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勇：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以高質效檢察履職推進更高水平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建設 | 中國刑事法雜志202602

【作者】應勇 （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 ）

【來源】北大法寶法學期刊庫《中國刑事法雜志》2026年第2期（文末附本期期刊目錄）。因篇幅較長，已略去原文注釋。

內容提要：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黨領導人民依法懲治犯罪、有效預防犯罪、開展犯罪治理的重要刑事政策，是“兩個結合”在刑事法治領域的重要體現，對于在法治軌道上維護穩定、促進發展、守護民生、保障善治具有重要作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刑事立法、司法、執行等具有重要指導作用。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根本遵循，深入領會好貫徹好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公正司法的重要論述，堅持嚴格依法、區別對待、懲防并舉、審時度勢、注重效果，依法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寬嚴相濟、寬嚴適度、罰當其罪。檢察履職貫穿刑事訴訟全過程，既要自身做到全面準確貫徹，又要依法監督其他執法司法機關全面準確貫徹，推進更高水平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建設，充分運用法治力量支撐和服務中國式現代化。

關鍵詞：習近平法治思想；公正司法；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法律監督

目次 一、深刻認識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歷史脈絡、豐富發展和現實意義 二、準確把握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本定位、基本內涵、基本原則 三、檢察機關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主要任務和實踐要求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建議》和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要求“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黨領導人民依法懲治犯罪、有效預防犯罪、開展犯罪治理的重要刑事政策，對于在法治軌道上維護穩定、促進發展、守護民生、保障善治，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具有重要作用。“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平安建設、法治建設面臨新形勢新任務，如何做到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需要與時俱進加強研究思考。

一

深刻認識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歷史脈絡、豐富發展和現實意義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實行什么樣的刑事政策事關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寧。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兩個結合”在刑事法治領域的重要體現，源自于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同中國法治建設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相結合，充分彰顯刑事政策的中國之路、中國之治、中國之理，充分體現法治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自信。

（一）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歷史脈絡。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扎根中國大地、立足中國國情、傳承中國文化，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既堅持自信自立，又契合世界文明，具有歷史必然性、內在合理性和顯著優越性。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中華文明治國理政策略的歷史凝練。我國歷史上很多重要典籍都有與寬嚴相濟類似的表述，體現了歷朝歷代的治國策略。先秦時期，《尚書》中就有“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等記載，體現了刑罰應根據情節、形勢的不同而有輕重之別。《左傳》援引孔子“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的提法，這是關于寬猛相濟的最早文獻記錄。唐宋時期，《唐律疏議》中規定了首犯從重、從犯從輕、累犯加重、老幼廢疾減刑等政策。宋代朱熹主張“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明清時期，《明史》在評價朱元璋時寫到“故猛烈之治，寬仁之詔，相輔而行，未嘗偏廢也”。清康熙說過“凡用人行政，不可偏于寬，亦不可偏于嚴，寬嚴適中，始可謂善也”。這些歷史智慧，與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中德主刑輔、明刑弼教、慎刑恤刑等思想一脈相承，時至今日仍然具有深刻啟發意義。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我們黨領導推動懲治和預防犯罪長期經驗的歷史總結。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發展等各個時期，從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汲取豐富養分，因時因勢確立和調整刑事政策。馬克思指出“不考慮任何差別的嚴厲手段，會使懲罰毫無效果”，強調“如果罪行這個概念要求懲罰，那么罪行的現實就要求有一個懲罰的尺度”；唯物辯證法要求“堅持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統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聯系地而不是單一孤立地觀察事物”，等等。這些都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以及辯證把握寬與嚴奠定了理論基礎。新中國成立前，黨在革命戰爭時期根據斗爭需要確立刑事政策。1940年12月，毛澤東同志在《論政策》一文中指出“應該堅決地鎮壓那些堅決的漢奸分子和堅決的反共分子”“對于反動派中的動搖分子和脅從分子，應有寬大的處理”。1942年11月，《中共中央關于寬大政策的解釋》明確指出“鎮壓與寬大應同時注意，不可偏倚的”。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刑事政策經歷了從“鎮壓與寬大相結合”，到“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再到“寬嚴相濟”的發展歷程。1950年6月，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提出“鎮壓與寬大相結合”，主要針對反革命分子。1956年9月，黨的八大政治報告明確提出“懲辦和寬大相結合”，適用于各種類型的犯罪。1979年刑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依照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制定。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法治建設不斷推進，刑事政策相應調整完善。2004年12月，全國政法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正確運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同“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并列表述。2005年12月，全國政法工作會議提出“寬嚴相濟是我們在維護社會治安的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此后，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等修改時明確了一系列從寬、從嚴的制度規范，司法實踐也從寬嚴并行轉為寬嚴相濟。可以看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提出和發展，與我們黨在不同時期的歷史任務密切相關，需要結合歷史、立足當下更好把握。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體現出現代司法文明的歷史趨勢。一些國家推行輕輕重重刑事政策，其要求是“輕者更輕，重者更重”。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外國輕輕重重刑事政策既有相通之處，也有本質區別。兩種政策都體現了區別對待的要求，這也是世界各國刑事政策的一般趨勢。同時，寬嚴相濟更加注重寬與嚴的辯證與互補；輕輕重重對輕重之間的結合強調不夠。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符合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彰顯中國特色，必須長期堅持好貫徹好。

