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的那些事兒

在民間網上經常會有很多關于功德林改造的一些故事。里邊虛虛實實，也有一些影視劇演繹的成分。今天說一下他們里面這些真實的東西。影視界很多演有國軍元素的東西挺火的，包括以前的《潛伏》、《滲透》和《風箏》和《沉默的榮耀》等。有一個叫《特赦1959》的，那些多數在戰場和工作當中都習慣大撈特撈的國軍將領們，到了功德林的話就會很受教育。

傅作義曾經說，這是沒有圍墻的大學。由于文藝作品的加工和沈醉自己的回憶錄也比較想怎么寫就怎么寫，所以網絡上也有很多夸大其詞。有人會把電視劇當中的情節完全等同于現實，這個就不對了。

功德林這個地方以前是佛寺，到清代作為一個給吃不起飯的窮人施舍粥的地方。在民國時期曾經作為宛平監獄、京師第二監獄和河北第二監獄等機構，關押過很多斗爭的我黨人士，比如李大釗同志也曾經在這里被短暫關押。后來暫時作為一個改造國民黨重要戰犯的地方。到了現在這個地方只保留了一點遺存，已經淹沒在周圍一大堆民宅當中了，剛好夾在兩個單位的居民小區之間。雖然他不收門票，也不是什么旅游景點，但是非常繞。在殘留的小瞭望樓下邊是小區住戶廢棄的桌椅板凳，就這樣堆在墻下，等收廢品的來收。筆者專門來一趟，繞了一圈到這個院子最后的圍墻邊上才看到，別看這個不起眼的地方，有一段極其厚重和偉大的歷史。

功德林和撫順的偽滿戰犯管理所，還有在改造山西的閻錫山那一部分人的地方，這兩個都是不一樣的，他們三個機構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將來有時間再對比研究一下，但是改造的原則是一樣的。今天主要討論位于北京西城區的功德林這個監獄的改造工作。

首先大家要知道送到功德林去改造的人，他的地位都不低。那一定是受了很多年的國民黨的教育，很多的思想都是根深蒂固的，不是很快能轉變的。

但是根據當時的文獻資料和親歷者的記憶，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對國民黨高級將領們的思想改造基本還是挺成功的。這一改造過程就是植根于毛澤東同志的“人是可以改造的”理論體系。很多和光頭集團一起發動內戰的主要高級國軍將領被人民記得很清楚，所以抓起來之后下面也有很多呼聲，說應該殺幾個罪大惡極的。

當新中國建立之后，北平又改回了北京，街上的普通群眾都非常高興，他們張燈結彩，買點心慶祝，掛上毛主席和朱老總的像。但是戰犯管理所的這些國軍軍官們就覺得自己活不下去了。有些人自己要撞墻，覺得早晚都要死的。還有一些人到處散布謠言，要不就是打算越獄。但是我們這邊盡量不放棄，通過政治學習，勞動實踐和醫療關懷等等多種方法實現了轉化他們，讓他們從反共頑固分子變成新社會的建設者。

有一些人不管他到不到我們的陣營，他已經不會再危害人民了，然后也有各種形式的轉變。比如杜聿明、王耀武和黃維等等幾類典型的人，他們轉變的方式也是各具特色的。但是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政治智慧。

透過功德林戰犯研究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新中國戰犯改造政策的歷史意義和現實的啟示。這也為當代社會治理和改造罪犯的矯正工作提供了一些寶貴經驗。另外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種偉大實踐。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作為新中國改造國民黨高級將領的主要場所，是有特殊歷史意義的。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在全國范圍之內關押了900多名國民黨的戰犯。其中包括有200多名的高級將領。在1956年，黨中央決定對這些人實行“一個不殺、分批釋放”的總的方針。這個政策不僅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智慧，也體現了我們新中國的制度自信。也就是說，就算所謂的放虎歸山，他也掀不起什么風浪了，就像電視劇拍的那樣，從1959年到1975年，龔德林一共釋放了七批戰犯。總計554人，其中高級將領200多名。這些人在被特赦之后大多數融入了新中國社會，他們有的擔任了政協委員，有的從事各種學術研究，也有的因為已經年紀大了，就回歸家庭生活，有一個正常的晚年。所以這些寶貴的例子都是我們新中國社會治理的特殊案例。我們說“一個不殺”，就是那種除非罪大惡極的，天天鬧著要越獄的那種，危害到大家安全的人之外，基本上都是能不殺就不殺。因為就算他在這之前是什么高級將領，他被放回去之后也不可能再得到什么重用，也不可能再帶著兵卷土重來，所以殺了他一個人沒有什么意義的。這個方針最早可以追溯到1943年毛澤東同志在陜甘寧邊區提出的綏德經驗。當時他曾經在批轉綏德反奸大會材料時，他指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務斗爭必須堅持的政策。一個不殺則特務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則保衛機關只處理小部，各機關學校自己處理大多數。須使各地委堅持此種政策。”在新中國成立之后，這個政策被擴展成為我們對戰犯處理的基本方針之一。

