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何塞普·博雷利表示,歐洲國家應當“迫使”俄羅斯進行真正的和平對話,而不是“乞求”它坐上談判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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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歐洲真理報》報道,這一表態源于博雷利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外長會議后的發言。當被記者問及“在美國與俄接觸的背景下,歐洲拒絕與俄對話是否會損害自身利益”時,博雷利明確指出,目前看不到俄羅斯愿意進行有意義談判的任何跡象,因此歐洲人不應該去懇求談判。
“我們不應通過扮演‘懇求者’的角色來自取其辱,比如‘求求您和我們談談吧’。相反,我們應該把俄羅斯置于一個不得不從‘假裝談判’轉向‘真正談判’的境地,”博雷利如是說。
他透露,歐盟各國外長將在塞浦路斯舉行會議,討論歐盟關于結束俄烏戰爭后對俄羅斯提出的要求。“我們計劃在塞浦路斯與歐盟各國外長商討,厘清我們所見的局勢圖景,以及在這場戰爭結束后我們對俄羅斯有何要求。目的是確保俄羅斯不再對任何這些國家乃至整個歐洲構成威脅,因為這正是問題的根源。因此,在與其對話之前,我們確實需要先就我們想談什么達成一致。”他解釋道。
此前,愛沙尼亞總統阿拉爾·卡里斯曾表示,歐洲國家現在就應該開始規劃俄羅斯對烏戰爭結束后的行動方案以及與俄交往模式,因為這一切可能迅速且意外地發生。他的這番言論在愛沙尼亞國內遭到了一些政治人物的批評。
卡里斯還認為,歐洲犯了一個錯誤,即在全面戰爭初期、烏克蘭成功擊退對基輔的進攻取得首個關鍵勝利后,錯過了與俄羅斯開啟和平談判的機會。愛沙尼亞外交部長馬爾古斯·察赫克納則稱,卡里斯的立場與本國外交政策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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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雷利的強硬表態,絕非孤立的外交辭令,而是折射出當前歐洲對俄策略正在經歷一場深刻而痛苦的轉向。其核心邏輯從“以對話促改變”轉向了“以實力逼妥協”。這背后是殘酷的現實教育:近兩年的戰事證明,單純的道德呼吁與經濟制裁,并未能撼動克里姆林宮的戰略決心。歐洲意識到,沒有軍事威懾為后盾的外交,如同沒有牙齒的老虎。
首先,博雷利所言“迫使”的底氣,正來源于歐洲緩慢但確鑿的“再武裝化”進程。從大幅增加國防預算,到突破禁忌向烏克蘭提供主戰坦克、遠程導彈,再到推動國防工業轉向戰時軌道,歐盟正在補上冷戰后缺失的“安全課”。這種力量的積累,旨在創造一個俄羅斯無法通過拖延和消耗戰獲利的戰場態勢,從而將其“逼”到談判桌前。
歐盟內部正在艱難地統一“戰后要求”清單。這不僅僅是關于領土和賠償,更涉及長期的安全架構安排,例如限制俄在邊境的軍力部署、建立有效的軍控核查機制等。博雷利強調“先內部統一,再對外談判”,正是為了避免重蹈過去因內部分歧而被俄羅斯分化利用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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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逼迫”之路布滿荊棘。最大的挑戰在于歐洲與美國戰略節奏的潛在脫節。美國大選年的政治不確定性,使得其對烏支持政策可能出現波動。歐洲能否在美國關注點可能轉移的情況下,獨立承擔起支撐烏克蘭并威懾俄羅斯的重任?這對其政治意志、經濟耐力和軍事能力都是空前考驗。愛沙尼亞總統與外交部長的公開分歧,正是歐洲內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絕對安全”與“風險管控”之間激烈博弈的縮影。一部分聲音認為必須徹底削弱俄羅斯以永絕后患,另一部分則擔憂長期對抗的代價和不可預測的風險,主張為最終的外交解決預留空間。
博雷利的言論,標志著歐洲對俄思維的一個分水嶺。它承認了純粹外交的局限性,將安全與談判更緊密地捆綁在一起。其最終成效,不僅取決于歐洲能否將“迫使”的實力轉化為現實,更取決于其能否在保持跨大西洋聯盟團結的同時,凝聚內部高度統一的戰略意志。這場以實力為籌碼的“逼迫式”外交,正在將歐洲推向全球地緣政治博弈的最前沿,其結果將重新定義歐洲大陸未來數十年的安全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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