（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豐富發展。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黨在法治領域政策、關于公正司法部署的重要組成部分。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根本遵循，自覺融入“十二個堅持”來系統認識、準確理解、整體把握，更加自覺堅持黨對檢察工作的絕對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確保正確政治方向。

堅持公正司法、維護公平正義，是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公正司法發表一系列重要論述，深刻闡明了關于公正司法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是習近平法治思想關于公正司法的原則性、基礎性要求，同樣是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原則性、基礎性要求。在實體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所謂公正司法，就是受到侵害的權利一定會得到保護和救濟，違法犯罪活動一定要受到制裁和懲罰”；強調“人民群眾看我們黨、看我們的政權，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看我們法院、檢察院辦案是否公正、高效，有無貪贓枉法”。在程序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守法律、重程序，這是法治的第一位要求”；強調“要深化訴訟制度改革，推進案件繁簡分流、輕重分離、快慢分道”。在效果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是一個整體，要準確把握、全面貫徹，不能畸輕畸重、顧此失彼”；強調“要樹立正確法治理念，把打擊犯罪同保障人權、追求效率同實現公正、執法目的同執法形式有機統一起來，堅持以法為據、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努力實現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會效果”，等等。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必須深入領會好貫徹好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公正司法的重要論述，統籌落實好實體、程序、效果等要求，在實體上確保實現公平正義，在程序上讓公平正義更好更快實現，在效果上讓人民群眾可感受、能感受、感受到公平正義，把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這一檢察履職辦案的基本價值追求真正落實到位。

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實現刑事司法公平正義的題中之義和必然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等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有力引領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理論和實踐發展完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人民內部矛盾，要堅持和風細雨、為民服務，但對違法問題、害群之馬，一定要依法處置、以儆效尤”；強調“對已經發生的極端案件，要依法嚴管嚴查嚴辦、快偵快訴快判”；強調“涉及群眾的問題，要準確把握社會心態和群眾情緒，充分考慮執法對象的切身感受，規范執法言行，推行人性化執法、柔性執法、陽光執法”；強調“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在具體工作中，不能簡單依靠打壓管控、硬性維穩，還要重視疏導化解、柔性維穩”，等等。習近平總書記這些重要指示，深刻闡明了寬嚴相濟的任務、標準、策略和效果，為更好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供了重要遵循。

（三）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現實意義。當前，我國發展面臨的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統籌發展和安全的任務艱巨繁重。發展是基礎、安全是底線、穩定是前提。嚴是為了穩定，寬也是為了穩定，寬嚴相濟才能更好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

堅持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續寫兩大奇跡新篇章的重要保障。社會治安狀況、刑事犯罪態勢往往與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新時代以來，我國持續書寫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新篇章，是世界上命案發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槍爆案件最少的國家之一，是世界上最安全國家之一。2025年，我國社會治安持續向好，全國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為本世紀以來最低；全國群眾安全感連續6年保持在98%以上的高水平。同時，“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增量超過35萬億元人民幣，超過世界排名第三國家的經濟總量，年均經濟增速遠高于其他世界主要經濟體。在這個過程中，堅持寬嚴相濟準確懲治犯罪、促進犯罪治理、減少社會矛盾，對于促進高水平安全和高質量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犯罪也呈現一些新情況新特點，必須持續發揮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指導和保障作用。

