態過程。

二、外部沖擊下的周期“變態”—— 結構扭曲與機制失靈

2.1 外部沖擊與周期扭曲

經濟體系離不開環境。就像樹葉盡其一生會時常遭遇風的吹動一樣，經濟系統的運行也始終會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這些外部的影響因素包括疫情、地震、旱澇等自然因素，也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監管政策等人為因素。

現實經濟分析時，大家對經濟體系的環境影響因素通常非常關注，相當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經濟體系離不開環境，以致分析師們容易錯把環境當成經濟體系的一部分，也容易在理解經濟體系運行時出現錯把風當成樹葉掉落的“主因”這樣的問題，比如寬松貨幣政策使得經濟復蘇繁榮，而忽視經濟周期（也被稱為“經濟的季節”）影響。無論是疫情、干旱、地震這類自然因素還是財政貨幣政策、監管政策、政治運動等人為因素，經濟系統都是無法做到和這些因素絕緣的，它是一個開放系統。環境使得經濟系統的走勢具有意外的、不確定的漲落性，會引起經濟系統偏離沿著自身規律發展的內在趨勢。（參見《系統論視角看經濟運行》）

也就是說，經濟的周期波動可簡化為兩個部分組成：一是內生波動。它由經濟體系內在結構所產生的基本波。經濟體系的內在結構不僅決定著波動的周期性，還決定著波動的基本狀態，即決定著一定時期內的波幅和波長等。二是外生波動。它是由經濟體系之外的沖擊作用于內生波動而產生的疊加波。外在沖擊并不決定波動的周期性，而是對每一具體周期的波高、波深和波長等產生影響，使基本波發生變形。這也是我們在現實中通常沒有看到哪兩個經濟周期是完全一樣的原因，而是常驚訝兩兩周期是相似的，像孿生姊妹，屬于同一家族。

盡管經濟周期的“常態”波動是系統內生機制的體現，但是，當經濟系統遭遇非典型或極端外部沖擊時，其正常的節律往往會被打破，呈現出一種完全偏離常規的“變態”特征。這種變態并非簡單的衰退，而是原有運行邏輯的扭曲和市場機制的階段性失靈。

比如新冠疫情，對經濟短周期的沖擊就非常的顯著，導致經濟活動劇烈顛簸。疫情期間，收入與盈利預期下降、消費者與投資者信心受挫，導致消費萎縮和部分領域投資放緩，使得傳統的“繁榮-衰退”波動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劇烈的、非線性的“跳變”，對中國房地產市場形成沖擊、它完完全全的扭曲了中國經濟的短周期行為。

若以制造業投資增速與消費、出口、房地產和基建合計增速的差值來度量我國制造業的生產剩余累積變化，那么，在2022年以前，生產剩余累積變化具有明顯的周期性，且大于0的時間通常較為短暫，但是，自時間進入到2022年，生產剩余持續處于正向區間超過1年，即生產剩余持續累積，生產剩余非周期性累積階段超出市場預期，以致制造業PMI大部分時間均低于50%，經濟周期律階段性“消失”了，經濟周期進入“變態”。（參見《周期為什么不見了》）

2.2 市場機制扭曲：信號失真與資源錯配

除了突發性外部沖擊，市場機制的扭曲也是導致經濟周期“變態”的重要原因。當政府在應對危機時，若過度采取非市場化干預，或者長期維持極度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可能會扭曲價格信號，阻礙市場的自發出清功能，從而延緩經濟的新陳代謝進程。比如2022年末以來的美國經濟短周期，由于扭曲了正常的市場化運行邏輯，通過在海外地緣沖突、在國內扭曲產業政策來對沖貨幣緊縮對經濟的抑制，人為的構造了一個看似平衡的“市場”環境，實則削弱了市場化內生動力，使得經濟短周期的走勢呈現出與以往經濟短周期明顯不同的特征。（參見《美國正遭遇一次非典型經濟短周期》）

