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黨的修憲初衷與深陷美國泥潭無法“獨立”的現實矛盾

作者：王景賢

一、自民黨對于修改憲法的執念

很少有人知道，日本自民黨在1955年建黨初期就將“修改現行憲法”作為黨的宗旨。自民黨《黨的使命》中寫有“修改《日本國憲法》”，提出“強力推進并完善‘包括自主修改現行憲法在內的’獨立體制，以回應國民的托付”。修憲派認為，現行憲法是美國在戰后對戰敗國日本強加的一部憲法，而不是由日本人自己制定的憲法，它是日本獨立體制不完善的象征。因此，建黨70多年，自民黨始終意在修改現行憲法。現在，高市早苗要把它推到歷史舞臺中央。

4月12日，高市早苗首次作為自民黨總裁參加了2026年黨大會。在會上她主張：致力于“由日本人自主改正憲法，是自民黨的建黨宗旨。現在時機到了！”。她表示：“希望在明年黨大會召開前做好有關修憲動議的準備，來迎接黨大會”。她指出，“不應為討論而討論，而要為做決斷而討論，這樣才能回應國民的托付”。日媒普遍分析，這表現出高市早苗希望加速在國會進行修憲討論，從而盡早達到修改憲法的目的。

根據日本法律，修改憲法需參眾兩院議員各三分之二以上贊成，并需過半數的國民投票贊成。目前，自民黨雖在眾議院超過了三分之二席位，但在參議院席位尚不足半。而所謂“國民的托付”，聽起來似乎日本國民都希望修憲，事實并非如此。民調顯示，雖過半民眾對修憲持開放態度，但對憲法第九條的具體修改及現任政府推進修憲的行為模式存顯著分歧。《讀賣新聞》調查顯示，有關是否改修憲法第九條第二款問題，日本國民贊成和反對意見持平，分別為47% 和49%，《每日新聞》則顯示僅有21%國民贊成現任期內修改憲法。不僅如此，包括年輕人在內的反對高市政府、反對修憲、反對擴軍通往戰爭的民眾游行示威正在日益增多。

二、修憲并非“國民托付”，而是有著巨大爭議

日本國民有關修改憲法是存在激烈爭議的。其焦點主要是圍繞被視為“和平憲法”基石的上述憲法第九條展開。

“憲法九條”主要內容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即放棄戰爭，“日本國民真心追求以正義和秩序為基礎的國際和平，永久放棄國權發動的戰爭、放棄武力威懾,放棄以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第二部分即不保持戰斗力，否認交戰權，“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斗力。不承認國家交戰權”。

日本的這一“憲法九條”以“徹底的和平主義”和“徹底的非軍事化立場”聞名世界，被稱為“和平條款”，它體現了《巴黎不戰條約》和《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中的“不戰”原則，是國際社會追求和平愿景的體現。但現實情況卻是日本存在著“自衛權與自衛隊”。對于所謂“不保持戰斗力”這項憲法規定，自衛隊的存在和戰斗力的保有是與現行憲法內容相悖的。對此，日本政府以往的詮釋是----憲法九條并不否定作為主權國家固有的“自衛權”，日本基于此維持著名為“自衛隊”的防衛力量，即“在憲法范圍內允許的必要且最小限度的自衛能力”。

而現在，高市早苗稱“修憲的時機”到了，要發起修改“九條”在內的和平憲法，以達到自民黨所謂“修憲宗旨”，完成自民黨70年夢想。修憲的時機真的成熟了嗎？

1、 贊成修改憲法的“修憲派”

這一派以長期執政黨的自民黨和右翼保守派政黨日本維新會為核心，他們要求在憲法中明確自衛隊的地位和權限，消除自衛隊在法律上長期“違憲”的爭議。同時主張增設所謂“緊急事態條款”，賦予日本政府在大規模災害或他國武力攻擊時更大權限，提升所謂政府的危機處理能力。

