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一家美國人在中國 | 趙武平

一

林徽因照片里的一個女人，讓我們家分成了兩派。

這件事的原委是這樣的。

三個星期前，林徽因的英文書信集到了。我拆開來看，發(fā)現(xiàn)集子里的七十八封信，收信人基本上全是費正清和費慰梅，附錄的梁思成三封，也是寫給他們的。跟費氏夫婦無涉，給他人或出于他人之手的，只有三封。書里也收有近三十張照片，與費氏夫婦相關(guān)的，更是多達二十二幅。其中有三張，攝于一九三五年春間：兩張是同一群人，在同一天，于同一地點所攝；余下的一張，是梁林同費慰梅家人的合影。前兩張的說明文字，有一句話是相同的，“一九三五年春，林徽因與親友在天壇寰丘”，但照片上的人不一樣，——第一張，“左起：金岳霖、梁再冰、林徽因、多利·泰勒、費慰梅、費正清”；第二張，“左起：金岳霖、梁思成、多利·泰勒、梁再冰、林徽因、費慰梅”。由此可見，第一張是梁思成拍的，第二張的拍攝者是費正清。這兩張照片不算罕見，早前與梁林相關(guān)的書，如果配圖，或二選一，或二者俱錄。不過，那位多利·泰勒，只是這一回才標出姓名。這引起我的疑心：一九三五年上半年，隨費正清夫婦住在北平的，不是還有費慰梅的妹妹瑪麗安嗎？梁費兩家與金岳霖結(jié)伴出游，理當不該落下瑪麗安的。

梁思成林徽因及其女兒梁再冰，與多利·泰勒，金岳霖和費慰梅（費正清）在天壇寰丘，1935年春天

十年前的春四月，我在麻省劍橋，第一次見瑪麗安，說及老舍認識維爾瑪和約翰（Wilma and John，即費慰梅和費正清，瑪麗安信中以W&J稱呼他們），他訪美期間兩過哈佛，都住他們在溫思洛普街四十一號的家。瑪麗安耳朵有點兒背，聽到“老舍”，連忙打斷我的話。她很好奇：我怎會認識“老金”，他分明是她在北平的朋友嘛。所以，我認定，人名出錯了：多利應為瑪麗安。帶著幾分自信，我把“發(fā)現(xiàn)”，說給小女Mia和她媽媽。

“標錯了？”

她倆疑惑地看了，搖搖頭。

從側(cè)面看，多利確有幾分像費慰梅，可究竟是不是瑪麗安，她們吃不準。她倆與瑪麗安也認識，但與她的初次見面，是在我們一家搬進劍橋歐文街一〇九號瑪麗安家的第二天，二〇一七年八月九日。那一年，Mia五歲，瑪麗安比她大整整一百歲。

誰也說服不了誰，那就隨它去。

再說第三張：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林徽因，梁思成（左二）與費慰梅（右三）及其家人在北平。”

坎農(nóng)博士一家與梁思成林徽因合影，1935年4月23日

同樣一張照片，林徽因誕辰一百一十周年時，也收進了在上海出的紀念圖片集，當時所注說明為：“梁思成（左二），林徽因（右二）與費正清、費慰梅等友人在一起。”比較起來，這一次的注有進步，更準確一些。可費慰梅家人有誰，名字都是什么，仍讓人摸不著頭腦。林徽因信里提到他們，寫出了名字，但因為缺注釋，不易看出他們與費慰梅的關(guān)系。一九三五年四月的兩封信里的“瑪麗昂·坎農(nóng)”（“昂”為“安”誤譯），和“坎農(nóng)先生和夫人”（Mr. and Mrs. Cannon），其實就是瑪麗安(Marian Cannon)，和她父親沃爾特（Walter Bradford Cannon)，與母親柯尼麗亞（Cornelia James Cannon)。四月二十日那封里有一段話，寫的是費慰梅父母到北平，林徽因巴望著要去見面的急切心情：

“我當時非常焦急，想在離開之前，跑去迎接坎農(nóng)先生和夫人，結(jié)果卻只來得及趕上火車。我那時有一種迫不及待的感覺，想去見他們；即使現(xiàn)在，我仍然希望，自己當時起碼應到你家院里，去問候一聲‘你們好’。”

