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一女子在小攤上買了蔥，誰料，回家打開袋子一看，瞬間變了臉

我叫劉秀英，今年四十三歲，在鄭州西郊的一個紡織廠上班。說我是在紡織廠上班，其實也就是個臨時工，三班倒，一個月到手三千二百塊錢。扣掉社保那一點點，有時候加班多能拿到三千五六，但那得是連軸轉上二十多天不帶歇的。我男人叫周建國，在建材市場給人搬貨，干的都是力氣活，一個月比我多掙不了幾個錢。好的月份能拿到四千出頭，淡季也就三千來塊。我們倆加在一起，滿打滿算不到七千塊。這點錢在鄭州這個城市，省著花也就剛夠吃飯租房供孩子上學，一年到頭存不下什么。

我們有個閨女，今年上高二，在鄭州西郊一所還算不錯的中學，成績在班里排中上等，年級排名大概前三分之一。老師說這孩子腦子不笨，就是英語稍微拖后腿，如果能把英語補上來，努努力能上個一本。我們兩口子這輩子沒什么出息了，我初中都沒畢業，我男人也是初中文化，在廠里干了大半輩子苦力，連個小組長都沒當上。我們這輩子就這樣了，沒什么指望了，就指望著閨女能考個好大學，將來別像我們一樣，一輩子在底層打轉，看人臉色，掙辛苦錢。

日子過得緊巴，但我這人有個毛病，喜歡在陽臺上種點蔥啊蒜啊小青菜之類的。不是多愛吃，就是看著那點綠色心里踏實。你想想，我們租的房子在一樓，朝北，常年見不著太陽，屋里潮得墻皮都往下掉，夏天返潮的時候被子都能擰出水來。客廳窄得轉身都費勁，擺一張餐桌、一個小沙發、一個電視柜，基本上就滿了。廚房和衛生間更是小得可憐，一個人轉身都費勁。唯獨陽臺上還有那么一點點地方，我撿了幾個別人扔掉的泡沫箱子，又從工地旁邊挖了點土，種了幾盆蔥，幾盆蒜苗，還有兩盆小青菜。那幾盆綠葉子菜，是我在家里能看到的唯一的活物。

有時候下班回來累得腰都直不起來，走到陽臺上看看那幾盆綠油油的葉子，拿小噴壺給它們噴點水，看著水珠在葉子上滾來滾去，不知道為什么，心里就沒那么堵得慌了。我男人老說我浪費時間，說那幾棵蔥值幾個錢，菜市場一塊錢買一大把。我不跟他爭。有些東西他說不明白，我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

那天是十月二十三號，我記得清楚，因為那天我輪休。紡織廠是三班倒，早班是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中班是下午四點到晚上十二點，夜班是晚上十二點到早上八點。輪休不是每個星期都能碰上，趕上訂單多的時候，一個月能休兩天就不錯了。那天好不容易輪到我休息，我打算把家里好好收拾收拾，再把閨女床單被罩拆下來洗了，快一個月沒洗了。

早上起來洗了衣服，拖了地，把閨女昨天晚上寫作業弄了一桌子的橡皮屑擦干凈，又把她那堆參考書給她歸置了一下。數學卷子、英語卷子、理綜卷子，分門別類摞好，用夾子夾上。這孩子學習用功是挺用功，就是不愛收拾，桌子上亂得像打仗一樣。

收拾完了我一看表，快十一點了。該做午飯了。打開冰箱一看，里頭就剩兩個雞蛋和一塊老姜，還有一個不知道擱了多久的洋蔥，已經發芽了。菜是一點都沒了。我上個星期太忙了，連著上了六天班，根本顧不上買菜。家里那幾盆蔥我舍不得掐，掐了就不好看了，得留著慢慢長。

我從抽屜里拿了零錢，換了雙平底鞋，騎上電動車去了離家不遠的那個露天菜市場。

那個菜市場在秦嶺路跟淮河路交叉口往南走大概三百米的地方，路西邊，被一圈藍色的鐵皮圍擋圍著。說是菜市場，其實就是一大片沒拆遷的荒地，大概是哪家開發商圈了地遲遲沒動工，附近的老百姓就自發地在里頭擺起了地攤。沒有正經的攤位，沒有棚子，沒有水電，地面就是泥巴地，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腳泥。里頭擺了五六十個地攤，賣菜的，賣水果的，賣雞蛋的，賣豆腐的，賣雜貨的，亂七八糟什么都有。在那兒買菜的都是附近的居民，住的都是老小區，沒什么錢，圖個便宜實惠。賣菜的大多是鄭州周邊的農民，溝趙的、須水的、滎陽那邊的，自己家地里種了什么就拉來賣什么，東西新鮮，價錢也比超市便宜不少。

我到的時候人正多，都是附近的家庭主婦和上了年紀的大爺大媽，推著買菜的小拉車，在攤位之間擠來擠去。我推著電動車在人群里慢慢往里走，一邊走一邊看兩邊攤子上的菜。

先買了一把蒜苗，三塊五。賣蒜苗的是個中年男人，戴著草帽，臉曬得黝黑，說話嗓門大，人挺熱情，多送了我兩根蔥，說“大姐你回去炒雞蛋香得很”。我又買了一兜西紅柿，兩斤，六塊錢，個頭不大但紅得很正，看著就好吃。又買了一塊豆腐，兩塊錢，裝了兩層塑料袋，老板特意多套了一層，說“別漏了，漏了你沒法拿”。

最后一算賬，一共花了十一塊五。我兜里還有十幾個鋼镚，零零碎碎的。

準備走的時候，我看見市場最里頭那個角落里有個老頭的攤子上擺著一小堆蔥。那種蔥不是大棚里種的那種大蔥，是本地小蔥，細細的，葉子窄，味道沖，炒菜熗鍋最香了。那蔥長得不好，有幾棵葉子有點黃了，蔫頭耷腦的，根的須子上還帶著泥巴，一看就是自己家地頭種的剩下的，不是專門種來賣的。

我本來不打算買蔥，家里那幾盆蔥雖然不夠炒一盤菜，但掐幾根熗鍋還是夠的。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看見那個老頭一個人坐在那，面前就擺著那一小堆蔥，也沒個遮陽的東西，太陽曬著他花白的頭發和曬得黑紅的臉，我就覺得心里頭有點不落忍。這大年紀的人了，還出來賣這點東西，能賣幾個錢呢。

