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最愛的國產劇

江上

距離《宰相劉羅鍋》播出三十余年，片尾曲中「故事里的事」已成昨日遺韻，回首這些年來的中國影視史，我們不禁思考，為什么沒有再產生一部類似《宰相劉羅鍋》的作品？

從經濟效益上講，《宰相劉羅鍋》全劇耗資700萬，不到兩個月便收回2000萬（不算海外），這樣的豐收盛況，于當時的中國電視劇中堪稱空前。

從收視率來說，該劇當年的收視率超過40%，萬人空巷的觀劇熱潮歷歷在目，而且這種熱潮不僅出現在大陸，在臺灣也創下了收視高峰。

從拿獎來說，1996年的金鷹獎，《宰相劉羅鍋》一舉獲得了四個提名，最終劉羅鍋的扮演者李保田摘走最佳男主角獎，劉夫人鄧婕獲最佳女配角獎，和珅的扮演者王剛捧得最佳男配角獎。

《宰相劉羅鍋》

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肯定有比《宰相劉羅鍋》更成功、更搞笑、更嚴謹，或者更具有話題性的作品，但是像《宰相劉羅鍋》這樣，能獲得如此巨大成功，同時又如此特別的電視劇，卻是僅此一部。

首先，它和《西游記》、《紅樓夢》、《三國演義》等古典文學名著改編的電視劇不一樣，這些作品有強大的文學文本的支撐。

它和來自于港臺的《戲說乾隆》也很不一樣，那種充滿了現代娛樂趣味和解構精神。

《宰相劉羅鍋》

即使是脫胎于《宰相劉羅鍋》的《康熙微服私訪記》或者《鐵齒銅牙紀曉嵐》，在思想性和深度上也很難與《宰相劉羅鍋》同日而語。

當然，它和真正充滿嚴肅意味的歷史正劇《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也完全不一樣，他們的視角是精英的，欣賞趣味也是偏向知識分子的。

《宰相劉羅鍋》的特別之處，來自于它的民間敘事傳統以及「人民性」的敘事視角。

中國有深厚的民間文學傳統，包括戲曲、曲藝、民間故事等，《宰相劉羅鍋》的根基正在此。尤其是劉寶瑞的單口相聲《官場斗》，為《宰相劉羅鍋》提供了基本的故事骨架和饒有趣味的搞笑情節。

《宰相劉羅鍋》一面世，就讓我們看到了民間文學、民間藝術的蹤跡：劉墉將「貢院」之名改為「賣完」的橋段，「一統江（姜）山」的諧音，「一行征燕向南飛，兩只烤鴨往北走」的對聯，還有皇上以「正月」為題，榜眼聲情并茂地唱了一曲：「正月里來正月正，我和小妹妹去觀燈。紅燈綠燈都是假燈，小妹妹才是真親！」——這些笑料顯然都是來自民間文化的積淀。

《宰相劉羅鍋》

劉墉一次又一次借助語言游戲，戲弄和珅或者化解乾隆的刁難，比如趣解「老頭子」，巧接《詠花》詩，還有譬如乾隆命劉鏞在一張紙上寫下一萬個字，劉鏞寫下：「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再比如「劉墉奉命去死，在水邊遇見屈原」那段故事，幾乎就是照搬相聲《官場斗》的第三十回《羅鍋交旨》……

這些細節的安排，豐富了劇情，也極大地增加了觀賞的趣味性。

從這一點上來說，《宰相劉羅鍋》對民間文藝、民間敘事傳統的尊重和傳承，難能可貴。也正是這些充滿了民間智慧和傳統語言魅力的段子，讓觀眾們找到了類似于欣賞相聲、小品等傳統曲藝的快感，收視的爆紅也是情理之中了。

《宰相劉羅鍋》

我們回想一下，90年代，不正是大家喜歡相聲、喜歡小品，各種民間戲曲、曲藝得以短暫復興的時代嗎？

李保田、王剛、張國立的精彩表演，使得《宰相劉羅鍋》的人物塑造也相當成功的。這種適度夸張、表意性的、注重神韻的表演，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