費慰梅一家來中國的事，說來我倒也略知一二。

瑪麗安所著《三寶北平奇遇記》，1939年初版

二〇一五年十月，聽說我要翻譯她一九三九年出的《三寶北平奇遇記》，瑪麗安就囑咐安德魯，與她同住的小兒子，從劍橋寄來她的兩部書：她年過花甲后出的《奪自遺忘：劍橋回憶錄》（一九七九），和在百歲之年出的《我的記憶：與政治，繪畫和人相關(guān)的一生》（二〇一二）。第一部回憶錄的第十一章，寫的就是她和家人的中國經(jīng)歷：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歲的她，一出拉德克利夫，就受小說家母親的鼓勵，只身從波士頓搭乘火車，自東至西橫穿美國內(nèi)陸，到舊金山登上去中國的郵輪。到了上海，她先與維爾瑪和約翰會合，接著又與他們一起去了福州，廈門，汕頭，香港和廣州，并于第二年的春節(jié)北返，在北平迎候兩個月后抵達的父母和小妹。

四月二十三日的那張，應是費慰梅一家，與梁氏夫婦會餐之前所攝。那天的就餐之地，究竟是北總布胡同三號梁宅，還是大羊宜賓十號費氏夫婦所租宅門，我左看右看，沒有辦法確定。不過，說起餐桌前就坐者的名字，我覺得，自己倒是有一點兒把握：

“靠著維爾瑪，坐中間的那個，是瑪麗安；她左面挨梁思成坐的，是妹妹海倫……”

“誰是姐姐，誰是妹妹，你怎么分得清？”我太太瞥了一眼，還是搖頭。

Mia也湊來，看過，仍站在媽媽一邊。皺著眉的中二少女，心里仿佛在說：看女人的年齡，我媽眼光更準吧。

我不認輸，決定去搬救兵。

寫好兩個郵件，發(fā)往麻省貝爾蒙特，和紐約曼哈頓的上西區(qū)，一給安德魯，一給Holly。他們是一對表姊妹：Holly的母親就是維爾瑪。

第二天等來回音：我認錯人了。Mia和她媽媽一聽，笑了：

“救兵有用嗎？”

第一張上的女性，安德魯和Holly都說，沒一個是瑪麗安。第二張上，那個我認成瑪麗安的，Holly說是海倫。她用iPad回復說:

瑪麗安在最左，挨著梁。

我外祖母在后排。

我外祖父坐在林的旁邊，接下來是維爾瑪和海倫。

我想，照片是我父親拍的。

Holly中文名費鶴立，是費正清和費慰梅的第二個養(yǎng)女，——我與瑪麗安的相識，是她介紹的。

二

一個星期六的清晨，我?guī)ia走下后樓梯，才到廚房門口，就見安德魯匆匆迎出，臉色很難看。

“武平，我媽媽不在了。”

“Marian老奶奶不是說，要給我畫個像的嗎？”Mia聽了，瞪大眼睛，愣在一旁。

瑪麗安是藝術(shù)家，長于畫人像和風景，有作品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她也給孩子們寫書，出過四五本，插圖都自己畫。

瑪麗安1934—1935年在中國時期水彩畫作，王慧（Helen）2018年5月攝于劍橋

幾個星期前一天的半下午，難得出門的瑪麗安，與幾個退休了的兒女，坐在后院樹冠入云的老紅橡下說話。他們旁邊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菜園，斜對著瑪麗安在房子底樓的畫室，有幾株矮壯的櫻桃番茄，貼著高過頭頂?shù)臉浠h，掛滿紅艷的果子。瑪麗安視力很好，遠遠望見Mia，尖著嗓子，嚷道：

“瞧，小姑娘多可愛，我得給她畫個像！”

與瑪麗安在一起的，是安德魯，他哥哥史蒂芬，和姐姐克里斯蒂娜。安德魯還有一個姐姐，凱瑟琳，十多年前已經(jīng)故去。史蒂芬和克里斯蒂娜住在異地，他們這次回來，是為給老母親做生日：九月十三日，是瑪麗安的一百零五歲壽辰。

真是想不到，生日過后僅一個月，瑪麗安就在睡夢中走了。

瑪麗安與作者2016年5月12日在歐文街寓所，安德魯·施萊辛格攝

追思會前的一天，安德魯上到三樓，遞來一個厚厚的牛皮紙文件夾，說：

“你和Helen看看，有用，復制一份。過兩天，我就給拉德克利夫了。”

