濱口龍介入圍戛納的新片，改編自這兩個女人的20封書信

什么樣的作品，最適合改編成電影？

你可能會說：情節要豐富，要有沖突、反轉、高潮，要有讓人物行動起來的故事線和空間。

但這部作品，是兩位女性學者的往復書信集，沒有一個動作提示，沒有跌宕起伏的故事，不靠場景設定，卻深深打動了拍出《駕駛我的車》《邪惡不存在》的導演濱口龍介。他將這本名為《突然感到不舒服》的書信集，改編成了他的全新長片《突如其來》，并被宣布入圍了第79屆戛納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

《突然感到不舒服》

[日] 宮野真生子 [日] 磯野真穗 著

202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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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濱口龍介第一次讀到這本書信集時，他說：

用“深受觸動”這樣的詞來形容遠遠不夠。面對這種書信的形式，而且是兩位學者傾注全部學術生涯與靈魂的交鋒，我完全不知該如何應對，卻感到內心被“想要把它拍成電影”的念頭點燃。仿佛是被那團火焰吸引，不知不覺已經走了很遠的路。

為什么一部沒有情節、沒有場景、只有文字的作品，能讓一位導演如此著迷？

一封封沒有情節的書信，如何點燃一位導演？

濱口龍介的電影，從來不只是關于“發生了什么”。他更關心的是：人與人之間，如何通過語言，真正地觸碰到彼此。

《駕駛我的車》里，心事重重的劇作家與沉默的女司機在流動的車內空間交換無法言說的傷痛；《偶然與想象》中，三段故事全憑對話推進，語言的微妙轉折不斷生成新的空間。

而這本書，恰恰把“對話”和“語言”推到了極致——沒有情節反轉，更沒有沖突或事件，只有兩個女性，通過一封封書信，用語言誠實地接住對方。

電影《突如其來》劇照

《突然感到不舒服》記錄了一位罹患癌癥的哲學家宮野真生子，與一位醫學人類學家磯野真穗，圍繞疾病、偶然、風險與人生展開的靈魂交鋒。她們的通信一直持續到宮野生命的最后一刻。

這是一場真實的、毫不掩飾的、兩個女性學者之間最坦誠的對話。而濱口龍介，就是被這場對話點燃了。

他說“不知如何應對，卻想拍成電影”，正是因為書信作為一種更赤裸的對話形式，雖然挑戰了電影的敘事傳統，卻與他的美學核心深度共振。打動他的，正是兩人依靠對話所抵達的真實，甚至達到“靈魂邂逅”所蘊含的力量。

那么如此契合的兩個人是如何找到彼此，又是如何相遇的？

一個畢生研究“偶然性”的哲學家，被偶然擊中

一切要回到2018年9月15日。

文化人類學家磯野真穗在一場在福岡舉辦的“文藝共和國”研討會上第一次遇見作為觀眾來參會的宮野真生子。

見面之初，宮野真生子并沒有向磯野真穗透露自己已經患癌8年，身體狀況隨時可能突然惡化的情況，而是輕描淡寫地邀請她一起申請研究項目。磯野在后來的采訪中表示，自己當時也暗自心想：“為什么她會對一個初次見面、素不相識的人如此信任？”

宮野真生子對此給出的理由是：“唔，我有種‘就是這個人’的感覺。”她之所以這么相信直覺，相信人與人“一期一會”的偶然相遇，是因為她一生的研究課題就是“偶然性”——她是一位哲學家，研究對象是著名日本哲學家九鬼周造。她曾窮盡20年學術生涯追問：何為偶然？偶然與必然的邊界在哪里？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里，人要如何選擇自己的路？

而她的身體，卻讓她在最極限的環境中思考這個問題的答案。身患癌癥之后，她無法再申請海外的研究項目，頭發因治療的副作用脫落，也不能再自由地游泳、泡溫泉，享受生命。

一個畢生研究“偶然性”的人，就這樣被最殘酷的偶然擊中了。

也許，很多人會埋怨命運的不公，忍不住問：“為什么是我？”但宮野沒有讓自己困在這個問題里。在與磯野的往來書信中，她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我遭遇了厄運，但并非不幸。到頭來，我并沒有百分之百接受自己是癌癥患者的事實。我確實患有癌癥，但癌癥并不是我的全部。我一邊對患癌的厄運感到憤怒，一邊焦急地想從厄運中奪回自己的人生。所以，即使遭遇厄運，即使存在限制，但在沒有放棄自己的人生這層意義上，我并非不幸。