自凱恩斯主義興起以來，市場機制扭曲在經濟生活中隨處可見，美其名曰 “熨平周期”。確實，凱恩斯主義在短期內或對穩定經濟有一定作用，但是，過度的、持續的市場機制扭曲會導致經濟周期“變態”，甚至消失，使得經濟周期的新陳代謝功能弱化、軟化。

過度干預與信號失真：在經濟下行期，市場本應通過價格機制淘汰低效企業、出清過剩產能。然而，若政府出于穩定就業或維護社會穩定的考量，通過行政命令、補貼或低息貸款等方式對特定企業或行業進行過度干預，就可能導致價格信號失真。這使得資源無法有效流向更具效率和發展潛力的領域，阻礙了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

“僵尸企業”與資源錯配：長期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支持，可能導致“僵尸企業”得以存續。這些企業缺乏盈利能力，依靠持續的外部輸血維持生命，卻占據了寶貴的信貸資源、土地和勞動力。它們的存在不僅降低了整體經濟效率，更阻礙了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向新興產業和高效率部門的轉移，從而延緩了經濟的新陳代謝進程。這種資源錯配，使得經濟周期不再是健康的自我調整，而更像是一種病態的拖延，潛在增長率可能因此持續下滑，經濟系統失去自發回歸常態的動力。

預期管理失當與信心侵蝕：政策的不確定性或預期引導的不足，也可能加劇市場機制的扭曲。當市場主體對未來政策走向、經濟前景缺乏清晰預期時，投資和消費信心將受到嚴重侵蝕。這種信心的長期低迷，會抑制民間投資的活力，導致“流動性陷阱”或“資產負債表衰退”的風險，使得經濟在低位徘徊，難以啟動內生增長。

債務累積與金融風險：為應對沖擊而采取的刺激政策，往往伴隨著政府、企業和居民部門債務水平的快速上升。過度依賴債務驅動的增長模式，可能為未來的經濟運行埋下巨大的金融風險隱患。一旦債務鏈條出現斷裂，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進一步加劇經濟周期的“變態”程度，使得回歸常態的路徑更加艱難和漫長。這種市場機制的扭曲，使得經濟周期不再表現為有節律的呼吸，而更像是一臺依靠人工呼吸機維持的、缺乏內生動力的機器。這種狀態下，經濟系統失去了自發回歸常態的能力，陷入一種長期性的“變態”困境。

三、韌性與周期回歸——內生動力的自我修復與常態重塑

3.1 經濟韌性的核心要素：抵抗力、恢復力與結構演化

盡管經濟周期可能因外部沖擊或內部扭曲而呈現“變態”特征，但經濟系統作為復雜的自適應系統，其最根本的生命力在于其內在的韌性。這種韌性并非簡單的抗壓能力，而是一種多維度的復合能力，包括抵抗力、恢復力以及結構演化能力。

·抵抗力是指經濟系統在面對巨大外部沖擊時，能夠吸收和緩沖沖擊，避免系統性崩潰的能力。這通常依賴于健全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如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充足的儲備（如外匯儲備、財政盈余）以及多元化的經濟結構。有效的宏觀調控能夠在巨大沖擊時穩定市場預期，防止恐慌蔓延，為系統爭取寶貴的調整時間。凱恩斯主義只有在這時且僅有在這時才具有重要的意義。比如，在采取一系列逆周期與跨周期等再平衡政策后，2025年4月以來我國供需結構再平衡達到常態化水平。凱恩斯自己也說過，在沒有任何更好辦法的情況下，這么做（比如挖溝填溝）比什么都不做的坐以待斃強。（原話：Obviously, you do not suppose that I really advocate digging holes and filling them up again. What I do advocate is the devotion of labour to productive investment … Nevertheless, my argument about digging holes is strictly true: that is to say, in the absence of any better expedient, it would increase wealth to do so rather than do nothing at all.）

恢復力是經濟系統在遭受沖擊后，能夠迅速反彈并恢復到原有或更高水平的能力。這不僅需要宏觀政策的持續支持，更依賴于微觀主體（企業、家庭）的自我調整和創新活力。當外部掣肘解除，被壓抑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將得到釋放，形成經濟反彈的強大動力。同時，源于資本逐利性的“動物精神”，源于企業家對盈利機會的敏感性、機警性，源于企業家豐富的創造市場的想象力和耐力，企業在危機中被迫進行的效率提升、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轉型，也為經濟的恢復奠定了基礎。