拉德克利夫在法學院西邊，以前是女校，毗鄰劍橋，往南走不多遠就是哈佛廣場。瑪麗安，維爾瑪，和她們的母親柯尼麗亞，還有安德魯?shù)慕憬憧死锼沟倌龋际抢驴死虿⑷牍鹎暗漠厴I(yè)生。瑪麗安的追思會，也安排在拉德克利夫。安德魯說，他的祖父老施萊辛格教授，做哈佛歷史系主任期間，兼任拉德克利夫校董，最早倡導研究美國發(fā)展史上的女性的貢獻。他的祖母伊麗莎白，一位女權(quán)運動領(lǐng)導者，與他祖父共同推動拉德克利夫的婦女檔案館的改造，使之建成為全美第一個美國女性研究圖書館：阿瑟和伊麗莎白·施萊辛格美國婦女歷史圖書館。

瑪麗安一百零三歲時寫給作者的信，2015年5月

文件夾里是一疊信，一些黑白照片，和一份畫展折頁。信是瑪麗安寫給家人的，多數(shù)用鋼筆書寫，用打字機打成的只一兩封。照片的大部分，貼在同一封信的信紙上。這封有七頁紙的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寫于廈門，前幾頁左邊的一側(cè)，依次粘貼著十一張一寸大小的照片。有貼一張，有貼兩張，或三張的，最多一頁貼了五張。每一張照片下面，或者旁邊，都標有拍攝對象，和拍攝地點：福州街巷，鼓山遠景，古樟樹，閩江上的舢板，廈門英國領(lǐng)事館里的瑪麗安，維爾瑪和約翰。信紙中間，還另夾有兩張照片，兩寸高、一寸寬，背面都有瑪麗安的鉛筆字跡，一為“瑪麗安在英領(lǐng)館幫約翰打字，廈門，一九三四”，一為“約翰在英領(lǐng)館做研究，廈門，一九三四”。照片上兩人專注的神情，恰切印證了費正清晚年的回憶：

“在白天，英國領(lǐng)事館給我一間寫字間，配有電話，還有一名聽差伺候，隨喚隨到，因此我能夠閱覽寧波檔案，維爾瑪和瑪麗安使用我們隨身帶來的兩架打字機，幫我謄寫和摘錄。我發(fā)現(xiàn)學位論文研究是項艱苦的工作，一部分是因為我的題目是要廣泛閱讀領(lǐng)事館電訊，從中汲取素材，該項工作有時顯得十分單調(diào)。”

費慰梅1933年前后作品：自畫像

維爾瑪和瑪麗安到了北平，不再是費正清單純的打字幫手。一年多前，費正清申請哈佛燕京學社資助，又一次遭到拒絕，只得去清華教書。經(jīng)濟的支絀，也讓維爾瑪忙起來。她辦過繪畫班，還開了一次畫展：她在拉德克利夫?qū)W美術(shù)，曾去墨西哥跟著里維拉，弗里達的丈夫，學習壁畫創(chuàng)作。懷履光《洛陽古城古墓考》的封面，用的是她畫的出土文物。與瑪麗安的信和照片在一起的折頁，正是那一次畫展的目錄，——這是一份英文目錄，第一面頂端一行字是“北平美術(shù)學校”，其下則是“維爾瑪·費爾班克和瑪麗安·坎農(nóng)畫展，一九三五年，四月”。

費正清在回憶錄里說，維爾瑪共展出二十一幅水彩畫，還售出若干幅。但瑪麗安保存下來的畫展折頁，證明這個說法不太準確：她倆的畫作，在水彩外，還有素描和速寫，而且實際數(shù)目也還更多。維爾瑪?shù)乃曙L景畫二十九幅，分別作于熱河，杭州，福州，北平，和山西峪道河。瑪麗安的作品二十六幅，除去在新罕布什爾和法蘭西島畫的三四張，其他的作于福建和華北，畫面上是福州的寺廟，廈門的小船，北平的戒臺寺，李鴻章祠，紫禁城午門，天橋，長城，以及一些舞臺人物形象。畫皆以美元標價，七到七十五元不等。

瑪麗安和維爾瑪1934年12月在福州作畫（瑪麗安作品）

瑪麗安的追思會過后，我們開始收拾東西，準備搬去普雷斯考特街二十二號，哈佛美術(shù)館后一棟臨街的房子。忽有一天，也在為搬家忙碌的安德魯找來，說要請Helen搭把手，將他母親的畫拍下來，編成一個圖錄。他知道，我太太以前是美術(shù)老師，會圖書裝幀設(shè)計。