我走過去蹲下來翻了翻那堆蔥，蔥還算新鮮，就是外面的葉子蔫了，剝掉一層里面還是好的。我問這蔥怎么賣。老頭說一塊錢一把。我說五毛錢行不行，我一個人吃不了那么多，買多了放不住。老頭說行，你挑吧。

我就挑了一把，大概七八棵的樣子，老頭給我裝進一個塑料袋里。我遞給他一個五毛的鋼镚，他接過去的時候我看見他的手黑得不像樣，指甲縫里全是泥，手背上還有好幾道皴裂的口子，有的口子里還滲著血絲，看著就疼。那手跟我男人的手很像，我男人的手也是這樣的，一到冬天就裂口子，貼了創可貼也止不住疼。一看就是常年在地里刨食、在外面風吹日曬的人。

老頭接了鋼镚，放進旁邊一個鐵盒子里，里頭嘩啦嘩啦響，看樣子都是鋼镚和毛票。他沖我笑了笑，露出一口不太齊整的牙，說了一句什么，我沒太聽清，好像是說“蔥好得很”。我說好好好，謝謝啊，把錢收了，蔥放在電動車前面的車簍里，騎上車回家了。

到家以后我把買的菜一樣一樣往外拿。蒜苗擱在案板上，下午擇。西紅柿擱在水池邊的塑料筐里。豆腐連著塑料袋一起放進冰箱，怕壞。最后拿出那把小蔥，隨手放在廚房的窗臺上，想著等下午有空了再收拾。

后來我就開始切菜做飯了。中午就我一個人吃，我男人在建材市場不回來，閨女在學校食堂吃。我自己就簡單炒了個西紅柿炒雞蛋，下了碗面條，就著蒜苗吃了。收拾好廚房，洗了碗，又把早上洗的衣服晾了，一看表快兩點了。

我泡了杯茶坐到沙發上。說是茶，其實就是那種超市里最便宜的茉莉花茶，二十塊錢一大包，能喝好幾個月。泡出來的水顏色發黃，喝著有點苦，但提神。我打開手機刷了一會兒短視頻，看看別人家的日子是怎么過的。有的視頻里那些女人穿得花紅柳綠的，在高級餐廳吃飯，在旅游景點拍照，在商場里大包小包地買東西。我每次刷到這種視頻，心里說不上是羨慕還是酸，就是覺得跟人家過得不是同一個世界。看看就關了，看多了心里更堵得慌。

刷到三點多的時候，我想起來窗臺上那把小蔥還沒收拾，再不收拾葉子就該全干了。我放下手機起身去廚房了。

那把小蔥還擱在窗臺上，塑料袋的口沒系，就那么敞著。我拎起袋子準備把蔥拿出來擇一擇，把干葉子掐掉，把根上的泥弄干凈，再拿個碗裝點水把根泡上，能多放幾天。我往袋子里一看，愣住了。

蔥下面壓著一個東西。

是一個用舊報紙包著的方形紙包，不大，大概跟我的巴掌差不多，有點厚，掂在手里沉甸甸的。報紙外面系著一截毛線，紅色的，看著像是從哪件舊毛衣上拆下來的，毛線的末端有點起球了。報紙本身皺皺巴巴的，邊角都磨毛了，上面印著字，好像是前幾年的什么晚報，日期已經看不清了，但能看見“鄭州晚報”幾個字。

我拿著那個紙包翻來覆去看了兩遍，心里開始犯嘀咕。這是什么？我買的是蔥，不是紙包。這紙包肯定不是我自己放進去的，那就只有一個可能——是那個賣蔥的老頭裝進去的，或者是別人不小心掉進去的。

我把毛線解開，把報紙一層一層地打開。

報紙最里面，包著一沓錢。

那錢碼得整整齊齊的，嶄新的紅色一百元鈔票，橫著豎著交叉著捆了兩道橡皮筋。橡皮筋已經有點老化了，表面黏糊糊的，沾了一點報紙上的油墨。我拿著那沓錢，手開始發抖。不是因為激動，是因為害怕。我劉秀英活了大半輩子，除了每個月去銀行取工資的時候見過整沓的錢，平時手里頭從來不會有超過三百塊的現金。我連去超市買東西都是用微信支付，兜里最多裝幾十塊錢應急。

我數了一遍，一百張。一萬塊。

我怕自己數錯了，又數了一遍，還是一百張，一萬塊。

手抖得更厲害了。我站在廚房里，手里捧著那沓錢，腦子里一片空白。窗外的陽光這時候已經不亮了，秋天下午三四點的太陽斜斜地照進來，照在那沓紅彤彤的鈔票上，還是亮得刺眼。我瞇著眼又看了一遍鈔票上的毛爺爺頭像，仔仔細細地對著光看了看水印。我雖然沒什么文化，但真假錢還是能分出來的。水印清晰，光變油墨那個數字一百會變色，紙張的觸感也不一樣，應該是真的。

第一個念頭是——這錢是真的。

第二個念頭是——這錢是誰的？

只有兩個可能。要么是這個賣蔥的老頭自己把錢當書皮裹了塞在蔥里的，他可能把錢藏在蔥堆底下忘了拿，或者他根本不知道報紙里包著錢，隨手拿來墊蔥的。要么是有哪個顧客買蔥的時候不小心把錢掉進了蔥堆里，混在了一起，老頭不知道，直接裝袋賣給我了。

不管是哪種可能，這錢都不是我的。

我把那沓錢放在餐桌上，坐下來看著它。

茶幾上擺著這沓紅彤彤的鈔票，旁邊是我那個屏幕碎了的舊手機，還有一包吃了一半的餅干，一個缺了口的茶杯。這些破破爛爛的東西和這一沓嶄新的紅票子放在一起，怎么看怎么不搭，就像一個人窮了一輩子，忽然中了彩票一樣，不真實，不踏實，像做夢。

一萬塊啊，一萬塊。

我想想這一萬塊能干什么。

我閨女下學期的學費是三千八。她們學校是公辦高中，學費不算貴，但加上書本費、資料費、校服費、住宿費，七七八八加起來，一學期下來也得好幾千。下學期的學費再過兩個月就該交了，上次家長會的時候班主任在班上說了，讓家長提前準備。我一直在愁這筆錢，想著年底廠里如果發了年終獎，再加上平時省下來的，應該勉強夠。