比較有意思的是，幾位主演都有過傳統的戲曲、曲藝、話劇的從藝經歷，他們的表演也從傳統藝術中汲取了養分。

可惜的是，時至今日，隨著相聲、戲曲、對聯、字謎等富有民族特色的藝術、文學形式的邊緣化，像《宰相劉羅鍋》這些充滿民間趣味的電視劇作品自然是一去不復返了。

《宰相劉羅鍋》

另一個方面，盡管民間敘事中存在把中國政治模式簡化為忠奸斗爭、君臣斗爭的缺陷，但是這套體系由于有非常清晰的角色劃分功能，非常容易引發觀眾共情。

而且在當時「反腐倡廉」的現實政治背景之下，電視劇也成為了表達民聲的一個窗口。觀眾不滿于一些社會上的一些不公正現象，無處申訴，在電視里看見清官戲弄贓官、出手懲治奸臣，會自然會發生審美移情和情感共鳴。

當然，《宰相劉羅鍋》的高明和深刻之處還在于，它不是單純的忠奸斗爭、君臣斗爭，它也滲透著非常樸素的民本思想和「反君權」意識。

《宰相劉羅鍋》

中國民間歷來受君臣倫理的桎梏，但同時對各種神圣對象也有「不過如此」的樂觀態度，圣人、皇帝、大臣也會被嘲諷和揶揄的對象。

和以往的歷史劇中的正面形象不同，劉墉沒有傳統知識分子濃重的書卷氣，卻具備著中國農民式的狡黠幽默，他的形象是親民的、貼近生活的。

主演劉羅鍋的李保田曾說過，劉羅鍋是古人，又是真人；是清官，又不是清官；他是老百姓的代言人，其喜怒哀樂實際上是老百姓的喜怒哀樂。

「劉羅鍋這個形象的最大意義在于他那平民式的抗爭，與帝王抗爭，與權貴奸佞抗爭」，這種立意，就已經超脫于普通的忠奸斗爭、君臣斗爭。

《宰相劉羅鍋》

劉鏞給皇帝挑刺，常常膽大包天地戲耍皇帝，實質也是劉墉這個人物內心對皇帝這個角色的清醒認知——這條線一方面來自于民間傳統，但是另一面卻銜接著現代民主思想。

對于皇帝的塑造，也沒有簡單的臉譜化，不是盯著他的豐功偉績，也不是一味地丑化。《宰相劉羅鍋》首先把皇帝還原為人，乾隆有強烈的事業抱負和個人魅力，但也有貪戀女色、享樂貪玩的毛病，這些特性都源于真實的人性，他的那些毛病幾乎是每一個身在其位的人都會犯的。

他需要懂他心意的和珅，為其營造出一個「舒適空間」，他也許需要劉墉的膽識、才干和耿直來推進實際工作。對劉墉，他也有很清醒的認識：「像劉墉這種人，用得，整得，殺不得的。」——一句話道出了君臣政治博弈的實質。

《宰相劉羅鍋》

有一條暗線，電視劇雖然沒有明說，卻通過劇情的鋪展，反映了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的最大痼疾：正是乾隆的縱容，乾隆的需要，這牢不可破的、至高無上的君權，才是滋生腐敗的溫床，也才有和珅這種人的容身之地。

這種包裹在嬉笑怒罵之下對制度上的深刻反思，比一般的反腐劇也更入木三分。

電視劇在最后，有一個情節，嘉慶登基后，和珅被抄家，朝廷最大的貪腐看似被清除了，而在他看戲的時候，不小心碰翻一只茶杯，有位大臣伸手接住茶杯，臉上露出諂媚的笑容。這一幕似乎在說明，誰能保證這樣的近臣不是下一個和珅？如果制度不改變，歷史依舊會重演。

《宰相劉羅鍋》

《宰相劉羅鍋》中，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情節：身為太上皇的乾隆留劉墉一起沐浴，兩人在浴室中赤條條平等相待，互剖心跡。像穿越過去的劉墉，不僅直呼弘歷的名字，還直陳乾隆「在位六十年，有得也有失」，直接點出其好大喜功、耗費國帑的毛病，還說「說你是天子，那不過是個奉承話」、「做個真人，可比做個假神好得多」。

這段充滿現代意識的對話，在古代封建社會當然不會發生，在今天嚴肅的電視劇創作中也不會出現，它只不過是當代的民主精神在文藝作品中的投射。但是，正是這種看似游離的劇情設置，卻表達了借古諷今的意圖，顯示出了《宰相劉羅鍋》深沉、凝重的精神內核。

《宰相劉羅鍋》

在電視劇的最后，退隱后的劉墉，身著破衣破帽，重回人民大眾，有一種看清官場、看清人世的徹悟。蒼涼的落筆余韻悠長，引發的深思卻久久懸于人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