裝了框的畫，陳列在客廳正中，近旁的南窗下，有一架巨大的三角鋼琴。看著畫上的寺塔，古樹，木船，和長城，我忽然意識到：八十三年前在北平，和維爾瑪?shù)淖髌芬黄鹫钩龅模沁@一批水彩畫。

三

翻遍林徽因的信，我還是沒能斷定，她與梁思成，同費慰梅家人的合影，是不是他們第一次相會時拍的。不過胡適一九三五年有一篇日記，倒是記錄了梁林和費慰梅，還有費慰梅的父親，在整整一個月之后，又曾燕聚一堂，——上次若是費氏夫婦作東，這次十有八九是梁林還席。那天是五月二十四日。胡適于日記里寫下他與傅斯年偕行赴宴之事：

“思成、徽因請Professor Cannon父女吃飯，我與孟真同去。Cannon是少年學人Fairbank之妻父。”

胡適與費正清已是熟人。三年前的初春，費正清來到中國，為他的牛津論文搜集資料。五月十日，他在北平初次與胡適訂交。那天，他應邀趕往東安門街北的東興樓，“我發(fā)覺在等候著我的人們中間，有一半是在中國古代學術(shù)研究上造詣極高的杰出人士——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北平社會調(diào)查所所長陶孟和和中國地質(zhì)調(diào)查所丁文江”。胡適年過四十，看上去卻仍很年輕，加上一口流利的英語，儼然迷住了年輕的美國客人。過后，費正清往家里寫信，說：

“我驚訝地發(fā)現(xiàn)，胡適，一位現(xiàn)代的伏爾泰，就坐在我的一側(cè)，邀我品嘗筍片鴨肝，而且每個人都很友好。至于為何如此，我全然不明就里，但我對此毫無反對之由，并且借助于慣常的中國酒，與他們在一起，胸懷頓然開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不辜負這份榮耀呢？”

一名二十五歲的博士生，初來乍到，即獲得中國學界的最高禮遇，要歸功于哈佛醫(yī)學院的坎農(nóng)教授，也就是他的未婚妻費慰梅的父親。五十年后，回味那一次“意想不到的聚會”，費正清依然無法忘記，“我未來的岳父坎農(nóng)博士把我的情況，寫信給他所結(jié)識的北平協(xié)和醫(yī)學院生理學家。我此時才認識到，自一九一五年《痛饑懼怒時的身體變化》出版以來，沃·布·坎農(nóng)是世界醫(yī)學上一個受人尊敬而家喻戶曉的名字。”

坎農(nóng)博士在北平協(xié)和醫(yī)學院，1935年

坎農(nóng)博士在國際醫(yī)學界，和巴甫洛夫齊名，是第一流的生理學家。他在哈佛醫(yī)學院二年級時，發(fā)明了診斷消化道疾病的鋇餐X射線造影技術(shù)。他所完善和確立的“內(nèi)穩(wěn)態(tài)”學說，隨其經(jīng)典名著《軀體的智慧》的問世，成為生理學基礎(chǔ)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他一九三五年的到訪，是中國醫(yī)學界的一件大事，盡管起初他只是想趁去圣彼得堡開會之便，借道看望在北平與費正清締結(jié)連理的長女維爾瑪，和與他們在一起的三女兒瑪麗安。四月十日，坎農(nóng)博士在上海的活動，得到《申報》的關(guān)注：

“美國哈佛大學醫(yī)學院生理學教授開能博士于前日抵滬，參觀虹橋療養(yǎng)院，當由該院代理院長顏福慶氏招待，同時到有前芝加哥醫(yī)大校長胡敦博士、北平協(xié)和醫(yī)學院生理學教授林可勝博士、圣約翰大學教務長馬立斯博士，及伍連德、黃子方諸博士，上海醫(yī)學院全體醫(yī)學教授、學生等百余人。由顏氏引導教授參觀各部份，對于該院之建筑及一切設(shè)計備極贊美，并在交誼大廳演講，略謂二十五年前曾來中國，今番重履此地，覺中國醫(yī)學建設(shè)之進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勢，而虹橋療養(yǎng)院之建筑與設(shè)計，實不亞于歐美諸國。數(shù)十年來，生理學上雖疊有新發(fā)見，但將來必更有奇異之發(fā)見，而X光線實為研究生理學上之極妙工具云云。聞開能博士不日赴平，將在協(xié)和醫(yī)學院任教務二月，即出席于全世界生理學大會。”