堅持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適應我國刑事犯罪階段性特征的現實需要。過去20年間，我國刑事犯罪態勢發生深刻變化。從刑事犯罪結構看，嚴重犯罪數量及占比持續下降，輕微犯罪數量及占比不斷上升。檢察機關起訴嚴重暴力犯罪，從二十年前的近19萬人降至2025年5.4萬人，為本世紀以來最低。從判處刑罰情況看，近年來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占比基本穩定在80%以上。所有判處刑罰案件中，刑期多集中于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從罪名變化趨勢看，2005年起訴排名前五位的罪名分別是盜竊罪，搶劫罪，故意傷害罪，交通肇事罪，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2025年起訴排名前五位的罪名分別是危險駕駛罪，盜竊罪，詐騙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開設賭場罪。這些刑事犯罪態勢的深刻變化，對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

堅持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的必然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任何社會都存在犯罪，重要的是最大限度減少犯罪發生、降低犯罪危害。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堅持標本兼治、系統施治，有利于減少社會對抗、增進社會和諧，實現治罪與治理并重。近年來，各執法司法機關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積極推進犯罪依法治理。2023年，在中央政法委領導下，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制定實施辦理醉駕刑事案件的意見，統一全國醉駕執法司法標準，完善定罪量刑標準，細化從輕從重情節，寬嚴相濟促進醉駕治理。2025年，受理審查起訴危險駕駛犯罪25.5萬人，起訴23.04萬人，同比分別下降21.5%和16.5%，全國涉酒駕醉駕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下降13.8%，醉駕治理成效不斷鞏固。2025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制定辦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案件意見，推動常見多發犯罪依法治理，提升人民群眾安全感。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重要制度安排。這項制度適用率自2020年以來持續保持在80%以上，意味著超過八成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自愿認罪認罰狀態下接受起訴、審判并服刑改造，有效促進服判息訴、修復社會關系。實踐證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蘊含深刻治理內涵、充分彰顯治理效能，必須繼續堅持好、運用好、發展好。

二

準確把握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本定位、基本內涵、基本原則

準確理解和把握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全面準確貫徹的前提和基礎。歸根結底，就是要根據罪行大小和情節輕重等犯罪情況，依法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寬嚴相濟、寬嚴適度、罰當其罪。

（一）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本定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貫穿刑事法治各方面全過程，覆蓋刑事實體規制和程序規范各環節，對刑事立法、司法、執行等具有重要指導作用。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指導下，我國刑事法治建設持續完善，人權執法司法保障不斷強化。

寬嚴相濟指導完善刑事立法。積極推進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法制化、制度化，明確寬與嚴的實體標準、程序規范。實體法方面，2005年以來出臺8個刑法修正案，刑法罪名由422個增加到483個，其中增設了危險駕駛罪、高空拋物罪等6個最高刑罰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輕微犯罪罪名；減少死刑罪名到46個，降幅32%；加重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等50個罪名的法定刑；增設限制減刑、終身監禁制度。完善從寬處理情節，規范減輕處罰制度，增加坦白從寬情節，細化緩刑適用條件。程序法方面，2005年以來兩次修改刑事訴訟法，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法律，確立刑事和解、未成年人附條件不起訴、認罪認罰從寬、速裁程序、社區矯正等制度，規范羈押強制措施適用，構建缺席審判和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等。202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還將啟動新一輪刑事訴訟法修改。

寬嚴相濟指導規范刑事司法。執法司法機關共同完善刑事指控體系，在立案、偵查、逮捕、起訴、審判等各環節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逮捕適用更加規范，依法該捕則捕、不該捕則不捕。加強和規范羈押必要性審查工作，規范羈押強制措施適用，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保障刑事訴訟活動順利進行。審查起訴更加精準，依法該訴則訴、不該訴則不訴。公訴案件無罪判決率由2005年0.09%降至2025年0.03%，撤回起訴率由0.72%降至0.13%。刑事訴訟監督更加有力，促進刑事司法更好落實寬嚴相濟。全面加強立案、偵查、審判、執行等活動法律監督。規范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強制醫療等適用，加強對涉及公民人身權利強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的法律監督等。

