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鐵骨：李大釗的節儉之風

文/王淑芬

1927年4月28日上午，京師看守所的鐵門“哐當”打開。所長帶著十多名法警走進來，高聲宣讀：“奉安國軍總司令張作霖令，判處李大釗等二十名共產黨人絞刑，立即執行！”李大釗從容換上那件穿了多年的灰布長衫，從容走向絞刑架。在絞刑架前，李大釗身上那件灰布長衫雖然打著補丁，但卻宛如一面不朽的旗幟。這件現存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布衣”，已成為共產黨人的精神圖騰。李大釗在《簡易生活之必要》一文中提出，儉樸的生活可以使人內心遠離浮華俗利，在《罪惡與懺悔》一文中，進一步說明奢侈的危害。在短暫的一生中，他始終堅守并踐行著節儉之風。

一、鄉間少年的樸素生活

1889年，李大釗出生于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為了容易養活，取乳名叫“憨頭”。他出生時父親李任榮已因病去世，不到2周歲時，母親也因病離世。祖母常年臥病癱瘓在炕上，撫育他的重擔落在了祖父李如珍的肩膀上。盡管祖父是村里的鄉紳，家境相對殷實，但李大釗從小便過著儉樸的生活——這種節儉源于祖父的嚴格教導。

李大釗4歲時，爺爺就開始教他認字。“憨頭”不僅不憨，還非常聰慧，爺爺一教就會，到五六歲時已具備一定的認字能力。在私塾讀書時，啟蒙先生單子鰲給他取學名叫李耆年，字壽昌，希望他健康長壽。那時，李大釗常常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粗布長衫，背著祖父用舊布縫制的書包。同窗回憶：“耆年的書本總是包著厚厚的封皮，那是他用舊年歷紙細心裱糊的。”每當放學，他總會將硯臺里的余墨小心刮凈，把毛筆洗凈晾干，從不浪費一點學習用品。

1899年的冬天格外寒冷，私塾里的富家子弟都穿著嶄新的棉袍，而李大釗仍穿著祖父舊衣改制的夾襖。當私塾先生關切詢問時，十歲的他挺直腰板回答：“先生，衣能蔽體即可，學問才是真暖。”這番超越年齡的應答，讓單先生在這個寒門學子身上看到了難得的品格。河北鄉間的童年經歷，讓李大釗目睹民間疾苦，老秀才的教誨在他心中埋下“天下為公”的種子。

1905年，16歲的李大釗考入永平府中學堂。在這里，他第一次接觸到《盛世危言》《天演論》《新民叢報》等進步書籍，思想開始深刻轉變。為了買到這些“禁書”，他省吃儉用，每天只吃一頓正餐，常常以咸菜就饅頭度日，把省下的銅板攢起來買書。同學王森然回憶：“李耆年的枕頭下總藏著新書，被窩里常亮著燭光。他的衣衫最舊，思想卻最新。”在永平府的圖書館里，管理員至今記得那個總在閉館時才離開的清瘦身影。有次大雪封路，李大釗為了省下住宿費，竟徒步六十里回鄉，途中還把僅有的干糧分給逃荒的災民，自己餓著肚子在雪地里走了整整一天。這段經歷讓他寫下：“民生之多艱，非親歷不能知；救國之迫切，非目睹不能覺。”

1907年，李大釗“感于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在天津這個通商口岸，他親眼目睹外國列強欺凌中國百姓的行徑，內心深受震動。他在日記中寫道：“見租界華捕鞭笞同胞，心痛如絞。我輩讀書，豈能為個人溫飽？當求民族之覺醒！”從此，他開始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前途緊密聯系在一起。在這所新式學堂里，他發起成立“儉德會”，倡導“以儉養德，以德報國”。他的宿舍總是全校最簡樸的：一床一桌一椅，墻上貼著自書的“淡泊明志”條幅。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李大釗毅然剪掉辮子，將全部積蓄捐給革命軍。當同學們在議論未來官職時，他在日記中寫道：“不求錦衣玉食，但愿天下寒士俱歡顏。”這一年，在國家和民族危亡之際，他將名字改為“大釗”，字“守常”——“釗”者，刀也，以此自勉，立志守正篤實、循道致遠，用大刀鋒鏟除世間一切不平。

二、東瀛求索：典當冬衣購買《資本論》

1913年，李大釗東渡日本，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學習。在日求學期間，他目睹日本明治維新后的強盛，對比祖國的積貧積弱，內心受到強烈刺激。他節衣縮食，省下的錢用于購買進步書刊和資助留日愛國學生活動。在早稻田大學的宿舍里，他過著近乎苦行僧般的生活：每日兩餐，不置新衣，把省下的錢都用來購買馬克思主義著作。

◆李大釗（前排左三）與早稻田大學教員和同學的合影。

早稻田大學附近的神保町書店街，至今流傳著一個中國留學生的故事。1914年深冬，古本屋山本書店的老板山本武次郎注意到，有個清瘦的中國青年每天開市就來，直到打烊才走。他總站在德文書架前，時而抄錄，時而沉思，卻從不購買。直到某日大雪，青年終于掏出包在手帕里的銀元——那是他典當了冬天穿的棉衣所得，買下了德文版《資本論》。“李君，你的棉衣？”山本看著青年單薄的衣衫欲言又止。“無妨”，李大釗搓著凍紅的手指微笑，“真理比棉衣更暖人”。后來山本才知道，這個叫“李守常”的中國學生，為省房租住在離校兩小時腳程的貧民區，每日以飯團充饑，卻訂閱了所有進步刊物。當同學問他為何如此刻苦時，他回答：“個人口腹之欲事小，民族覺醒之事大。今日忍饑讀書，為的是來日同胞都能溫飽。”