我閨女還想報個寒假補習班，數學和英語兩門，老師推薦的那種提高班，兩千塊錢。她數學還行，就是英語拖后腿，上次月考英語才考了九十二分，滿分一百五，班里平均分都一百一了。她英語老師找我談過一次，說這孩子底子不差，就是缺人盯著，缺針對性的輔導，如果能把英語補上去，考一本希望很大。我一直沒答應她報這個班，不是不想讓她報，是實在拿不出這筆錢。我閨女懂事，知道家里不容易，后來就沒再提了。但我每次看到她一個人在房間里背單詞，背到半夜都不肯睡覺，我心里就難受。

我男人那雙皮鞋穿了一年多了，底都快磨平了，鞋面上還有好幾道口子，下雨天會進水。他每天在建材市場搬貨，走來走去的，一雙鞋穿不了多久就壞了。前兩天他還跟我念叨，“等發工資了先去買雙鞋，這鞋不行了，腳疼”。說得輕描淡寫的，好像買雙鞋是多大的事一樣。我知道他是不好意思直接跟我要錢，他這個人，在外面挺橫的，在家里反倒什么事都將就著。

我自己呢，我那個用了三四年的手機，屏幕摔碎了一道大口子，每次劃屏幕都會被碎玻璃茬子扎到手，但我還是湊合著用。手機店換塊屏幕要兩百多，我想了想，沒舍得。不就是劃個手嗎，小心點就行了。

一萬塊，把這些事情全解決了，還能剩個兩千多，存起來給我閨女上大學用。

這么大的一筆錢，就這么從天而降，砸在了我頭上。

我盯著那沓錢，像盯著一個長在路邊的野果，明知道那是別人的東西，不該摘，但手就是伸不回來。心底里有個聲音在說：不偷不搶的，是那個老頭自己裝進去的，又不是你偷的，你拿著怎么了？誰撿到就是誰的，天經地義。再說了，說不定那老頭根本不知道這錢的存在，你把錢還給他，他自己都懵了，還以為是你多管閑事呢。

另一個聲音馬上跳出來反駁：你胡說八道。那老頭一看就是老實在人，這錢肯定是他辛辛苦苦攢的，說不定是棺材本、養老錢，你拿了人家的錢，你良心過得去嗎？你劉秀英這輩子是窮，但你什么時候做過虧心事了？你媽活著的時候是怎么教你的？

腦子里兩個聲音打架，打得不可開交。

正想著，手機響了。是我男人打來的，說晚上要跟工友一起吃個飯，不回家吃了，讓我不用等他。我說行，然后把電話掛了。我差點就跟他說了這件事，話到嘴邊又咽回去了。不是故意瞞他，是我自己都還沒想明白該怎么辦，跟他說了，他那個人脾氣急，怕是直接就說“不偷不搶的，撿的就是自己的，你不用送回去，自己留著花”。他這個人，心不壞，就是腦子簡單，一根筋，覺得世上所有的事不是黑就是白，沒有中間的。

我又坐了一會兒，起來去倒了杯水。水端到嘴邊，喝不下去。嘴里是干的，但喉嚨像被什么東西堵住了，水到了嗓子眼愣是咽不下去。

我心里像有個東西堵著，沉甸甸的，發悶，發慌，喘不上氣的感覺。我想挑一部電視劇看看，分散分散注意力。我點開手機上的視頻軟件，隨便點了一部什么家庭劇，聲音放出來，屏幕上的演員在那哭啊笑啊的，我一個畫面都看不進去，一個字都聽不進去。那沓錢就擱在茶幾上，像一塊燒紅的鐵，擱在那兒，燙得我渾身不自在。

我喝茶的時候忍不住看一眼，走神的時候忍不住看一眼，上廁所出來也忍不住看一眼，它就那么安安靜靜地躺在那兒，不聲不響，但好像有聲音，一直在嗡嗡嗡地響，像一群蜜蜂在我腦子里打轉，吵得我心煩意亂。

我腦子里又開始翻騰那些念頭了。我試著說服自己：你把這錢留下來吧，你需要這筆錢，你閨女需要這筆錢，你男人需要這筆錢。一萬塊對你來說是天大的事，對那個老頭來說也許沒那么重要呢？他賣蔥能有多少錢？一把蔥五毛錢，他要賣兩萬把蔥才能掙到一萬塊。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得在那風口里蹲多少個日子，才能攢下這一萬塊啊。

這個念頭一出來，我忽然清醒了。

一把蔥五毛錢，兩萬把蔥。他得彎多少次腰，鏟多少下地，澆多少回水，拔多少根草，才能從地里長出這兩萬把蔥來？他蹲在那個鐵皮圍擋里的泥土地上，從天亮守到天黑，一天能賣出去多少？五十把？一百把？兩萬把，那得賣大半年，甚至一整年。

他手上的那些裂口，滲著血絲的裂口，就是這么來的。

我忽然就坐不住了。

我把錢重新用報紙包好，用那截紅毛線系上，系了兩道結，怕半路上散了。然后把報紙包裝進我的布包里，布包是那種灰藍色的帆布包，街邊小攤上買的，十五塊錢一個，用了好幾年了，拉鏈頭都掉了，我拿別針別著。我把包挎在肩上，換了一雙運動鞋，出了門。

騎上電動車，往那個露天菜市場去了。

一路上我騎得不快，心里翻來覆去地想。

這個點過去，那個賣蔥的老頭不知道還在不在了。他年紀大了，看著有七十多了，應該不會一直在那守著，說不定賣完那一小堆蔥就回家了。我在的時候他那堆蔥就不多了，大概賣了有一會兒了，剩下的就那么一小把。中午之前肯定賣完了，他收攤走了，下午不會再來了。

要是他不在了怎么辦？我把錢交給菜市場的管理辦公室？那個露天市場哪有什么管理辦公室啊，就是荒地一塊，沒人管。交給旁邊攤子的攤主？那更不行了，誰知道人家是好人還是壞人，錢交出去拿不回來怎么辦？就算找到了管理方，我又不能證明這錢就是從他那個攤上拿到的，人家憑什么信我？就算信了，這錢最后能不能到那個老頭手里也不好說，中間隔了好幾道手，誰知道被誰截了。

我越想越亂，腳下的電動車也跟著七拐八拐的，差點在一個十字路口闖了紅燈。一個騎三輪車的大姐在后面嘀嘀按喇叭，我嚇了一跳，趕緊捏了剎車，電動車猛地一停，車簍里的布包差點顛出來。我伸手按住布包，心跳得咚咚的，出了一身冷汗。