后來在1956年4月25日《論十大關系》，他進一步闡述。"黨的政策總的精神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殺了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對我們除四害沒有幫助，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復臺灣。如果不殺或許對臺灣還會產生影響。"所以毛澤東同志這一理論框架為戰犯改造提供了根本指導！這個確實是看得很遠。因為很多人真的是對人民欠了血債，但是留他們一條命，并不是說我們心慈手軟。

所以首先要進行政治學習和思想教育，戰犯每日需研讀《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人民公敵蔣介石》等著作，并參與討論會。他們學習內容包括我黨的政策、時事政治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管理所還組織戰犯學習《論持久戰》等軍事理論著作，幫助他們從戰略高度認識戰爭的勝負。然后就是勞動實踐和階級教育，因為在這之前很多人都是大軍閥，被底下人伺候慣了。還有就是他們有些人年輕的時候可能是自己打拼過，也許會點東西，但是后來已經享福了，就什么都不干了。所以要對他們進行一些勞動上的教育。一般來說，戰犯就安排參加一些勞動，當然不是逼他們干活的意思，是在他們力所能及的條件下，教他們學一些東西。比如有些人有興趣就去學家具維修木匠活，有些人整理一塊地來種地，還有一些人去學縫紉。讓他們知道勞動不僅是謀生的手段，更是階級意識教育的重要途徑。

比如說在同時的撫順戰犯管理所，大家會教育末代皇帝溥儀，自己釘個扣子，系個鞋帶什么的。因為他從小到大就是不會做，要讓他知道自己要動手。這些國民黨高級軍官雖然不是皇帝，但是在他們自己那攤子上過得也是相當好的日子，所以要讓他們接受勞動教育。這里邊有一個例子，黃維曾經非要想研究永動機之類的東西，或者是跟重力有關的一種機械，后來管理所特批給他弄了一些機械零件和場地讓他研究，這是滿足他探索的欲望，其實根本就沒有指望他能造出這種東西來，雖然這個人學過物理和機械。因為他也是在意識形態上比較死硬的一位，所以這就是一種改造方式，讓他干自己喜歡的事情，滿足他的想法，但是又避免和他的政治教育直接對抗。還有會組織一些機會帶領外出，讓他們到各地參觀新中國的建設成就，比如長春汽車制造廠，武漢長江大橋等等地方，到了實地觀察之后，他們感覺很震撼。這就是社會當做學校的改造理念，直觀感受到了新中國的社會變革和建設成就，很多人看到之后，是會比較慚愧的。所以總體來說在里邊讓他們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就是教他們重新塑造一下人生觀，讓他們站在人民的角度上想問題，而不是說非要讓他們干點什么活。曾經很多營銷號和段子上都會說他們為志愿軍炒炒面，事實上是沒有的，本來是有個別戰犯參與過支援抗美援朝生產的記載，但是杜聿明并沒有參加炒面，這個屬于是文藝演繹的內容。

另外就是這些人進來的時候一般也都是中老年，也有大大小小的慢性病，杜聿明當時的骨結核可以說已經長了一身了，還有其他的腎病什么的，就算不把他抓起來，他也活不了多久了，但是我們這邊努力幫他治，他睡不了一般的床，就給他定制了石膏床，甚至特批從香港輾轉買來當時的特效藥，鏈霉素。然后在物資特別困難的條件下，努力保證杜聿明的營養。因為這個人胃潰瘍也很嚴重，一般的東西也消化不下去，所以對他很精細。他一開始來的時候情緒很低落，后來把他病治好了，他逐步接受政治學習，抗美援朝勝利的時候，對他思想觸動也非常大。宋希濂則是很有轉變，說是"經十年改造，思想發生根本轉變"，特赦后致力于促進祖國統一，曾任全國政協常委。

王耀武轉變也比較快，根據《濟南戰役親歷記》（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第33輯）記載，"在管理所期間態度誠懇，主動撰寫認罪材料，積極參加學習勞動。"他在濟南戰役當中曾經拒絕蔣光頭要求屠殺地下黨員的命令，還是有道德底線的，他早年是農民出身的，曾經打過工，然后他也抗日過。他本來是打算好好回家種地的，他家里還有拖拉機，受到了陳老總的表揚。他1959年首批特赦后，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比較特殊的是那個沈醉，因為被抓的時候歲數也不是特別老，所以他很有時間改造。在1960年被第二批特赦，后來擔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寫了大量的回憶錄。