修憲派主張擺脫“戰后體制”束縛，認為現行憲法是戰后美國讓日本“不自主”的象征。因此，“修改憲法是恢復日本的國家尊嚴”、實現“國家自主”的必經之路。在此之上，他們主張提升自主防衛能力，主張中國等周邊國家軍事實力增強已導致了日本安全環境變化，日本須修憲并強化國防，擺脫對他國依賴。修憲派并不認為將自衛隊改為“國防軍”強化國防是“軍國主義復活”，而是應對現實的必要防御措施。

2，反對修改憲法的“護憲派”

護憲派包括來自日本民眾、在野黨以及學術界和律師團體等在內的反對修改憲法的人士。他們認為，現行憲法尤其是第九條，是堅守和平主義的基石，是保證日本戰后80年得以走和平主義道路、未被卷入戰爭的基本保障，必須堅決反對修改憲法九條。

護憲派認為，自民黨作為執政黨采用的“加憲”策略（即以往恐于國民反對，被迫不正面修改憲法九條，而是通過新增條款為自衛隊提供法律依據的做法），實際上架空了憲法九條，必須全力阻止通過改憲來進一步破壞憲法。護憲派認為，自民黨修憲就是要將自衛隊改為“國防軍”，實行征兵制，為未來進行軍事擴張鋪路，而一旦成功，則必將大幅增加日本卷入戰爭和沖突的風險，讓年輕人成為“無謂的炮灰”。且憲法修改后軍備擴張將名正言順得以實施，必將產生巨額軍費開支，最終將以稅收和物價上漲等形式變成老百姓的經濟負擔。

護憲派反對修改憲法的另一個理由，是因為修憲勢力否定歷史，他們大多認為二戰中日本對亞洲的行徑并非侵略是為了亞洲共榮，一旦修憲成功達到日本軍隊合法化，則必將推動國家右傾和軍國主義復活。事實上，自民黨的憲法草案中增設了現行憲法中所沒有的“緊急事態條款”，這一條款勢必導致戰爭發生時出現二戰前那樣的政府權力過度集中，從而發生類似二戰軍國主義侵略的錯誤。

三、高市自民黨拘泥于修憲執念而綁架日本國民

護憲派和修憲派爭議如此之大，為什么高市認為修憲時機到了？長期以來，日本推動所謂“中國威脅論”，高市上臺以來，更是超過了安倍的“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論，高調聲稱所謂“臺灣有事”即日本的“存立危機事態”（即可依法實施武力攻擊）的言論。這一違反《中日聯合聲明》也違反日本憲法第九條的錯誤言論，遭到了中方包括控制管制稀土等軍民兩用物資對日出口等強烈反擊。而由此日本朝野上下也在高市政府的煽動下，營造了一種空前的對華強硬氛圍，順勢也推高了日本民族主義者對高市早苗的支持。

也有媒體稱，高市的“存立危機事態”一說，只不過是答辯時的一時口誤，說出了安倍以來各界日本政府未曾說出的話，只要收回言論，即可平復中日關系。但筆者認為，即使撤回發言，日本防衛省在包括西南諸島、熊本等在內的各地部署自衛隊對華軍事戰略的各項措施并不會隨之停止，而這些軍事部署才是日本的對華真相。后來的事實證明，高市早苗不僅不撤回發言，反而借勢推起了日本社會空前的反華氣氛，這其實就是在為修改和平憲法鋪路，從而一舉達成自民黨的修憲夢，賦予日本完整的軍事能力，反過來再落實其對華強硬政策的戰略愿景，最終實現日本的“軍事大國化”。

可以說，高市早苗是有備而來的。高市上臺后接連拋出各種挑釁，其根源是其年輕時期就堅持的頑固右翼理念，不承認南京大屠殺，不認可村山富士首相訪華時對中國道歉，長期參拜或用其他方式祭奠靖國神社等等行為，都與其長期參與渲染的“中國威脅論”有著深層的思想交集，成為其推動對日本軍事松綁，推動修憲擴軍的深層理由。