過了路口，又往前騎了幾分鐘，菜市場到了。鐵皮圍擋的那個豁口還是那個豁口，有個賣氣球的在豁口外面站著，手里舉著一大把五顏六色的氫氣球，幾只小兔子、幾只小熊，飄在半空中，有個小男孩拉著奶奶的手在買。我從豁口進去，推著電動車往里走。

下午四點多，已經不是買菜的高峰期了，市場里的人少了很多，稀稀拉拉的，大概只有上午的三分之一。幾個攤主在自家攤子后面坐著打盹，有的靠著墻閉著眼，有的低頭刷手機，有的在那兒跟旁邊攤位的聊天。空氣里彌漫著一股爛菜葉和泥土混合的味道，還夾雜著一點魚腥味，不知道哪個角落有人在賣魚。

我一眼就看見了那個角落。

但那個位置是空的。

地上鋪著塊塑料布，藍色的，上面印著一些白色的字，看不清了。塑料布上什么都沒有了，連一片菜葉子都沒留下。有人把塑料布的一角折起來了，壓了一塊磚頭在上面，大概是怕被風吹跑。

旁邊擺攤的是個賣紅薯的大姐，三四十歲的樣子，皮膚曬得挺黑的，穿著一件花襯衫，外面套了件舊外套。她正坐在小板凳上，拿一塊砂石在磨一把菜刀，身邊堆著半車紅薯，有的個頭大有的個頭小。

我的心一沉，推著電動車過去了。

“大姐，我問一下，”我說，“上午在這兒賣蔥的那個老頭，收攤了？”

賣紅薯的大姐抬起頭看了我一眼，又往旁邊那個空位置上瞟了一眼，放下手里的菜刀，用圍裙擦了擦手。

“你說老周啊？”她說話帶著很濃的本地口音，“收了一個多小時了。他每天就賣那一小堆，賣完就走，不耽誤的。上午他那點蔥沒剩多少了，十一點多就賣完了，收拾收拾就走了。怎么，你找他有事？”

“他住哪兒您知道嗎？”我趕緊問。

大姐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大概覺得我問得奇怪。“你找他有事？你是他啥人？”

我也不能說是因為他多給了我一萬塊錢，這不是給人家找麻煩嗎。我腦子轉了一下，編了個話：“也沒啥大事，就是剛才買蔥的時候，付了錢，蔥沒拿全，少了點。想找他補一下，你看一大把蔥就給我裝了那么幾根，我回去才發現不夠。”

大姐也沒多想，笑了：“那老頭也是，賣東西稀里糊涂的。沒事，他住須水，就那邊，你知道須水不？從這兒往西，過了南水北調那個橋，再走個十來分鐘就到了。具體哪一家我說不上來，但你到了那一片，你問老周頭，賣菜的，都知道。他在那片挺有名的，種了一輩子菜了。”

我說了聲謝謝，把電動車掉了個頭，騎上就走。

須水我知道，就在鄭州西邊，以前是個鎮，現在劃到中原區了。我年輕的時候去過一回，那時候一個工友家住須水，我們去找她玩，記得那條路兩邊都是菜地，夏天種著大片大片的玉米和豆角。后來這些年城市往外擴，那邊變化挺大的，不少地都蓋了樓了，但還有一些村子沒拆遷。

從這兒騎電動車過去，路好走的話二十來分鐘。我騎得有點快，不是那種特別猛的速度，但比平時確實快了不少，風吹得頭發全糊在臉上，我也沒工夫去攏，眼睛瞇著看路，心里只有一個念頭——找到他，把錢還給他。

騎了沒多久，到了南水北調那個大橋。橋很寬，機動車道和非機動車道之間有隔離欄，我沿著非機動車道騎上去，坡有點陡，電動車有點吃力，我把油門擰到底，車子嗡嗡地費力往上爬。橋上的風大得厲害，呼啦呼啦地吹，吹得電動車有點晃，我兩只手死死地握著車把，身體往前傾，穩住重心。

橋下是南水北調的干渠，水面不算寬，但很清，陽光照在上面，波光粼粼的，水流得挺急。我沒有心思看景，加緊油門過了橋。

過了橋就是須水了。路兩邊開始出現那種自建的兩三層小樓，一家挨著一家，有的外墻貼了瓷磚，有的還露著紅磚。門前種著樹，有的是楊樹，有的是槐樹，還有些我叫不上名字的。這個季節，有的樹葉子已經開始黃了，一陣風過來，嘩啦啦落一地。路面上不太干凈，有灰塵，有碎磚頭，還有不知道誰家扔出來的破家具，一個破沙發歪在路邊，海綿都掏空了，剩個架子。

我在街上騎了兩圈，沒找著那個賣蔥的老頭。這條街上有賣菜的，但都是騎著三輪車的那種流動小販，車上裝著幾筐青菜幾筐蘿卜，停在路邊就賣，賣了就走，沒有一個固定的攤位。我見到一個賣菜的大爺就停下來問問，問了三四個人，都說不知道。

我在一個小超市門口停下來，進去買了一瓶水，順便問老板娘。老板娘四十來歲，白白胖胖的，燙著卷發，指甲上涂著亮閃閃的甲油，正坐在柜臺后面吃瓜子。

“大姐，我跟您打聽個人，”我擰開瓶蓋喝了一口水，“這附近有沒有一個賣菜的、姓周的老頭，七十來歲，瘦瘦的，手特別黑。”

老板娘想了想，把手里的瓜子殼扔進腳邊的垃圾桶，說：“你說的是‘老周頭’？”

我趕緊說：“對，就是老周，您認識？”

“認識認識，”老板娘往南邊一指，“你往那邊走，過了那個電線桿子左拐，走到頭，有個紅漆大門，就是他家。他家門口種了兩棵柿子樹，這會兒柿子應該紅了，好認得很。”

我謝了老板娘，騎上車過去了。

按老板娘說的，我找到了那個紅漆大門。那門真是不新了，紅漆掉了好多塊，露出了下面灰白色的木頭，門板上還有幾道深深的裂紋，像老人臉上的皺紋。門環上還掛著個用過的塑料袋子，風一吹，呼啦呼啦地響，塑料袋上印著“家樂福”三個字，也不知道是哪一年的了。