四天之后，坎農(nóng)博士經(jīng)南京到達北平，在協(xié)和醫(yī)學院擔任訪問教授，直至六月初踏上訪蘇之旅。其間，他不斷接受邀請，在上海國立醫(yī)學院，南京軍醫(yī)學院，北平協(xié)和醫(yī)院，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等處講演十七次，所到之處，皆引起轟動。

五月三十一日，北大師生迎來坎農(nóng)博士。他在二院教室，以“保持穩(wěn)定的軀體機構(gòu)”為題，作了此行最后一次講演。胡適那天也在聽眾席中，并將聆聽感受，寫在日記里：“聽Professor Cannon講演，講得極清楚。”

四

坎農(nóng)博士一家人，在滬京平的訪問，讓他們和中國的命運，系在了一起。

在戰(zhàn)爭年代，坎農(nóng)博士和他的家人，給了中國實在的幫助。他是一位人道主義活動家，一戰(zhàn)時與哈佛醫(yī)學院的同事，以軍醫(yī)的身份，奔赴歐洲戰(zhàn)場。一九三六年十月，他擔任美國援助西班牙民主醫(yī)藥委員會主席，為反法西斯人民陣線提供醫(yī)務支援。一九三七年九月，美國醫(yī)藥援華會成立，他亦積極參與，并于一九四一年主持醫(yī)藥分會，為中國募集善款，采購醫(yī)藥，敷料，和器械。費正清和費慰梅在珍珠港事變前后，分別服務于美國戰(zhàn)略情報局和美國國務院，又相繼返回中國，在重慶溝通中美文化交流。

瑪麗安有沒有參與對中國的幫助，我沒聽她說過，她在回憶錄中也沒著一字。

二〇一七年感恩節(jié)后，為了解老舍與浦愛德的關(guān)系，以及他們在《四世同堂》翻譯上的合作，我又一次來到懷德納圖書館。浦愛德在紐約擔任工合國際代表，是聯(lián)合援華會的重要一員。一九四六年的一期聯(lián)合援華會《中國新聞》上，浦愛德赴華視察啟程前的專訪的右側(cè)，有一則阿瑟·邁·施萊辛格夫人發(fā)起為中國捐書運動的報道。施萊辛格夫人不正是瑪麗安嗎？我想起來，她那時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丈夫小施萊辛格教授，與費正清是哈佛歷史系同事，又在華盛頓共事于美國戰(zhàn)略情報局。這次由女性發(fā)起組織的活動，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引起熱烈響應，募集目標起初為五千，最后所得實已逾萬。她們募得的詞典，百科全書，以及農(nóng)業(yè)，醫(yī)藥，公共衛(wèi)生，歷史，文學，美術(shù)，音樂，和社會科學諸學科領(lǐng)域的最新出版物，全部由聯(lián)合援華會海運至上海，通過國民政府教育部，分發(fā)給在戰(zhàn)火中毀壞殆盡的中國大學。

聯(lián)合援華會1946年《中國新聞》所刊瑪麗安為中國大學發(fā)起捐書運動的報道

在菲利普閱覽室，我拍下關(guān)于瑪麗安的報道，用郵件發(fā)給安德魯。他一見大為驚訝：本以為自己的母親，在戰(zhàn)時只是家庭主婦，沒想到還扮演了社會活動家的角色。原來，瑪麗安并未忘記在戰(zhàn)火中經(jīng)受蹂躪的友人，她和自己的父親一樣，為聯(lián)合援華會的事業(yè)，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施萊辛格故居，作者攝于2016年5月12日

去年八月頭上，我和Mia回到劍橋。在我們住過的老房前，與搬到貝爾蒙特的安德魯見面時，我注意到裝修過的房子，前廊上方多了一個醒目的銘牌，“施萊辛格故居”。安德魯笑著說，這棟他母親住過七十年的房子，已由他以前的一個女朋友購下，贈送給了哈佛法學院，現(xiàn)在是院長的宅邸。

瑪麗安·坎農(nóng)·施萊辛格廣場路牌，作者攝于2016年5月12日

聽安德魯一說，我禁不住望了一眼老房子所在的路口，歐文街和布萊恩特街相交處，看到道旁的一個紀念牌，還樹立在原處。瑪麗安在世時，劍橋市政廳為那個十字路口命名，用了她的名字。黑色的路牌上，有六行白色的字，前四行字很大，末兩行是小字：

瑪麗安

坎農(nóng)

施萊辛格

廣場

藝術(shù)家，作家，母親，

劍橋生活敏銳觀察者

乙巳年臘月二十五正午，

在上海，北橫涇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