因此，高市早苗看似冒險的策略背后，有著清晰的戰略邏輯，即以中國這個外部危機來突破國內的體制禁錮。高市的“修憲”野心是實現所謂的“國家正常化”，其核心是突破憲法第九條對武力的限制。然而戰后長期和平發展，導致日本國內缺乏推動變革的民意。因此，她將崛起的中國，塑造為日本“存亡的威脅”，為修憲尋找了必要的“正當性借口”。

首先，她通過公開渲染危機，將中國內政的臺海局勢與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掛鉤，暗示可能武力介入，這是為了刻意挑釁并惡化周邊環境，人為制造一種“和平憲法已不適應時代”的假象。其次，與安倍等前任不同，她打破“戰略性模糊”，以現任首相身份明確做出爭議表態，意在快速固化強硬議程。第三，在強化法律勾連方面，提前達標日本防衛費GDP2%，并強推修改“安保三文件”，推動“殺傷性武器”出口，目的就是在正式修憲前，從法理上和事實上架空和平憲法，制造不可逆的既成事實。

與此同時，高市政府巧妙利用了美國對華競爭的需求，既迎合了美國的“印太戰略”，又將自身修憲擴軍的訴求包裝成服務于日美共同戰略需要的“同盟貢獻”，從而減少來自美國的壓力。美媒也推波助瀾，強調日本修憲（廢除和平條款）將使其在“對抗中國”中發揮更大作用。

四、自民黨的操作讓日本“獨立自主”的夢想漸行漸遠

令人費解的是，長期執政的日本自民黨雖建黨宗旨是希望修憲達到所謂的“恢復獨立體制”，但現實卻啪啪打臉，其執政下的日本政府不僅沒有讓日本越來越走向“獨立自主”，反而愈加“深陷美國泥潭”，呈現了不可自拔的窘狀。

1、軍事：到底是實體軍隊還是指揮從屬

修憲派的核心目標之一，是將自衛隊“國防軍”化，以恢復軍事上的“完整主權”。但為了利用美國支持，通過渲染“中國威脅論”和“臺灣有事即存亡危急”，日本所得到的現實卻是推進了“日美軍事一體化”。具體而言，自2025年3月起，日本新設“統合作戰司令部”，美軍則將在日指揮部升級為“統合軍司令部”，前者受命于后者，在此基礎上，戰時兩國部隊實現末端一體化。由此，自衛隊在指揮鏈中被扎實地嵌入了美軍體系，得以搭載可攻擊敵方基地的遠程導彈，使得其過去的“專守防衛”邊界變得模糊。有專家指出，事實上美軍在裝備、情報上占絕對優勢，日美軍事一體化程度越高，日本就越被動。而戰時指揮權必然趨向一元化，因此，所謂的“獨立指揮”在憲法爭議前就已經被掏空。即使未來修憲成功，自衛隊變為“國防軍”，但其“獨立指揮權”已成泡影，反而僅成為一支沒有美軍指揮就無法運作的美軍附庸軍。

2、國家主權：到底是平等同盟還是戰略犧牲和依附

自民黨建黨時的修憲目標，是希望達到“恢復主權”，打造“對等”同盟。然而現實卻是高市政府迫于戰略焦慮，走上了更深層次的依附之路。

在自衛隊指揮權被“凍結”的情況下，日本卻要付出高額代價，擠壓國民福祉。日本2026財年國防開支已突破9萬億日元（約合4000億人民幣），提前實現占GDP 2% 的目標。其中約60%依賴新發國債，2026年度僅國防部分就需新發5,973億日元國債，形成“借債建軍”的惡性循環。而這勢必擠占民生，社保和教育等民生撥款受到嚴重擠壓。

在經濟方面，高市早苗以巨額關稅作為“投名狀”，落實了前政府高達5500億美元（約合 82.5萬億日元）的對美巨額投資計劃。在此基礎上，日本政府內部正在討論“核共享”，計劃引進美國核武器。在對華策略方面，又以反華姿態對美“投懷送抱”，為美國印太戰略提供反華錨點，這種激進的對華態度雖短期為其贏得了美國的青睞，實質上無疑長期加深了日本自身對美國的戰略依附。