門口確實有兩棵柿子樹，不算高，但枝葉還算茂盛，樹上掛著幾個橙紅色的柿子，不大，圓圓的，藏在葉子之間，像一個個小燈籠。地上掉了幾個，摔爛了，果汁濺在泥地上，引來幾只螞蟻。

門關著，但沒鎖，從門縫里能看見里面是個不大的院子，院子是水泥地，刷了一層灰漆，有些地方漆已經掉了，露出下面的水泥本色。院子里堆著一些雜物，靠墻的地方放著鋤頭、鐵鍬、還有一把破舊的老式自行車，車胎癟了，車座上蒙了一層灰。墻根堆著幾捆柴火，用稻草扎著。靠東邊墻的地方停著一輛三輪車，車斗里還有幾個空菜筐，菜筐也是舊得不行了，竹篾子斷了好幾根，用鐵絲綁著。

院子里還曬著床單和幾件衣服，床單是藍白格子的，已經洗得發白了，上面的格子都快看不清了。衣服里有老頭穿的那種深藍色工作服，也有老太太穿的碎花褂子。

我猶豫了一下，抬手敲了敲門。

沒人應。

我又敲了三下，聲音比剛才大了些，大聲問了一句：“有人嗎？老周家在嗎？”

過了一小會兒，院子里傳來一陣腳步聲，腳步聲不快不慢，拖著地走，像是穿著拖鞋。門從里面拉了一下，沒拉開，又用力拉了一下，才開了。

門后面站著一個老太太。

老太太六十多歲的樣子，可能也不到七十，但看著顯老。頭發花白，白了一大半，在腦后扎了個小揪揪，有些碎發垂在耳邊，亂蓬蓬的。臉瘦長，顴骨有點高，皮膚是那種常年在地里干活曬出來的暗黃色，兩頰上有點褐色的曬斑。穿著一件灰紫色的毛衣，毛衣的袖口磨得起了毛，下擺的地方脫了線，露著幾個小線頭。腰上系著一條舊圍裙，碎花圖案的，已經很舊了，看不出來原來是什么顏色，只有幾朵暗紅色的花還勉強能辨認出來。腳上一雙灰色的棉拖鞋，一只的鞋面上有個破洞。

她瞇著眼看著我，像是在辨認我是誰。她眼睛不太好使，瞇成一條縫，上下打量了我好幾遍，嘴上問了一句：“你找誰？”

“阿姨您好，請問這是老周家嗎？就是賣菜的那個老周。”

老太太點了點頭，眼睛還是瞇著，說：“是，老周是我老伴。他出去了，去地里了，不在家。”她說話帶著很重的本地口音，我得使勁聽才能聽明白每個字，有些詞聽不太懂，但大概意思能猜到。

“他去哪個地里了？我找他有急事。”

“地里啊，就村東頭那片地，還有兩壟白菜沒收完，他去收了。”老太太又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多了點什么，大概是在琢磨我是誰。

我看了一眼手機，快五點了，天再過不到兩個小時就黑了。萬一老頭去了地里一下午都不回來怎么辦？我現在就回去？那我這一路不是白跑了。這錢今天不還給他，我今晚肯定睡不著覺的。

“阿姨，您幫我指個路，我到地里去找他。我有很重要的事，當面跟他說，真的很急。”

老太太看我的表情，大概以為我是來要賬的或者是什么不好的事，眼神里帶著點戒備，圍裙下的手捏了捏衣角，不自然地搓了兩下。她問我：“你是哪個？找他做啥？你要買蔥的話明天再去市場，今天他沒菜了。”

我張了張嘴，不知道該怎么解釋。我總不能說“你老伴賣蔥的時候多給了我一萬塊錢”吧，這話說出去誰信？萬一他們不認賬，咬定說沒有這回事，或者他們覺得我是騙子，那我這錢給誰去？雖然我確實是想還錢，但我也得有起碼的安全意識，畢竟一萬塊不是小數目。

我站在門口，腦子飛快地轉了幾圈。直接說肯定不行，太冒失了。但不說的話，這老太太也不讓我走，更不會告訴我去哪找她老伴。

我換了個說法，盡量讓語氣顯得正常些：“我是今天上午在市場買了他蔥的一個顧客，我有點事要當面跟他說，很重要的事，耽誤不了幾分鐘。您幫我指個路，我自己去找他。”

老太太見我說得認真，又看了看我手里提的布包，那個灰藍色的帆布包鼓鼓囊囊的，她大概猜到了什么，但又沒猜明白。她回頭朝里屋喊了一聲：“閨女，你出來一下。”

里屋走出來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扎著個馬尾辮，穿著一件藍色的工作服，上面胸前印著“中石化”的字樣，左胸口還有個小人標志，看著像是加油站的員工制服。她皮膚也不白，但比她媽年輕多了，臉上還有點肉。她看了眼我，又看了眼她媽，眼神里帶著疑問。

“怎么了媽？”

“這位大姐說找你爸有事，她說她在市場買過你爸的蔥。你來看看，你認得她不？”

那個年輕女人走到門口，站在老太太身邊，看了我一眼，眼神里也是帶著點警惕，但語氣還算客氣。她打量了我一下，大概看我的穿著打扮也不像什么壞人，就是普通婦女，手里還提著菜，看著倒像是真的來買菜的。

“大姐，我爸是不是有啥事？您直接跟我說就行，我是他閨女，什么事我都能做主。”她說話比老太太利索多了，口音也不那么重，普通話夾著方言，聽著挺干脆的。

我看這陣勢，知道不說明白是不行了。院子里就她們娘倆，加上我，三個人，應該說不上危險。況且我一個中年婦女，在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不會有人對我怎么樣。

我深吸了一口氣，打開布包，把那個報紙包拿了出來，舉在她們面前。

“今天上午，我在市場上買了一把蔥。回去以后我在蔥袋子里面發現了這個。”我的聲音不自覺地放大了，好讓她們倆都聽清楚。

我把報紙一層一層打開，露出那一沓紅彤彤的鈔票。

那個年輕女人的臉色立刻就變了。她的眼睛瞪大了，嘴巴微張，下巴微微往下墜了一下，像是被什么東西擊中了似的。她下意識地伸手捂住了嘴，喉嚨里發出一聲壓抑的短促的聲音，“啊”了一下。

老太太的反應更明顯。她的眼睛猛地瞪大了，瞪得眼眶都好像要裂開了，嘴巴張著，嘴唇哆嗦了好幾下，整個人像被雷劈中一樣定在原地，一動也不動。過了幾秒鐘，她往前走了兩步，兩只手伸出來，一只抓住那沓錢，一只抓住我的手腕，力氣大得出奇。