寬嚴相濟指導強化刑事執行。在刑事執行環節中，既依法推動寬嚴相濟刑事裁判最終落實，也依法采取不同刑事執行方式體現寬嚴相濟。刑罰執行公信顯著提升，中央政法委、“兩高兩部”出臺一系列工作意見，對“減假暫”適用條件、辦案程序等作出全面規范，既有力糾正“紙面服刑”“提錢出獄”問題，又有效防止該減不減、該放不放現象。特赦制度作用充分發揮，2015年、2019年經黨中央決策，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兩次作出特赦決定，對符合條件的服刑罪犯實施特赦。

（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本內涵。重點是要正確理解和把握什么是嚴、什么是寬、什么是相濟。

正確理解“嚴”的內涵。“嚴”包括嚴密法網、嚴格司法、嚴厲刑罰等要求。從檢察環節來看，主要是指對罪行嚴重、社會危害性較大、主觀惡性較深、人身危險性較大以及具有法定、酌定從重處罰情節的，始終堅持嚴的一手毫不動搖，依法從嚴懲處。重點把握幾個方面：一是對嚴重犯罪，應當依法從嚴懲治，該捕則捕、該訴則訴。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嚴重暴力犯罪、嚴重經濟犯罪，以及殘害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犯罪，要做到該嚴則嚴。二是對重大惡性犯罪，依法從重從快批捕、起訴，依法提出判處重刑的量刑建議，以依法從快彰顯依法從重從嚴，有力震懾犯罪、安定人心。比如，對珠海駕車沖撞行人的樊維秋、無錫校園持刀行兇的徐加金等，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導地方檢察機關依法快捕快訴，依法提出死刑量刑建議。三是對罪行較輕，但情節惡劣、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較大，具有法定、酌定等從重處罰情節的，依法從嚴懲處。比如，在醉駕治理中，危險駕駛犯罪雖是輕微犯罪，但也明確了15種從重處罰情形和10種不適用緩刑情形，包括醉駕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駕駛汽車，等等。

正確理解“寬”的內涵。“寬”包括寬容對待、寬大處理、寬緩施刑等要求。從檢察環節來看，主要是指對罪行較輕、社會危害性較小的犯罪，或者罪行雖然嚴重，但具有法定、酌定從寬處罰情節，以及主觀惡性較小、人身危險性不大的，注重發揮寬的教育感化作用，依法從寬處理。重點把握幾個方面：一是準確區分罪與非罪。寬嚴相濟首先要解決罪與非罪問題，其次才是此罪與彼罪、罪輕與罪重。要綜合考慮刑法總則和分則規定，全面把握犯罪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應受刑罰處罰性特征，嚴格準確區分罪與非罪、違法與犯罪。有的行為雖然符合刑法分則的規定，但根據刑法總則有關規定，對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應作為犯罪處理。比如，“三條魚案”，有個人去電魚，抓了三條魚，共計一斤二兩；“半斤蝦案”，有個人用地籠、網兜捕獲江蝦半斤。這兩個案件，檢察機關都依法作了不起訴處理。二是對輕微犯罪依法當寬則寬。對輕微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認罪悔罪，取得諒解、達成和解，尚未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特別是對初犯、偶犯、過失犯等，可以依法從寬處理。對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應當適用取保候審措施；符合條件的，依法不起訴或者提出適用緩刑、判處管制、單處罰金等非監禁刑量刑建議。三是對罪行嚴重但具有從寬處罰情節的，依法從寬。比如，對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事矛盾引發的刑事案件，尤其是被害人有明顯過錯或者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且犯罪嫌疑人有從寬處罰情節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

