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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經典作為人類文明的結晶,其生成與傳承既是特定文化語境的深刻體現,也是人類共同價值長期對話與融合的結果。中西文明作為兩大具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文明體系,各自孕育了豐富而獨特的文學經典。這些經典的形成過程,既有植根本土的歷史積淀,也有跨文明交流中的對話共生,共同揭示了文學經典生成的普遍規律與特殊路徑。在全球化與文明交流互鑒日益深化的今天,深入比較中西經典生成的內在機制,不僅能深化對文學經典本質的認識,更能為當代文學創作與文明交流互鑒提供啟示。
歷史沉淀:中西經典生成的本土語境與核心邏輯。經典的生成首先是一個歷史過程,需要在特定文化土壤中經歷時間的淘洗與檢驗。中西文明的差異造就了經典生成的不同路徑,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核心邏輯。
中國文學經典的生成體現著“倫理本位”與“歷史傳承”的雙重特質。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決定了經典不僅是審美對象,更承載著教化功能與文化傳承使命。從《詩經》被奉為“經”開始,中國經典就確立了“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價值準則,將情感表達與道德規范、社會秩序相統一。這種倫理本位的導向貫穿經典生成全過程:漢賦的鋪陳排比承載著對盛世的歌頌與對王道的推崇,唐詩的意境悠遠蘊含著士人的家國情懷與人格追求,宋詞的婉約豪放折射出市民社會的情感世界與價值觀念,明清小說則通過敘事對社會倫理進行深度反思。中國經典的生成更依賴歷史的自然沉淀,而非刻意的人為建構——一部作品能否成為經典,需要經過不同時代讀者的解讀、批評家的闡釋與統治者的認可,在歷史長河中不斷被篩選、確認。印刷技術的發展、文化教育的普及為經典傳播提供了物質基礎,使《紅樓夢》《三國演義》等作品突破地域限制,成為全民共享的文化資源。
西方文學經典的生成凸顯著“個體覺醒”與“體系建構”的鮮明特征。西方文明從古希臘開始就強調個體的主體性與理性精神,這種文化基因深刻影響著經典的生成。古希臘悲劇通過“個體與命運”的張力探討人性本質,亞里士多德《詩學》確立的“摹仿說”為文學經典提供了審美標準。這種對個體命運與理性精神的關注,成為西方經典的核心特質。從荷馬史詩的英雄敘事到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作品,從啟蒙文學的理性呼喚到現代主義的精神探索,西方經典始終以個體為中心,展現人類對自由、真理、價值的永恒追求。與中國經典的自然沉淀不同,西方經典的生成更注重學術體系的構建與確認。從古希臘的文學批評傳統到18世紀的經典選本編纂,從新批評學派的文本細讀到當代的文化研究,西方學術界通過建立明確的審美標準與闡釋體系,主動篩選和確立經典。
盡管中西經典的生成邏輯存在差異,但都遵循著共同的規律:經典必須具備超越時代的思想深度與審美價值,能夠回應人類的共同關切;必須經過時間的檢驗,在不同時代都能引發讀者的共鳴;必須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成為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這些共同規律構成了經典生成的普遍法則,為跨文明比較提供了基礎。
對話共生:跨文明交流中的經典互鑒與價值重構。經典并非封閉的文化產物,而是在跨文明交流中不斷豐富自身內涵、拓展傳播邊界的“活的傳統”。中西經典的生成從來不是孤立進行的,而是在相互影響、相互借鑒中實現共同發展,形成對話共生的生動圖景。
古代的跨文明交流為中西經典生成埋下伏筆。盡管地理距離遙遠,但中西文明從很早就開始了間接交流。絲綢之路不僅是商品貿易通道,更是文化傳播橋梁。中國的絲綢、瓷器與文學藝術通過絲綢之路傳入西方,西方的宗教、藝術與思想也影響著中國文學的發展。這種交流雖規模有限,卻為經典的跨文明傳播奠定了基礎。例如,中國的儒家思想通過傳教士的翻譯傳入歐洲,對啟蒙運動時期的西方文學產生了間接影響。這種早期交流雖未形成大規模的經典互鑒,但證明了不同文明的文學經典具有相互理解、相互吸收的可能。
近代以來的文化碰撞推動中西經典的深度互鑒。一方面,中國學者通過翻譯西方經典,引入新的文學觀念與創作方法,魯迅、茅盾等作家受西方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文學影響,其作品既保留中國文學的傳統基因,又吸收西方經典的思想精華,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之作;另一方面,西方漢學家開始系統翻譯中國經典,《論語》《道德經》《紅樓夢》等作品被介紹到西方,逐漸納入世界文學經典體系。希臘詩人喬治·塞菲里斯對東方文化抱有濃厚興趣,其創作中曾融合中國道家思想與西方哲學理念,形成獨特的跨文化視角。這種雙向的翻譯與借鑒,不僅豐富了中西經典的內涵,更推動了世界文學經典體系的多元化發展。
當代的全球化語境讓中西經典實現價值共生。數字媒介的發展打破了地域界限,中西經典的交流互鑒進入常態化、深度化階段。一方面,經典的跨文化改編成為潮流;另一方面,比較文學研究的深入為經典互鑒提供了學術支撐,學者們通過平行研究、影響研究等方法,挖掘中西經典的共通價值與獨特魅力。從跨文化比較視角來看,蒲松齡的志怪故事與伊塔洛·卡爾維諾的民間敘事在重塑傳統、批判社會方面存在顯著共通性,成為跨文化對話的重要載體。這些研究與創作實踐證明,中西經典雖源于不同文化,卻都承載著人類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人性本質的探索、對社會現實的反思,這些共通價值成為文明互鑒的橋梁。
當代啟示:文明互鑒視野下的經典傳承與創新。中西經典生成機制的比較表明,經典的生命力既在于本土文化的深厚根基,也在于跨文明交流的開放姿態。在當代語境下,傳承和發展經典文學,需要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在歷史沉淀與對話共生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堅定文化自信,守護經典的本土根基。經典是民族文化的精神標識,傳承經典首先要深入挖掘本土文化內涵,堅守自身的文化立場。中國經典承載著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如“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追求、“天人合一”的生態理念、“家國同構”的責任擔當,這些價值不僅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也為解決當代社會問題提供了智慧。傳承中國經典,需要深入研究其生成的歷史語境與文化內涵,要守護經典的思想高度與審美價值,通過現代教育、數字傳播等方式,讓年輕一代了解經典、熱愛經典。
秉持開放包容的態度,推動經典的跨文明互鑒。文明因交流而多彩,經典因互鑒而豐富。在全球化時代,傳承經典不能故步自封,而應以開放姿態吸收借鑒其他文明的優秀成果。經典之所以能跨越時空,關鍵在于其能夠回應不同時代的人類關切。傳承經典不是墨守成規,而是要在堅守核心價值的基礎上,賦予其符合當代語境的表達形式與思想內涵。
通過中西經典生成機制的比較,揭示文學經典的本質特征與發展規律。經典是歷史沉淀與時代選擇的統一,是本土特色與人類共性的統一,是傳承堅守與開放創新的統一。在文明交流互鑒日益深入的今天,我們既要守護經典的本土根基,堅定文化自信,也要秉持開放包容的心態,推動經典的跨文明對話;更要立足時代需求,實現經典的當代創新。唯有如此,才能讓中西經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煥發更強的生命力,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更大的貢獻,彰顯文明互鑒互融、協調統合的合異之美。
作者系鹽城工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項江濤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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