對黃維也是，有病都給治，絕對不讓他們受罪。他也是有結核病，派專門的醫護人員治了他四年。不過這個人比較頑固，長期拒絕認罪，堅持他所謂的政治立場問題的一個論調，也就是說他認為那只是政治思想不同，所以他是最晚出去的那一批。其實他也就是一個嘴硬。他總是說我這是各為其主，處處反抗，不予合作，學習當中不是不吭聲，就是大放厥詞，但其實他這種抵抗是沒有什么用的。后來他也嘴軟了，他就說，“很多國民黨沒有做到的事情，共產黨做成了。”他在晚年專門專心研究軍史。另外一個例子是文強，他總說自己是被命運捉弄的，并且認為他是毛澤東同志的表弟，他說你們有話找他說去吧……而且他認為自己不應該被俘，本來是程潛的部下被杜聿明拉走的，所以他改造時間也非常長。

管理所給他們看病，這不是打仗的時候土八路的水平，是用當時非常好的醫師來的，在管理所配備了專職醫生和護士管理，前后有300多名戰犯接受了各種手術治療，所有費用都由我們中國政府幫他們承擔了。比如說攻打天津的時候，被抓到的陳長捷也是很有病，也得到了精心的治療，這是根據他自己回憶錄也這么說的。

也有些人曾經因為伙食問題提出了意見，可是他們一觀察，管理的解放軍官兵吃的東西比他們差很多，給他們的是我們已經竭盡全力提供的最好的東西。主要是有些人作威作福慣了，他以為能像酒樓似的。說真的，同志們是怕那些年輕的解放軍戰士有點兒意見，因為過去很多人打仗的時候親眼看著戰友們，鄉親們被這些人的部隊打死打傷。所以一開始也不可能在同一個食堂吃飯，主要是怕我們這邊的戰士們看見他們吃的飯好想不通，結果他們誤以為我們的飯更好，所以就讓他們看了一下……

這些人還有一些老相識，沒有被俘虜，而是起義了，起義的人看的很清楚，所以周恩來總理就委托他們和民主人士們做做工作。比如有傅作義、張治中、程潛、邵力子和章士釗等人，就去拜訪管理所的戰犯們，作為曾經的同僚，去勸勸他們。這個辦法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還有就是他們雖然進去了，但是他們在外頭還有一大家子人，有些人甚至是遠在國外。根據我們能夠照顧到的，就給他們家屬安排工作，所以兩下一對比，光頭已經把有些人的家屬當成破紙扔掉了，人心自然就會變的。所以傅作義曾經說功德林是座沒有圍墻的大學。英國的泰晤士報稱，我們這個功德林叫做東方奇跡。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把這個列為了戰犯改造經典戰例。杜聿明曾經很感慨，“1949年我被解放軍打敗。1959年我被共產黨征服了。”曾經在抗美援朝開始的時候，他有點兒懷疑，志愿軍的勝利讓杜聿明震撼了。他認識到共產黨不僅能夠領導革命，也能夠建設國家。他發現在老蔣的集團當中，他被使喚成了破抹布，只有一個虛名，得到了一身病，兒子上學的錢都不批準，最后兒子居然自殺了。這也是他后來實在是對光頭集團失望的原因之一。再后來他的著名女婿楊振寧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對他的心態也產生了一點積極影響。他被特赦之后，積極參與對臺工作，成為好政策的積極宣傳者。反而是那些沒有被抓住的跑到臺灣的人，大多數都刀槍入庫了，遭到了冷落。有些人被邊緣化，也沒有什么用武之地了。

所以不光是改造，他們后來還有特赦，這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堅定信念和歷史問題的辯證處理態度。毛澤東同志在1975年的批示當中表示，"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害怕。這些戰犯老百姓都不知道，殺他們干嘛！所以一個不殺。"這個意思就是說最后剩下沒多少人了，讓他們回家安度晚年，因為這些人曾經是軍閥打仗的，他們的對手是我軍，很多老百姓對他們也就是一知半解，認識并不是很直觀。比如遠在天邊的大軍閥，你可能就是僅有耳聞，你對他沒有什么好印象，也沒有什么壞印象，但是你們村里那個地主離你很近，你就很討厭他。

那么這些人在功德林，他們的吃住大致怎么樣呢？1950年代這幾年我們的幣制已經改了，不是那種特別大面值了。普通戰犯每個月的伙食標準是10元，傷病員16元。這個也體現了我黨的胸懷，所以到1956年，給犯人們人均的伙食費達到了每月18元，這個是一個特別高的數字了。同期對比一下，北京市的普通居民每人每月2元錢就能吃飽飯，就是根據當時的標準，一個國民黨軍官戰犯的伙食標準，大概能讓北京市一個普通人吃半年到將近一年。當時的解放軍部隊伙食標準每人每月約4元，但是我們的同志們如果有探家的人來了，也會吃自己的這份飯，也就是說當時總體情況是很節儉的。但實際上為了這些戰犯能夠好好改造，給他們用了竭盡全力的照顧，每餐有一葷一素，早餐有雞蛋，白面饅頭，小米粥和肉菜包子，吃稀粥的時候有三種不同的咸菜。如果是傷病員就有特殊的飲食安排，比如王耀武也是有胃病，食堂就專門給他準備細糧，不讓他吃玉米什么的。但是像重慶的白公館那樣的監獄，他們吃的飯不是餿的，就是臭的，像這種管理人員吃窩頭，罪犯吃炒肉片的事情只有我們這兒才有。