正確理解“相濟”的內涵。“相濟”包括寬嚴互補、寬嚴結合、寬嚴協調等要求，做到嚴以濟寬、寬以濟嚴，實現“寬”與“嚴”的辯證統一。重點把握幾個方面：一是堅持寬嚴并用、寬嚴并重。“寬”與“嚴”都是懲治和預防犯罪的必要手段，不能孤立看待、割裂適用，不能絕對地只用“嚴”或者絕對地只用“寬”。要做到全面考量、精準施策，避免刑事政策適用上的簡單化、“一刀切”，防止片面從寬或片面從嚴。二是堅持嚴中有寬、寬中有嚴。在處理某一類或者某一個案件中，要注重結合寬與嚴兩方面情況。辦理輕微犯罪案件，有累犯、再犯等從重、加重情節的，也要依法從嚴。辦理重罪案件，有自首、立功等從輕、減輕情節的，也要依法從寬。三是寬嚴適度、罰當其罪。既寬而不縱，又嚴而不苛，做到寬有節、嚴有度，不能因寬大無邊或者嚴厲過苛導致寬嚴失度。

（三）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則。“寬”與“嚴”是一個相輔相成、有機統一的整體，必須準確掌握核心要義，做到全面把握、全面落實。

一是堅持嚴格依法。這是寬嚴相濟的首要前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要把執行刑事政策與執行刑事法律有機統一起來，執行刑事法律必須以刑事政策為指導，貫徹刑事政策必須以刑事法律為依托。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必須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罪責刑相適應等法治原則，任何時候都要繃緊“嚴格依法”這根弦，任何時候都要堅持嚴格依法辦事，任何時候都要堅持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寬不是法外施恩，嚴不是法外加重。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把握好“度”，這個“度”就是法律，包括法律規定的實體要求、程序規范等。無論從嚴還是從寬、從重還是從輕，都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準確把握犯罪構成、罪名確定、情節輕重、量刑梯度等法律規定，做到寬嚴有據。

二是堅持區別對待。這是寬嚴相濟的核心要義。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根據犯罪的具體情況，綜合考慮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惡性以及案件的社會影響等因素，予以區別對待。區別對待關鍵是實事求是，統籌把握“案”和“人”兩個方面的特殊性，針對特定案件、特定群體，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同情況不同處理。

關于特定案件。實踐中，沒有完全相同的案件。各種類型案件情況紛繁復雜，不同性質的案件有區別。即便是同種性質案件，犯罪時間、地點、手段、動機、后果等有區別，犯罪構成要件、事實證據、法律關系也有區別。對一些具體案件的不同犯罪嫌疑人，要區分犯罪性質、情節等予以處理，確保寬嚴有度。比如，對有組織犯罪，要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區別對待。對犯罪組織或者集團中的組織者、領導者和骨干分子，要依法從嚴懲處；對被蠱惑、欺騙、蒙蔽、脅迫的參與者，在犯罪中起次要、輔助作用的從犯，要充分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犯罪動機、社會危害性等因素，依法從寬處罰。比如，黨中央部署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常態化推進掃黑除惡斗爭，持續保持對黑惡犯罪的高壓態勢。在具體辦案中，要堅持是黑惡一個不漏、不是黑惡一個不湊，既不拔高認定，也不降格處理。比如，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要總體體現從嚴，協同公安機關、法院等加大打擊力度。

關于特定群體。既包括犯罪嫌疑人中的特定群體，也包括被害人中的特定群體。依法落實針對特定群體的具體法律規定，統籌把握寬與嚴的標準。比如，未成年人就是特定群體。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必須始終出重拳、零容忍。對涉罪未成年人，要貫徹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依法懲治、教育、感化、挽救，只講保護不行，只講懲治也不行。附條件不起訴既是懲治，也是教育、感化和挽救，要嚴格依法適用。對低齡未成年人實施的嚴重暴力犯罪，符合法定條件的，要依法核準追訴。黨的二十屆三中、四中全會均對強化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作出部署。各執法司法機關協同落實，堅持寬嚴相濟、懲教結合，促進增強“六大保護”合力。2025年，檢察機關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同比分別下降2.2%和9.8%，為近五年首次“雙下降”。要持續鞏固深化來之不易的良好態勢。比如，對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懷孕婦女等犯罪嫌疑人，法律也規定了從寬處理情形，要依法落實到位。