1915年初春的一個雨夜，早稻田大學政治學教授安部磯雄發現學生宿舍深夜還亮著燈，推開門，見到李大釗正在抄錄《共產黨宣言》，手邊放著啃了一半的冷飯團。“李君為何如此刻苦？”教授問道。李大釗指著窗外人力車夫佝僂的背影：“他們流的汗，該有對應的生存權。教授，若學問不能解救這些人，讀書何用？”他告訴教授：“我的祖國正在受難，我在這里多學一點，同胞們就能少流一滴血。”這番對話持續到天明，后來安部磯雄在回憶錄中寫道：“李守常讓我明白，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首先是對苦難最敏感的人。”如今，早稻田大學立有一塊“李大釗修學之地”紀念碑，碑文未提及他的官職成就，只記載著：“1914-1916年間，中國留學生李守常在此勤學苦讀，以饅頭清水度日，購書萬卷而歸。”

三、紅樓清影：用咸菜待客的北大教授

1917年11月，李大釗受聘于北大，1918年1月，接替章士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部主任，1920年7月，被聘為北大教授。直到1927年4月28日被奉系軍閥殺害，他在北大度過了整整10個年頭，這是他生命中最寶貴輝煌的10年。

北大紅樓的晨鐘尚未敲響，著灰布長衫的李大釗已步行來上班，布鞋上的補丁沾著未化的晨霜。門房老趙記得：“李主任每天最早來，最晚走，煤油燈芯都舍不得挑亮些。”有次暴雨傾盆，同事胡適坐著包月洋車趕來，卻見李大釗辦公室的門虛掩著，他正在擰干淋透的長衫下擺。作為大學教授，李大釗在北京十年，七次遷居都是租房，常年穿一件褪色的灰布長袍和布鞋，冬天加一件舊棉襖。他每天步行十幾公里去學校，中午自帶干糧，一塊大餅或兩個窩頭就白開水下肚。

李大釗的節儉并非作秀，而是深入骨髓的生活習慣。他家中時常為柴米油鹽發愁，孩子們衣著儉樸。更難得的是，他將這種作風延伸至待客之道。最讓學生難忘的是一年中秋，哲學系幾個湖南籍學生帶著家鄉臘肉來拜望，卻見師母趙紉蘭端出一碟咸菜、幾碗小米粥。“請莫怪寒酸”，李大釗笑著夾起咸菜，“這腌蘿卜里有直隸的鹽、山東的醋、河南的辣椒，恰如我們追求的新世界”。當時文人聚會，雖不比官場奢華，但清茶點心是基本禮儀，而李大釗常以咸菜待客，看似不合常理，卻彰顯了他對物質享受的徹底超越。

李大釗擔任北大教授期間，每月收入超過200塊銀元，而普通人家月花銷不過幾塊銀元，為何還入不敷出？原來，他將大部分收入投入革命事業，剩下的接濟貧寒學生和困難同志，只有一小部分用作家用。北大校長蔡元培得知后，特意關照會計：“每月發薪時，先扣除李先生一部分，親自交給李夫人，以免家里做無米之炊。”

四、鐵骨柔情：深夜補襪教子女的家風傳承

李大釗總在生活點滴中教育和影響孩子。在這個“六不”（不坐黃包車、不看戲、不下館子、不置新衣、不雇傭人、不買奢侈品）家庭里，孩子們穿著父親舊衣改小的制服，用報紙包書皮。女兒李星華回憶：“有次同學笑我的補丁襪子，父親卻夸我‘懂得物力維艱’，當晚就在燈下教我補襪子的針法。”

1924年深秋的雨夜，女兒星華舉著煤油燈，看父親就著窗縫漏進的月光補襪子。“爹，買雙新的吧。”“傻丫頭”，李大釗把線頭咬斷，“這棉線連著河北老家的紡車呢。你記著，在任何小事上面去節省，余下來以后想必可以去做更大的事。”針線包后來成了李家永不褪色的傳家寶。

◆李大釗《獄中自述》手跡。

李大釗犧牲時留下三子兩女，他在獄中給子女的信中沒有任何財產交代，只有囑托：“葆華、星華：我留給你們的遺產，是書房里那三千冊劃滿記號的書籍。記住，真正的遺產不在箱柜里，而在人心中。”1933年李大釗公葬時，李葆華將父親生前最愛的《新青年》合訂本放入棺木。2011年，李大釗故居修繕時，工人在書房地板下發現一個生銹鐵盒，里面整齊保存著磨損的頂針、捆好的鉛筆頭、記滿批注的《共產黨宣言》殘頁。這些物件如今陳列在紀念館中，旁邊是孫子李宏塔的留言：“祖父傳下的不是物件，而是一種生活方式——把物質需求壓到最低，讓精神追求充分舒展。”

這種家風在新中國成立后依然延續：李葆華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時，辦公室窗簾用舊床單改制；李宏塔任安徽省民政廳廳長期間，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后座常年綁著給孤寡老人送藥的布兜。正如李大釗在《青春》中所言：“凡一種家風能傳三代者，必成民族之脊梁。”這盞跨越世紀的明燈，照亮的不僅是一個家庭，更是整個民族的精神航道。

在北京香山萬安公墓，李大釗的墓碑樸素無華，與普通百姓的墓碑無異。這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生前過著清貧的生活，卻以鋼鐵般的意志為民族解放事業奮斗至生命最后一刻。他在《獄中自述》中強調：“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這種“布衣鐵骨”的精神基因，已融入中國共產黨的血脈，成為永續傳承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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