關于他們的個人健康，也有定期體檢和個人健康檔案，在生活設施上不像日偽和國民黨的監獄，全都是蛆和草堆。他們有整潔的統一住宿的牢房，有粉刷過的墻壁和天花板。地面是水泥的。有木床、干凈的被褥和桌椅。每人每年給提供一些換洗衣服，每年一套單衣，長袖，短袖加上襯衣各一件，費用約7.5元。參加勞動的每兩年發一套棉衣，每套約17元。有布鞋，5元一雙。這個不是找他們要錢，這個等于是根據這個金額的標準給他們買東西。比如還有每人每年發三條毛巾，約1.2元，每人每年發兩把牙刷，約1元，還有8包牙粉，因為當時牙膏很少，大多數都是牙粉，這個大約0.5元。每人每月發一塊肥皂和50張手紙，合計共1元錢。還有他們的醫藥費，文化教育費，一些雜費和烤火費就是冬天要生爐子的炭火錢也都有專項的預算。他們可以在院子里溜達，進行一些體操、散步，打太極拳這樣的活動，并且在文藝室里準備了乒乓球，撲克牌和圍棋等等東西。愿意看書的就去圖書室看書，可以受受教育，這里面有各種社會科學文學作品。如果他們想購買外界的書，可以申請購買，比如廖耀湘曾經購買過法語書。每個星期給他們放電影，還定期組織文藝聯歡會，調動他們的情緒，另外正常時間都是每星期給他們一個洗澡的機會。

如果有那些家屬想來看人的，管理處會專門把詳細的路線圖寄到家里。并且允許他們通信，如果有人來探監，會專門給他們準備會客室，買點心倒茶水招待。

比如說在另外一個撫順戰犯管理所，對日本戰犯的待遇同樣是體現了我們的人道主義。對于戰犯來說，按照將官、校佐、尉官以下分成3級，最高級的給他們吃小灶，然后依次是中灶和大灶，但是哪個都比解放軍戰士吃得好太多了。東北的物價沒有那么高，所以當時偽滿的那些戰犯，每人每天的菜金最低0.42元，最高是1.54元，取決于買了什么肉菜。當時東北的大米一斤大約0.1元，豬肉的話一斤大約0.3元。在醫療上也是無微不至的，例如武部六藏突發腦血栓后，女護理員焦桂珍日夜照料4年，渡部信一患精神病，經十個多月精心治療康復了。

所以如果是民國監獄過去是老虎凳，辣椒水，竹簽子釘手指頭；日本關東軍的監獄就不用說了。而我們新中國監獄是用的治病救人的方針，和國民黨以暴制暴不一樣的。對戰犯的處理不采取簡單的懲罰辦法，而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所以這的確是東方人道主義的智慧。杜聿明曾經說，我們在此不僅學知識，更學做人。新中國用思想教育代替肉體懲罰，用人性關懷化解歷史仇恨，這是一種超級的政治智慧，因為要是槍斃他只需要1秒鐘，如果你讓他和他周圍的家人以及小團體都能心悅誠服，然后再帶動他們集團其他的人，這就很了不起了，同時也是能讓國際上看到我們的權威性，歷史性和思想性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另外和東京審判等等國際審判相比，我們新中國對戰犯的處理開創了一種“改造型司法”的新模式。叫做通過教育改造優先與懲罰的理念，這既為我們人民伸張正義，又為世界和平鋪平了道路，這也后來成為了戰后處理戰犯的重要思考，在國際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所以說他們曾經是人民對立面的壞分子，但是后來大多數人都成為了新社會建設者，這就是毛澤東同志說的，人是可以改造的。在功德林，不僅分化了國民黨陣營，促進了對臺工作，也創造了東方的奇跡。著名戰犯的轉變方式雖然不同，但是都體現了我黨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政治大智慧，杜聿明的轉變源于抗美援朝勝利的震撼和醫療關懷的感召。王耀武的轉變源于階級認同的強化和道德底線的覺醒。黃維的轉變源于醫療關懷的象征意義和歷史事實的教育沖擊。

所以這個不起眼的小瞭望樓永遠不會被淹沒，這其中我黨的人道主義光芒至今仍然為當代司法人道主義實踐、社會融合路徑選擇和歷史問題辯證處理以及國際話語權塑造提供了至關寶貴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