結構演化能力是經濟韌性的更高層次體現。它意味著經濟系統不僅能抵御和恢復，更能將外部沖擊轉化為結構優化的契機。比如通過產業升級、數字化轉型、新業態發展等，經濟系統在經歷沖擊后并非簡單地回到原點，而是在更高效率、更可持續的路徑上實現再平衡。這種能力使得經濟系統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實現持續的進化和發展。

3.2 掣肘解除與周期回歸機制：信心重建與結構優化

經濟周期的“回歸”是一個復雜而動態的過程，它標志著經濟系統從“變態”狀態向“常態”節律的重塑。這一過程的啟動，往往伴隨著外部掣肘的逐步解除和內生動力的重新激活。

外部沖擊的消退是周期回歸的必要條件。當導致“變態”的極端外部因素（如疫情的有效控制、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緩解）逐漸消退，或導致市場扭曲的政策得到修正時，經濟系統所承受的非正常壓力得以減輕。

內生動力的釋放是周期回歸的核心驅動力。在外部掣肘解除后，長期被壓抑的經濟活動將重新活躍。企業逐利的本性歸位，恢復投資信心，居民釋放被抑制的消費需求。這種內生動力的集中釋放，將推動經濟數據出現顯著反彈，形成強勁的復蘇勢頭。

信心重建與預期改善在周期回歸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政策的確定性、經濟基本面的持續好轉以及積極的預期引導，能夠有效修復市場主體的信心。當企業和消費者對未來形成穩定且積極的預期時，投資和消費意愿將顯著增強，從而形成正向循環，進一步鞏固經濟的復蘇基礎。這種信心的回歸，是經濟系統從“變態”的低迷狀態中徹底走出的重要標志。

結構性調整：值得強調的是，周期回歸并非簡單地回到沖擊前的狀態。每一次嚴重的外部沖擊都會對經濟結構產生深遠影響，并催生新的發展模式。因此，回歸常態往往伴隨著經濟結構的優化和轉型升級。例如，疫情期間加速的數字化進程，在回歸后將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供應鏈的重構也將促使產業布局更加多元化和安全。

3.3 結語：在不確定性中構建韌性系統

綜上所述，經濟周期在“常態”下是基于新陳代謝的內生律動，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自我更新和效率提升。然而，當遭遇極端外部沖擊或市場機制扭曲時，周期可能呈現出“變態”特征，表現為擾動周期節奏、改變周期振幅、信號失真和資源錯配，讓周期偏離常態走向變態，但從未也無法顛覆周期本身。最終，憑借市場經濟系統內在的抵抗力、恢復力及結構演化能力，在外部掣肘解除、信心重建的驅動下，周期將實現向“常態”的回歸，但是回歸≠回到過去，而是邁向更健康的新均衡。

在當前充滿不確定性的全球環境中，理解經濟周期的三重境界（常態、變態與回歸）具有深刻的政策啟示。政策制定者不應試圖通過過度干預來完全熨平經濟波動，因為這可能阻礙新陳代謝的自然進程。相反，關鍵在于構建一個能夠有效應對沖擊、促進市場出清、激發內生創新活力的韌性系統。這包括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環境，避免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導致信號失真；優化宏觀調控工具，在危機時提供精準有效的支持，同時避免長期化、泛化導致資源錯配；以及深化結構性改革，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提升經濟系統的自我修復和結構演化能力。

唯有如此，當未來的沖擊來臨時，經濟系統才能憑借其深厚的底蘊和靈活的適應性，實現從“變態”到“常態”的快速、高質量回歸。構建一個更具韌性、更具進化能力的經濟系統，是我們應對未來各種未知挑戰、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終極保障。回歸常態，不是終點，而是下一輪高質量新陳代謝的起點。

本文作者：劉曉曙（清華理學博士、廈大經濟學博士、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來源：青島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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