三是堅持懲防并舉。這是寬嚴相濟的功能作用。懲罰犯罪和預防犯罪是刑罰的重要功能。懲防相互聯系、內在統一，懲罰犯罪本身也是預防犯罪。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寬”和“嚴”都兼具懲罰犯罪和預防犯罪功能，都發揮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作用。要依法準確適用從寬和從嚴，對于同時具有法定、酌定從嚴和從寬處罰情節的，從有利于更好發揮懲防并舉功能的角度，綜合判斷寬與嚴的尺度。依法化解矛盾糾紛，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重要方面，是有效預防犯罪的重要舉措。要將實質性化解矛盾糾紛貫穿辦案始終，加強釋法說理，發揮賠償諒解、刑事和解等作用，促進案結事了。要深入推進檢察信訪工作法治化，扎實開展檢察機關集中化解信訪問題專項行動，有效預防和處置苗頭性、傾向性問題。

四是堅持審時度勢。這是寬嚴相濟的運用策略。法與時轉則治，不審勢即寬嚴皆誤。要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變化和社會治安形勢狀況，密切關注各領域、各類型犯罪態勢，充分考慮人民群眾安全感和懲治犯罪實際需要，在法律規定范圍內調整從寬和從嚴的對象、范圍和力度。比如，我國針對社會治安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先后于1983年、1996年、2001年開展3次全國范圍的“嚴打”，重點都是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比如，在全面從嚴治黨的大背景下，打贏反腐敗斗爭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就要對腐敗犯罪總體從嚴。比如，近年來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呈高發態勢，與傳統詐騙相比危害性更大，人民群眾反映強烈，就要持續加大打擊力度。比如，針對違反社會管理秩序類輕微犯罪不斷增多的情況，應更加注重以寬嚴相濟促進常見多發犯罪依法治理，推動從源頭減少違法犯罪發生。

五是堅持注重效果。這是寬嚴相濟的目標要求。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最終要落腳到辦案效果上，在寬嚴相濟的效果上讓人民群眾可感受、能感受、感受到公平正義，做到辦案質量、效率、效果有機統一于公平正義，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有機統一，確保每一起案件都經得起法律、歷史和人民的檢驗。確保寬嚴相濟效果，必須尊重和保障人權。要堅持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既要注重依法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防止其合法權利被侵犯，也要注重依法保護被害人的人權，讓其受到侵害的權利得到救濟。評判公平正義與否、政策效果如何，既有客觀標準，也有主觀感受。事實認定符合客觀真相、辦案結果符合實體公正、辦案過程符合程序公正等客觀標準是基礎和前提。同時，要堅持法理情相統一，從寬和從嚴都要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符合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符合人民群眾樸素的正義觀，讓公正司法與老百姓心中的那桿“秤”同頻共振。

三

檢察機關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主要任務和實踐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檢察機關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承擔懲治和預防犯罪、對訴訟活動進行監督等職責”。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建議》和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要求“強化檢察監督，加強公益訴訟”。《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明確要求：“根據犯罪情況和治安形勢變化，準確把握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這些為檢察機關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供了重要遵循。

檢察機關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必須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強化刑事檢察監督，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維護穩定、促進發展，保障國家長治久安，厚植黨的執政根基，推進更高水平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建設，充分運用法治力量支撐和服務中國式現代化。檢察履職貫穿刑事訴訟全過程，既要自身做到全面準確貫徹，又要依法監督其他執法司法機關全面準確貫徹，推動充分發揮政策效能。

（一）關于審查逮捕工作。逮捕是最嚴厲的刑事強制措施，是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體現從嚴的重要手段。要依法準確適用逮捕法定條件，即證據條件、刑罰條件和社會危險性條件，依法作出批捕或不捕決定。在這之中，證據條件是事實基礎，刑罰條件是法律前提，社會危險性條件是必要依據。要在準確把握證據條件、刑罰條件基礎上，加強社會危險性審查。對于罪行嚴重、主觀惡性較大、人身危險性大，或者有串供、毀滅證據、妨礙作證等妨害訴訟順利進行可能的，依法逮捕；對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非羈押強制措施足以防止社會危險性，且不影響刑事訴訟正常進行的，依法不捕。既要防止該捕不捕、輕縱犯罪，也要防止不該捕而捕、構罪即捕。強化羈押必要性審查是貫徹寬嚴相濟的重要途徑。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羈押，沒有繼續羈押必要的，要及時撤銷或者變更強制措施，以體現從寬；對犯罪嫌疑人未被逮捕，因罪行嚴重程度或者社會危險性發生變化，需要羈押候審的，要及時審查，依法作出決定，以體現從嚴。