她低頭看著那沓錢，手指翻過來看了一眼，又看了看我，嘴唇哆嗦著，聲音發抖，像是要哭出來。

“這——”她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像是一句話被掰成了好幾瓣，“這一萬塊錢，可是我們倆——”

她說不下去了。

她閨女站在旁邊，眼圈已經紅了，紅得很快，從正常到紅透也就幾秒鐘的事。她拉住老太太的胳膊，像是怕她媽站不住一樣，然后轉頭看著我，眼眶里全是淚水，亮晶晶的，但沒有掉下來。

“大姐，”她閨女的聲音有點哽咽，但還是在努力維持著正常的語調，“這錢是我爸賣菜攢下來的，攢了有大半年，準備明天拿去給我媽看病的。”

她說到這里停了一下，好像要確認自己能不能繼續說下去，喉嚨里哽了一下，然后接著往下說。

“我媽低血糖加上腰椎間盤突出，腿腳不好，站久了就疼，走路走一會兒也疼，一直拖著沒去檢查，舍不得花那個錢，總想著能忍就忍。今年實在不行了，走幾步就疼得受不了，晚上躺在床上翻身都疼。我爸急得不行，天天念叨說要帶她去醫院。他把家里攢的雞蛋賣了，地里收的菜賣了，一點點地攢，攢了這大半年才湊夠這一萬塊。我媽前兩天還念叨，說怕把錢弄丟了，跟他說了好幾次讓他存銀行，我爸說存銀行麻煩，他大字不識幾個不會弄，把錢用報紙包了放在身邊放心。誰知道他今天出去賣菜，怎么就把錢裹在蔥里頭了——”

她的聲音越來越低，最后變成了一聲哽咽，堵在喉嚨里，化成了一團潮濕的音節。

空氣安靜了幾秒鐘。

老太太站在那兒，已經開始抹眼淚了。她的眼淚來得很猛，不像閨女那樣忍著，她是一下子就哭出來了，眼淚順著臉頰往下淌，滴在那張舊報紙上，滴在那沓紅彤彤的鈔票上，把那泛黃的紙面洇出一塊一塊的濕印子。

“你不知道，我這腿疼了兩年多了，”她的聲音又尖又啞，帶著哭腔，每個字都在抖，“一直舍不得去看，總想著能忍就忍。忍得久了，走不了路了才慌。今年實在不行了，走幾步路就疼得受不了，老周他急得不行，天天念叨說要帶我去醫院。他把家里攢的雞蛋賣了，收了菜賣了，一點點地攢，攢了這大半年才湊夠這一萬塊。我跟他說留一千塊作本錢，他說不留了，先給我看病要緊，本錢以后再攢……”

她說著說著，又哭開了，哭得沒什么樣子，鼻涕眼淚糊在一起，用手去擦，擦不完，圍裙上蹭得全是。她閨女掏出紙巾給她擦臉，自己也忍不住掉了幾滴淚，但很快用袖子抹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盡力穩住自己。

我站在她家那扇紅漆大門前，手里還捧著那沓錢，看著老太太揉眼睛的樣子，看著那盞從院子里透出來的昏黃的燈光，看著那兩棵柿子樹上稀稀拉拉的橙紅色的果子，心里像被人擰了一下，生疼生疼的。

那是一種什么樣的疼呢？不是刀子割的那種劇痛，是一只手伸進胸腔里，不緊不慢地捏住了心臟，一點一點地使勁，疼得你喘不上氣，眼眶發酸，喉嚨發緊。

我想起我自己的媽。我媽也是這樣的，一輩子在農村受苦，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有什么好的都留給我。她走得早，五十八歲那年查出來的肺癌，從確診到走不到三個月。那三個月我天天在醫院守著，看著她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沒力氣，最后瘦得皮包骨頭，躺在病床上，眼睛凹進去，嘴唇干裂，說不出話。走的那天晚上，她拉著我的手，張了嘴想說什么，嘴唇動了幾下，什么都沒說出來，就閉上了眼睛。

我想，如果當年我媽的病能早一點去治，會不會不一樣？如果那時候家里有一萬塊錢，哪怕多五千塊錢，也許她就能早一點去檢查，早一點做手術，也許現在還能活著，還能坐在老家門口曬太陽，還能聽聽我閨女跟她叫外婆。

一萬塊錢，對有些人來說不算什么，一個包，一頓飯，一件衣服。但對老周家來說，這是命。

我把錢遞過去。

老太太接住了，兩只手捧著那個報紙包，像捧著一個剛出生的孩子一樣小心，手指微微蜷著，把那沓錢裹在掌心。她低頭看著那些錢，手指輕輕地在上面摸了摸，好像在確認它們是不是真的還在，是不是真的回來了。

“阿姨，您數數，看看對不對。”我說。

她搖了搖頭，眼淚又掉了幾滴，掉在錢上，把那張紅色的鈔票點出了一個圓圓的水印。她閨女湊過來看了一眼，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吸了吸鼻子，說：“不用數了，錯不了。大姐，我們該感謝你，該給你跪下才對。”

她閨女說著，膝蓋一彎，真的往下跪。

我嚇了一跳，趕緊伸手扶住了她，一只手拉著她的胳膊，另一只手去抬她的肩膀。我勁兒不大，她勁兒也不大，但我使勁把她架住了，沒讓她跪下去。

“可別可別，”我說，聲音比平時高了不少，“千萬別，這本來就不是我的錢，還給你們是天經地義的，你們要這么謝我，我心里反而過意不去。你們這不是折我的壽嗎，我受不起，真的受不起。”

老太太這時候緩過來了，把報紙包遞給閨女拿著，騰出兩只手來，一把抓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心干燥粗糙，指節粗大，虎口有老繭，手背上有好幾條青筋，跟賣蔥的老頭一模一樣的手。那只手攥著我的手，攥得很緊，不讓我抽回來。

她仰著臉看著我，眼睛紅紅的，睫毛上還掛著淚珠，嘴上不停地說：“閨女，你姓啥叫啥，家住哪，回頭我們得去你家里謝謝你。你今兒個可救了我一命啊，你要是不還回來，我這錢沒了，我也不活了。”

我趕緊說：“阿姨您別這么說，多大點事。您把錢收好了，別再弄丟了，明兒個趕緊去看病，把腿治好，以后還能好好過日子。”

