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胡喬木反對巴金參評諾貝爾文學獎，馮牧：他的話很難接受

今天帝哥想說說巴金和胡喬木之間的一些故事。

胡喬木

1952年10月，巴金從朝鮮前線回國后不久，收到了一封來自中南海的邀請，時任新聞出版總署署長的胡喬木約他到家中敘談。胡喬木對巴金的出版工作經驗早有了解，他曾在給巴金的信中寫道，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對我國的文學事業是有難忘的貢獻的”，并希望巴金“能多多關切人民文學出版社和新文藝出版社的工作”。

巴金接受了胡喬木的邀請，他來到中南海，和胡喬木談了很久。胡喬木還在談話時向巴金示意，希望他能夠爭取入黨。

1980年，胡喬木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意識形態；巴金則在茅盾逝世后擔任了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他們有了更多見面和往來的機會。

1980年9月，巴金來北京開會，他在會議間隙找到胡喬木，說了一件事：俄國文學翻譯家汝龍的住房被人占了，翻譯工作幾乎無法繼續。胡喬木聽完巴金的陳述后，并沒有以職務身份作什么表態，只是答應過問此事。

巴金

1981年，巴金又給胡喬木寫信，再次提及汝龍的住房問題，希望能“早日解決”。1981年12月1日，胡喬木給巴金回信：“汝龍同志的房子問題，北京市最近已提出一個解決方案，并已征得他的同意”。1982年秋，在胡喬木的幫助下，汝龍搬進了北京西便門的兩套兩居室單元房。

上世紀80年代初，胡喬木和巴金在文藝思想上的分歧逐漸顯現。1981年12月21日，胡喬木接見中國作協理事會部分人員時，巴金談到了“無為而治”“愛護作家”等觀點，胡喬木聽后很不滿意，大談“有為與有不為，治與不治”反駁巴金，兩人在會上公開交鋒，頗有點火藥味。

會后，胡喬木又寫信給巴金，連批評帶勸說，希望他放棄“無為而治”的主張。巴金卻復信說：“各自保留己見吧！”

胡喬木

盡管胡喬木是中央領導，但巴金一點沒有退縮的意思。1985年1月，巴金在接受中國新聞社記者谷葦采訪時說：“一個好的領導，可以引導、啟發作家，但絕不能指令作家寫什么不寫什么。領導工作不能代替作家的勞動，實際上也代替不了。”

谷葦問巴金：“您的意見是不是主張‘無為而治’？聽說您說過這樣的意思。”

巴金回答說：“是的。雖然我寫的文章，還沒有這樣明確地說過文藝要會‘無為而治’。但實際上是這樣：重要的是要會‘治’。高明的領導藝術就是善于調動作家自身的積極性。看似‘無為’，實際上是對領導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

這是巴金對“無為而治”思想一次公開而完整的說法，說明他一直堅持這個想法，他和胡喬木之間的分歧也因此產生了后續的效應。

1982年，胡喬木在和中國作協副主席馮牧等人談話時提到，如果諾貝爾文學獎來征求中國作協的參評意見，可以推薦艾青和沈從文，但不推薦巴金。這一表態讓在場的作家感到吃驚，馮牧后來回憶說：“我們都是非常敬重巴老、愛護巴老的。他這樣說話我們很難接受。”

1983年6月，全國政協需要選一位文藝界人士出任副主席，巴金被提名，但遭到了胡喬木的反對。后來上海市委領導給巴金說了公道話，他才順利被選上。

此后巴金長期患病，他和胡喬木的接觸也越來越少，他們彼此似乎都顯得平和起來。1985年，話劇《家》去日本演出，胡喬木致信巴金祝賀演出成功：

尊敬的巴老：
閱報欣悉《家》在日演出獲得盛大成功，謹函祝賀。這是說心里話，非關禮貌，請勿分勞回信。
胡喬木十月二日

晚年的胡喬木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胡喬木去世前的絕筆竟與巴金有關。1992年9月27日，病危中的胡喬木出現幻聽，他似乎從廣播中“聽到”9月25日是巴金88歲生日，便要求身邊守護的人拿來紙筆，極其艱難地寫下：“連日臥病，不克到滬，親臨致賀。”幾個字寫得歪歪扭扭，有的還重疊起來，很不好認。

胡喬木又要女兒胡木英按他的口述筆錄：“寫給巴金文學大杰八十八歲壽辰。”因巴金實際生日是11月25日，胡木英把賀信抄清后，正要與胡喬木再作商量，他卻已不省人事。次日，胡喬木逝世，這封未能發出的賀信，成為他的絕筆。

胡喬木和巴金之間的交往，折射出中國文藝界在特定歷史時期知識分子與政治工作者之間的復雜關系：他們之間既有相互尊重與支持，也有原則立場的差異；既有工作上的合作，也有思想上的交鋒。這種關系的變化與發展，成為那個時代文化生態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