3、日美地位：到底是民族主義還是現實妥協

至于說起日美“平等”同盟，則可以考察一下《日美地位協定》。《日美地位協定》（SOFA）自1960年簽訂后，從未被實質修改過。該協定第17條，規定了美方享有優先司法管轄權，美軍人員“在執行公務時”若出現犯罪，日本無管轄權，只能在“檢查當局起訴后”才能要求移交嫌疑犯，這實際導致大量犯罪嫌疑人在訴前被美方庇護，使得美軍基地成為在日本的“國中之國”。據統計，從1972年至2023年，僅在沖繩一地，美軍就犯下約6,235起刑事案件, 包括大量性暴力犯罪，而這些案件常因“治外法權”而無法得到公正處理。

《日美地位協定》第3條第4條還顯示，日方沒有強制規定美軍恢復被污染環境的義務，因此盡管在日美軍基地的有機氟化物泄漏導致環境污染事故頻發，但美軍卻不受法規約束，甚至拒絕日本政府入內調查。

不僅如此，日本還存在橫田空域、巖國空域等由美軍管轄、對民航有嚴格限制的特有空域，它們可說是《日美地位協定》（SOFA）衍生爭議在天空中的具體體現。其中橫田空域的管制范圍覆蓋東京都、神奈川、埼玉縣等“1都9縣”（東京都、神奈川、埼玉等），高度為海拔 2,450米至7,000米。這片空域像一堵墻，將東京的天空一分為二。日本民航客機為避免逐次申請美軍許可，必須強行繞行，導致航路曲折增加燃油和時間成本。巖國空域覆蓋本州西部的山口、廣島、愛媛、島根4個縣的部分空域，存在著長期威脅該區域的民航運行效率與安全性，是西日本地區空中交通管理的老大難。

這種不平等的“特權”源于1952年《航空特例法》，該法案規定《航空法》的安全條款對美軍機完全不適用。因此，這些空域本質上是日本在戰后特殊法律框架下，將部分領空管理權讓渡給美軍的“歷史遺留問題”，至今未得到解決。

對上述情況，日本47個一級行政區中有33個地方政府支持修改SOFA，沖繩等地居民也多年抗議，但日本政府在面對美方時一味消極應對，更何談“民族主義”。

五、結語：

綜上可見，日本的主權和社會機制獨立，并非根源于“憲法九條”，將中國設為假想敵，將中國崛起設為中國威脅，將臺灣回歸祖國設定為“日本有事”，利用這一切操作煽動造勢從而推動激進民族主義，幻想在自己任期內完成自民黨的“修憲”宗旨，也并不能達到自民黨所謂的“自主”。這種吊詭的操作完全是一個愚蠢的歷史選擇。

筆者認為，高市早苗政府的操作，只是在執念上要達成“修憲”，在形式上擴容軍備，但實質上卻加速了日美軍事的高度捆綁，進一步把日本拖入了美國麾下，進入了美國的全球戰略軌道，其軍事指揮機制的主權讓渡給了美國，其根本上的“日美地位協定”仍呈現主權殘缺，而為此付出的財政代價也在掏空日本的民生根基，這完全是對日本民眾的一種政治綁架。不僅背離了自民黨和上世紀50年代日本人民的初衷，反而將21世紀愛好和平的日本民眾引入了歧途，不僅得不到“獨立自主”，反而與真正的獨立漸行漸遠，甚至不小心還將再次走向戰爭和滅亡。

高市政府和自民黨必須了解，如真正要恢復國家主權，其正真的對手不是中國，而是美國和美軍。中國的崛起是亞洲的崛起，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崛起，日本必須正視自己是亞洲一分子的現實，真正反思二戰期間對亞洲和世界人民犯下的罪行，向歷史學習，作為亞洲的和平力量，振興地區經濟與和平事業，才能在未來得到真正意義的獨立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