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海濤 | 美戰爭法規范的碎片化與再建構 |

黃海濤 | 美戰爭法規范的碎片化與再建構 |

編者按

趙全勝 【海外看世界】主編：

戰爭，戰爭，戰爭：俄烏，中東，拉美。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這一鐵律沒有變，但戰爭的形態則出現了突破性的變化：斬首，綁架，AI和無人機等等不一而足。美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大國都深陷其中，而中國至今都置于戰爭之外，但也不能不做好相應的準備。

為此我們啟動了【評新型戰爭形態】的快評，邀請了來自美國、俄羅斯、德國、加拿大、日本、中國大陸以及臺港澳地區的37位學者參加。

2026年4月24日

黃海濤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

美戰爭法規范的碎片化與再建構

37學者評【評新型戰爭形態】第11篇

戰爭法規范的嚴重碎片化反映了國際秩序轉型期的深層張力。近期特朗普政府對委內瑞拉和伊朗的軍事行動均未能滿足《聯合國憲章》和習慣國際法關于使用武力的嚴格限制，進一步印證了既有戰爭法規范在強權政治面前的脆弱性。在“絕對決心”行動中，美國將旨在實現委內瑞拉政權更迭的單邊武裝干涉包裝為打擊“毒品恐怖主義”的執法行為；在針對伊朗的“史詩怒火”行動中，特朗普政府又通過無限擴張“先發制人”與“集體自衛權”的概念，試圖為缺乏安理會授權且在任何方面都不滿足“迫在眉睫”標準的預防性打擊披上合法外衣。更為重要的是，相較于討論開戰合法性，特朗普更為關心美國公司如何獲取委內瑞拉石油，以及如何向民眾表現出已經贏得了對伊朗的軍事勝利。美國在對外干涉中對開戰權（jus ad bellum）的任意解釋和漠視消解正是當前規范碎片化的核心內涵與典型表現。

正如江憶恩所指出的，正義戰爭的話語將戰爭行為的責任轉移到敵人身上，因此動用武力“永遠都不會是非法的”。“任意編織開戰理由”的做法，揭示了正義戰爭話語的核心悖論：當動武標準本身可以被策略性地突破和重構時，任何軍事行動都可以在事后被包裝為“正義”之舉，戰爭法規范便發生了根本性的功能轉變。規范不再是對所有行為體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則體系，而淪為打擊對手、實現特定政治目標的工具。這種轉變正是規范系統性碎片化的核心癥結——它不僅破壞了規范的普遍適用性，更在話語層面消解了規范本身的正當性基礎。

戰爭法規范的工具理性在于通過穩定的預期形成互動秩序，這是一種著眼于系統穩定和長遠利益的全局理性。然而，在當前一系列國際沖突中，無論是為了維護地區霸權而實施的單邊突襲，還是為了實現政權更迭而進行的斬首行動和對民用設施的威脅，決策者往往被短期軍事收益和局部政治目標所裹挾。當短期理性壓倒長期理性，交戰方更傾向于將戰爭法視為阻礙勝利的絆腳石，從而在戰術層面上選擇性地無視區分原則與比例原則。這種局部理性的膨脹，雖然可能在短期內帶來戰術上的優勢，但卻以透支國際社會信任、破壞長期互動秩序為代價。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個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每一次對規范的短期背離都會降低未來遵守規范的預期收益，從而進一步削弱長期理性的約束力，最終加劇國際體系的無序與動蕩。

作為對人類使用暴力施加的最低管制，戰爭法規范效力的恢復與重構必須建立在內部審慎精神與外部制衡力量相結合的基礎之上。在國內層面，必須重建對戰爭法作為人類共同文明成果的價值認同，而非僅僅將其視為戰術性工具。審慎而明智的決策者必須認識到，以所謂理性計算開啟的暴力若失去自我克制，最終必將終結于瘋狂與自我毀滅。在國際層面，面對主導國家對國際法的選擇性適用，既需要通過多邊機制、國際司法機構以及全球公民社會的持續發聲，形成對濫用武力行為的道義與政治制約，更亟需找回基于權力制衡的硬約束。只有當內部的審慎精神與外部的制衡力量形成合力，戰爭法規范才能在碎片化的廢墟中實現再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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