在她看來，厄運和不幸是兩回事。厄運是不由分說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生病、受傷、失去。而不幸，更多的是你如何看待這件事，如何把它放進自己的人生故事里。如果一個人認定“我是一個可憐的患者”“我的人生完了”，可能那才是真正的不幸。

電影《星運里的錯》劇照

宮野不愿意那樣。她承認厄運的存在，也承認自己會憤怒、會不甘，但她不想被“患者”這個身份完全吞噬。癌癥是她身體的一部分，卻不是她人生的全部。所以她常常一邊心有不甘地嘟囔著“這都是什么事兒啊”，一邊繼續工作，繼續與人立下約定，繼續向未來許下一些看起來不太理性的承諾。

這或許就是她對自己追問了一生的問題給出的回答：

你無法選擇厄運是否降臨，但你可以選擇要不要放棄自己的人生。

當兩個人開始共享靈魂，死亡就不再是終點

宮野真生子第一次說“就是這個人”的時候，磯野并不知道自己即將被卷入一場怎樣的旅程。

她們剛剛開始通信時，是先從身體、風險管理和概率相關的學術問題出發的。隨著她們關系的加深，話題也開始變得深入。然而，宮野的身體狀況越來越惡化，只能靠大量服用鎮痛藥物減輕疼痛，幾度意識模糊。但她們之間的書信沒有停，磯野在信里寫：“請一定記錄下只有您才能說出的話語，并活著見證它們如何傳達到全世界。在這之前，絕對不要死啊。”

這不是一句矯情或虛偽的鼓勵，而是一個人類學家，對自己的哲學家朋友發出的最后的邀約。宮野回信說：“嗯，我明白了。”她把這當作一個約定，一個基于兩個人對彼此信賴的生命之約。

電影《瑪麗和麥克斯》劇照

宮野也不是一個時時刻刻都戴著堅強面具的“勵志神話”，她承認自己也會動搖，偶爾會想把所有工作推掉，安心接受自己癌癥病人的身份。因為自己的身體狀況就像雪崩一樣急轉直下，在疼痛和窒息般的呼吸困難中，她不斷意識到“死亡此時此刻正在到來”。那么，在這樣的狀態下，她是如何度過一天的呢？

如果明天還會到來，我愿意相信我將會和在那時相遇的人創造新的故事。我想，一邊擁抱未完成的事情，一邊繼續前進，就是生活的意義……如果我是被留下的那一方，我會希望逝者多少能不負責任地扔給我一些東西。

這或許是宮野真生子對臨終關懷最獨特的理解。她不列遺愿清單，不追求了無牽掛地離開。在她看來，那些未完成的事、那些留給別人的“麻煩”，恰恰是一個人活過的痕跡。生者需要這些痕跡，才能思念，才能接受，才能繼續前行。

電影《永恒和一日》劇照

宮野真生子沒有變成“百分百患者”。她在疼痛中寫作，在進入ICU之前還盡自己作為大學教授的責任出完了考題。她留給世界的，不是一個完美的、毫無牽掛的告別，而是一個未完成的、正在發生的故事。就像她自己說的那樣：“到了最后，如果有人能接手我未完成的人生，我會非常高興。給大家留點麻煩不是也很好嗎？”

從兩人第一次見面，到宮野因病離世，其間只經過了297天，在現實生活中她們只見過五次面。但在這20封信之間，兩個原本陌路的人，共享了靈魂。

一個研究偶然性的哲學家，和一個傾聽他者故事的人類學家，在死亡的陰影下，共同刻下了生命的軌跡，以無比的信任和勇氣描繪出一條無限延伸到遠方的“生命之線”。她們證明了：即使生命只剩明天，人仍然可以向遙遠的未來許下承諾。

對話本身，就是一種對未來的構造。濱口龍介把它拍成電影，其實是讓這條“生命之線”繼續延伸——從紙面，到銀幕，再到更多人的心里。

兩位女性學者關于偶然、疾病與人生的二十封往來書信

以無比的信任和勇氣，共同刻下生命的軌跡，直到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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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26.4.29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