（二）關于審查起訴工作。審查起訴在刑事訴訟中前連偵查、后接審判，是體現寬嚴相濟、確保寬嚴適度的重要環節。要秉持客觀公正立場，加強對犯罪事實、證據、法律適用、強制措施、涉案財物等全面、實質審查，依法作出起訴或不起訴決定，確保不偏不倚。要嚴格把握起訴法定標準，對于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依法提起公訴。對于犯罪嫌疑人沒有犯罪事實，或者依法不追究刑事責任，以及犯罪情節輕微，依法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依法準確作出相應的不起訴決定。既不能將不構成犯罪的當犯罪處理，也不能將依法應起訴的作不起訴處理。同時，不起訴不是“一寬了之”，還要依法加強與行政處罰銜接，避免當罰不罰。要以合法性、精準性、規范性嚴格把握“可處罰性”，對不起訴后需要給予行政處分、處罰的，及時移交主管機關處理，確保過罰相當。用好退回補充偵查和自行補充偵查，窮盡法律手段查明案件事實，也是從程序上體現從嚴。“嚴”要體現在“法網恢恢，疏而不漏”上，“疑罪從無”必須窮盡一切法律手段，決不能讓“無法排除合理懷疑”成為犯罪分子逃脫罪責的理由。比如，最高人民檢察院抗訴的陳倉搶劫殺人案等，都是檢察機關會同公安機關補充了關鍵證據，最終將犯罪分子繩之以法。

依法規范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重要體現。自愿性、真實性、合法性是認罪認罰適用的基本前提，也是關鍵所在。要強化認罪教育和釋法說理，完善聽取意見機制，重視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訴訟權利特別是辯護權利，確保認罪認罰自愿真實合法。是否從寬、如何從寬主要體現在量刑建議上，要確保量刑建議的恰當性。要會同有關部門深入推進量刑規范化建設，細化、完善各類罪名量刑標準。認罪認罰從寬不是一律從寬、無限從寬。對犯罪性質和危害后果特別嚴重、犯罪手段特別殘忍、社會影響特別惡劣的，認罪認罰不足以從輕處罰的，依法不予從寬。

（三）關于刑事立案和偵查活動監督。刑事立案和偵查活動監督有利于促進從刑事訴訟源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該立不立、不該立而立以及偵查違法、刑事“掛案”等情形，有的是在實體上寬嚴失度，沒有正確把握違法與犯罪界限；有的是在程序上寬嚴失衡，違法采取強制措施、案件“久辦不結”。比如，利用刑事手段插手經濟糾紛，本質上是將不應作犯罪處理的進行刑事追責。對此，2026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中提到兩個案例：一是某地偵查機關違規對外省某公司人員立案偵查，違法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并扣押、凍結財物，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導依法監督糾正；二是偵查人員張某等人與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串通，利用刑事手段打擊另一公司，寧夏檢察機關以涉嫌徇私枉法罪依法查處，并監督撤銷原案，張某等人被判處有期徒刑。要深化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司法專項監督，協同健全規范涉企執法長效機制。對刑事“掛案”問題，2025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協同公安部專項清理27.8萬件，要推動健全常態長效治理機制。對應當逮捕、應當起訴而未提請逮捕、未移送起訴的，要追加逮捕、追加起訴，也是體現從嚴。

（四）關于刑事審判監督。刑事審判監督重在確保刑事裁判結果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實現寬嚴相濟、罰當其罪的重要保障。寬嚴適度，既要看量刑適當與否，也要看定罪正確與否。對定罪明顯不當、量刑嚴重失衡等問題，要用好抗訴這一法定監督方式，做到不錯不漏，維護司法公正。一方面，對確有錯誤的有罪判無罪、量刑畸輕案件，要依法抗訴。比如，馬某搶劫他人銀行卡、逼索密碼，將其殺害后逃離現場，提取現金，法院認為搶劫殺人的證據不足，以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復查該案，補充關鍵證據，以搶劫罪依法提出抗訴，再審改判死緩并限制減刑。另一方面，對確有錯誤的無罪判有罪、量刑畸重案件，要依法抗訴。比如，車某等3人因強奸、故意殺人、偽證案被判刑而持續申訴，最高人民檢察院審查發現原案缺乏關鍵證據，依法提出抗訴，再審改判無罪；推動繼續偵查、抓獲真兇，依法提起公訴。