老太太還是一直拉著我的手不放，左一句謝謝右一句謝謝，說得我鼻子有點發酸。我這個人耳朵根子軟，最聽不得別人跟我說感謝的話，一說我就想哭。我使勁忍著沒哭出來，把手上的勁兒放軟，慢慢地拍了拍她的手背。

老太太一再留我吃飯。她說她這就去殺只雞，家里養著幾只老母雞，挑一只最肥的，殺了燉湯，讓我吃了飯再走。她閨女也說，這天都快黑了，你騎電動車一個女的路上不安全，先吃飯，吃完飯讓你叔騎三輪車送你回去。

我說不用了不用了，家里還有事，孩子晚上要回來吃飯，我得回去做飯。今天星期五，閨女上完晚自習回來得早，我得給她做飯，不能讓她餓著。

老太太聽說我閨女在上高中，又拉著我的手說了一陣，說供孩子上學不容易，說孩子將來有出息了你這當媽的就有好日子過了。說得我心里又暖又酸。

她閨女見我去意已決，也不勉強了，讓我等一下。她轉身跑進里屋，跑到后面那間房子里去，不一會兒就出來了，手里提著一個塑料袋，沉甸甸的。袋子里裝著幾根大蔥，蔥葉子翠綠翠綠的，比我在市場上買的那把好多了，還有一小兜紅薯，個頭不大，但皮紅紅的，看著就甜。

“大姐，這是自家地里的，不值錢，你拿著吃。”她把袋子遞給我。

我說我不要，快拿回去，我哪能收你們的東西。

她說你不拿我們心里過意不去，你幫了我們這么大的忙，如果你不收這點東西，我們三個人今天晚上都睡不著覺。

我看著老太太一臉堅持的樣子，站在門口，兩只手交叉握在身前，眼睛直愣愣地盯著我，好像我不收下這袋東西她就跟我沒完似的。我知道推辭不過了，就接了過來。

那個年輕女人又問了我名字和電話號碼，說以后有什么事幫忙一定開口，親戚里有做裝修的，有跑運輸的，家里有什么事別客氣。我說真不用，別記了，能幫的我就幫了，真的不圖什么。她還是在手機里記下了，說“大姐你這人真好，現在這社會像你這樣的人不多了。”

我不太會接這種話，就笑了笑沒吱聲。

老太太站在門口目送了我很遠。我走出那條巷子的時候回頭看了一下。

夕陽快要落下去了，天邊還有一抹橘紅色的光，像一條綢帶，鋪在西邊的天際線上。村子里的路燈還沒亮，巷子里暗暗的，只有各家各戶窗戶里透出來的燈光。老太太還站在那扇掉了漆的紅漆大門前，站在門口那兩棵柿子樹旁邊，用圍裙擦著眼淚。風吹起來，灰紫色的毛衣下擺被風掀起來，她用手按住，站在原地，一動不動地，朝我這個方向看著。

她閨女在她旁邊站著，一只手搭在她媽肩膀上，另一只手沖我揮了揮。

我也沖她們揮了揮手，然后轉過頭，騎上電動車走了。

從須水出來，過了南水北調的大橋，又騎了一段路，拐進我住的那條街。一路上我沒怎么說話，風呼呼地從耳邊過去，我的頭發被吹得亂七八糟，但心里卻從來沒有這么敞亮過。

那種敞亮該怎么形容呢？就像你在一間暗無天日的屋子里待了很久，忽然有人把所有的窗戶都推開了，陽光一下子涌進來，照在你身上，暖洋洋的，亮堂堂的，連空氣都變得新鮮了。你把胸口挺起來，深深地吸一口氣，覺得整個人都是輕的，好像能飄起來。

回到家以后，我把大蔥和小紅薯放在廚房的窗臺上。窗臺上還有上午買回來的那把小蔥，還沒來得及收拾，葉子已經有些蔫了，有幾根葉尖發黃了。我把新拿回來的那幾根大蔥放在水碗里，根泡上水，能多放幾天。小紅薯放在一個紙箱里，擱在陰涼處。

做完這些，我站在廚房里，拿起上午那把蔫了的小蔥看了看，忽然覺得有點愧疚。

不是對別人愧疚，是對自己愧疚。

我愧疚的是什么呢？

我想的是，我坐在家里對著那沓錢猶豫了將近兩個小時，心里翻騰來翻騰去的那個念頭——那個想把這錢留下來的念頭。雖然我沒做那個決定，但它確實在我腦子里待過，像一只黑貓蹲在墻角，不聲不響，但它的眼睛一直亮著，盯著我看，看得我心里發毛。

我差一點就把那只貓放出來了，差一點就留下了那筆錢。

我跟自己說，你劉秀英這輩子是窮，但你不能窮得沒骨氣。你閨女還要考大學，你還要給她做個榜樣。你要是今天把這錢留下了，明天你坐在家里數錢的時候，你怎么跟閨女說？說“媽運氣好，買把蔥賺了一萬塊”？你以后還怎么教育她做人要誠實、要正直、不能貪小便宜？你一張嘴，你自己都得心虛，話說不出口，眼睛不敢看人。

我倒了杯水喝，茶已經涼了，冰牙根兒，涼得我打了個激靈。但喝下去，從喉嚨到胃里，都是舒服的。那種舒服不是吃好東西的那種舒服，是一種從里到外的通泰，像大熱天喝了一碗綠豆湯，渾身上下的毛孔都張開了。

晚上閨女放學回家，她騎自行車回來的，到家已經快九點了。我在廚房給她下了碗面條，面條是超市買的那種掛面，三塊錢一筒，能吃好幾頓。荷包蛋臥了一個，切了幾根新蒜苗擱在上面，又滴了幾滴香油，香味一下就出來了。

她端著碗坐在餐桌前，我坐在對面看著她吃。她吃了幾口，忽然抬起頭來，看著我。

“媽，你今天好像心情挺好的。”她嘴里含著面條，說話有點含糊。

“還行吧，”我說，“今天輪休，在家歇了一天，沒那么累。”

“你眼睛怎么有點紅。”她盯著我的眼睛看，這孩子眼睛尖得很，什么都逃不過她的眼睛。

“風吹的，”我說，“下午出去買菜了，風大，迷了眼。”