（五）關于刑罰執行監督。刑罰執行監督聚焦刑事司法“最后一公里”，事關寬嚴相濟能否真正落到實處。要認真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意見，進一步完善“派駐+巡回+科技”監督機制，提升刑罰執行質效，更好體現刑事司法環節寬嚴相濟效果。“判實未執”嚴重背離寬嚴相濟、損害司法公正。要進一步加大對判處監禁刑罰罪犯未交付執行的監督力度，推動解決收押難、送監難問題。刑罰執行本身也要貫徹寬嚴相濟。一體加強刑罰變更執行、監外執行等監督，督促嚴格依法適用“減假暫”，規范開展社區矯正，寬嚴并重促進罪犯教育改造。

（六）關于死刑復核監督。死刑復核監督是確保嚴格依法適用死刑的重要防線。我國實行“保留死刑，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政策，其中“保留死刑”體現從嚴，“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體現從寬。要堅持最嚴證據標準，進一步完善死刑復核法律監督工作機制，促進更加全面準確落實死刑政策。

“三個善于”旨在引導檢察人員提高正確運用法律政策的能力，做實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要通過持續落實“三個善于”，更加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善于從紛繁復雜的法律事實中準確把握實質法律關系，在貫徹寬嚴相濟中全面準確把握“以事實為根據”，抓住案件中的主要矛盾，依靠證據確定法律事實，找準統領法律事實的實質法律關系，確保準確認定事實。要善于從具體法律條文中深刻領悟法治精神，在貫徹寬嚴相濟中全面準確理解“以法律為準繩”，避免機械司法，讓檢察辦案更好貫徹法治原則、更加契合法治精神，確保正確適用法律。要善于在法理情的有機統一中實現公平正義，在貫徹寬嚴相濟中全面準確統籌“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做到檢察辦案于法有據、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確保實現最佳效果。

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一項系統工程。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需要政法各機關共同抓好落實。檢察機關要主動加強與其他執法司法機關配合制約，共同研究刑事訴訟活動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具體工作措施，推動完善不同類型案件從寬和從嚴的具體執法司法標準，增強政策落實的協調性、實效性。

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各級檢察機關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全力履行好國家法律監督機關職責，協同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以高質效檢察履職更好服務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努力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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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刑事法雜志》2026年第2期目錄

【專論】

1.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以高質效檢察履職推進更高水平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建設

應勇（3）

【刑法適用方法專題】

2.刑事案件事實的實質判斷

張明楷（15）

3.刑法適用如何實現“三效統一”：問題、路徑與方法

何榮功（34）

【生態環境法典專題】

4.論生態環境檢察中的刑事案件損害賠償保證金制度

趙恒（54）

【證據法學的轉型與探索專題】

5.論刑事證據合法性的積極要件

萬旭（71）

6.論不可靠電子數據的排除

劉金松（90）

7.《聯合國打擊犯罪網絡公約》中電子數據的分類標準與國內法銜接

王仲羊（108）

【訴訟理論】

8.刑事訴訟全流程法律監督的中國模式

姚莉（126）

【刑事政策】

9.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寬嚴相濟司法治理

劉科（143）

10.市場化配置改革中數據要素的差序性刑法保護

章誠豪（160）

《中國刑事法雜志》是國內唯一的刑事法領域專業學術期刊，由最高人民檢察院主管、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主辦。現為中國法學核心科研評價（CLSCI）來源期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AMI綜合評價（A刊）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檢察系統知名期刊。雜志以“引領學術潮流，服務司法實踐”為宗旨，全面反映國內外刑事法領域的理論創新、實踐發展、司法改革的研究成果。

責任編輯 | 郭晴晴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韓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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