“哦。”她沒再問了，低頭繼續吃面。

我看著她低著頭的側面，頭發扎了個低馬尾，鬢角有幾縷碎發垂下來，皮膚白凈，眉毛彎彎的，鼻梁不算高但很秀氣，嘴唇上沾了一點面條湯。燈光打在她的臉上，年輕，稚氣，干干凈凈的，像一張沒有寫過字的紙。

我在心里想，閨女，媽今天做了一件對得起你的事，以后你長大了，如果有一天你也遇到同樣的情況，媽希望你也能做出一樣的選擇。不是一萬塊錢的事，是一顆心的事。人可以窮，心不能窮。

過了兩天，我收到了一條短信。那天下午我正在車間里干活，機器嗡嗡地響，我戴著口罩，手上全是棉絮。衣服口袋里的手機震了一下，我沒理會，等干完一個批次才洗了手掏出來看。

一個陌生號碼發來的。

“大姐，我是老周家的閨女，我媽去醫院檢查了，醫生說還不算太嚴重，吃點藥、做做理療就行，不用做手術。這一萬塊錢夠用了，剩下的還能給她買點營養品。謝謝你，真的謝謝你。最后給你充了一百塊錢話費，是我們的一點心意，請你一定收下，以后逢年過節，我媽說都想請你來家里坐坐，她給你做燜面，她的燜面做得可好吃了。”

我看了那條短信，站在車間外面的走廊上，靠著墻，讀了一遍，又讀了一遍。走廊里風很大，從這頭灌到那頭，吹得我手里的手機差點掉了。但我顧不上風，盯著那幾個字，心里暖洋洋的，眼眶又有點發熱。

“不用做手術”，“吃點藥做做理療就行”，“夠用了”。這幾句話我翻來覆去地看了好幾遍，覺得每一個字都帶著溫度，像冬天里捧著一杯熱水，暖手暖心的。

我沒有回那條短信，因為我不知道該說什么。我說不客氣？好像太輕了，人家那么鄭重其事地謝你，你就回個不客氣，顯得不地道。我說這是我應該做的？又好像太硬了，像是領導講話似的，冷冰冰的。我想說“治好病就好，不用謝，以后好好過日子”，打了一半又覺得啰嗦，不像我的風格。我就把那幾個字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把手機放回口袋里，洗了手，戴上口罩，又回去干活了。

機器還是那么響，棉絮還是那么多，活還是一樣地累。但那天下午干起活來，感覺沒那么煩躁了，手上動作輕快了不少。

下班回家以后，我去陽臺上給我那幾盆蔥澆水了。小噴壺是閨女喝完了酸奶的那個瓶子，我在瓶蓋上扎了幾個眼，灌上水就能用。我慢慢地、細細地給每一棵蔥噴水，水珠落在葉子上，晶瑩剔透的，在燈光下閃著光。那些蔥長得很慢，種下去一個多月了，還是那么矮矮小小的，但每一棵都是直的，直挺挺地往上長，不歪不斜，不彎不扭。

后來我再也沒去過那個露天菜市場。

不是不想去，是怕去了碰見老周頭和他老伴，他們會太熱情，非得拉著我說話，非得給我塞菜塞紅薯。我這個人嘴笨，應付不來那種場面，到時候人家一謝我，我一緊張，臉一紅，話也說不囫圇，反倒讓人家覺得我不自在。

但每次我路過秦嶺路和淮河路交叉口的時候，都會往那個鐵皮圍擋的方向看一眼。有時候匆匆瞥一眼就過去了，有時候會停下來看幾秒鐘。看到那些進進出出買菜的人，有推著小推車的老太太，有騎著電動車的中年婦女，有手里拎著好幾個袋子的年輕媽媽，看到那些從三輪車上搬下來的一筐一筐的新鮮蔬菜，翠綠的青菜，紅彤彤的西紅柿，紫得發亮的茄子，看到那些和我一樣的普普通通的日子，就覺得很踏實。

日子還是那樣過。

我還在紡織廠上三班倒，早班的時候天不亮就得起來，夜班回來的時候天都大亮了。我男人還在建材市場搬貨，一袋水泥五十斤，一天搬幾百袋，胳膊上的肌肉硬得像石頭，腰卻越來越不行了。我閨女還在為考大學拼命刷題，書桌上的參考書摞得越來越高，眼鏡片也越來越厚。

我們家還是沒什么錢。這個月的工資剛發，交了房租，交了水電費，還了上個月借我小姑子的一千塊錢，卡里又見底了。還是住在那間朝北的一樓小房子里，冬天冷得要命，夏天潮得要死，下雨天墻角會滲水，用塑料布墊著還是擋不住。

陽臺上還是那幾盆蔥，澆澆水，剪剪葉子，又冒出新芽來。廚房的墻上還是那幾塊怎么擦也擦不掉的油漬，煤氣灶的架子有點歪了，炒菜的時候鍋會滑。冰箱還是那臺老式的，嗡嗡嗡地響，聲音比我家那臺舊風扇還大。

但不知道為什么，從那天以后，我覺得日子好像沒有以前那么苦了。

也許是我想明白了，有些東西比錢重要。錢是好的，錢能解決很多問題，能買來很多東西，能讓人活得體面、過得舒坦。但有些東西，你花多少錢都買不到——比如你在深更半夜躺下來，你不用翻來覆去地琢磨自己今天做沒做虧心事，你的心是安的，是踏實的，是不慌的。比如你走在路上，太陽照在你背上，你不躲不閃，腰桿子挺得直直的，心里不藏著掖著，不怕別人看你的眼睛。

有些東西，你把它還回去了，它不是少了，是變成別的東西，又回到了你身上。就像窗臺上那把蔥，最外面的葉子是有點黃了，但芯子里還是綠的，只要根還在土里，澆點水，它就會一直綠下去。

人也是這樣。這輩子會遇到很多事情，有好事，有壞事，有讓你高興的，有讓你難受的。但最要緊的，是根不能歪，心不能偏。根正了，風再大也吹不倒。心正了，路再難也走得下去。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我男人在旁邊打著呼嚕，呼嚕聲震天響，我一貫聽著這聲音睡不著覺，但那天我卻覺得這聲音也沒那么吵了。我翻了個身，把被子往肩上拉一拉，閉上眼睛，想著老周家老太太明天要去醫院看病了，想著那一萬塊錢終于用在了該用的地方，想著她吃了藥做了理療腿就不疼了，以后還能好好過日子。

想著想著，就睡著了。

一夜無夢，睡得前所未有的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