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變了，家暴也變了

周六《》提到一件事，一位長期在婦聯工作的朋友發現了一個新變化：在城市中產、受過高等教育以上群體中，女性動手打人的情況越來越多。小鎮之前也寫過《》。

小鎮個人觀點是：中產高等教育群體，很可能女性先動手的情況更多，但根據現行法律，在需要公權力介入的家暴方面，先動手的女性仍然是主要受害者，甚至在精神家暴方面，女性也被認為是主要受害者。

先動手的竟然還是被認定為家暴受害者？為什么會這樣？

近些年相關部門更新對家暴的認定，更重視軟性家暴，比如2025年11月，最高法發布2025年中國反家暴典型案例，特別強調精神控制、經濟控制、社交控制也屬于家暴，列舉的例子默認男性是家暴的施暴方，無論物理、精神、經濟、社交等各類家暴方式。

比如2025年11月最高法發布的典型案例中，有一例是夫妻發生激烈爭執，女方試圖帶孩子離開，男方持刀威脅自殘、要死給女方看，雖然該案例中男方并未毆打女性，但以自殘相威脅，在女方心中投下了很大的陰影，因此認定男方實施了精神暴力，對女方心理和精神造成了實質性侵害，法院簽發了人身安全保護令，并對該家庭進行持續的跟蹤，婦聯、社區等也為母子提供了庇護場所等，最終雙方離婚。

這起案例就很典型。典型在于到底什么才會被認定為“精神暴力”，由此可以進一步把握相關部門實際執法的尺度。

根據反家庭暴力法的明確規定，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新解釋將未婚同居群體也納入相應保護。

從定義上看似乎很清晰，形式上也非常平等，并沒有任何性別歧視，但在實踐中，那就不一樣了，更傾向于實質和結果，更強調立法的根本目的。

小鎮這兩天也跟街道和派出所的朋友了解了下，他們接到的家暴報警或調解申請，如果只看爆發的原因，往往是女性先采取言語侵害，比如常見的嘮叨、貶低、情緒宣泄等等，先動手的占比也大大高于男性，然后男性還手，矛盾激化。甚至有民警朋友說接到的家暴報警，雖然基本是女性報警，但回溯過程，十之七八是女性先動手，就處置者本意更傾向于認為是互毆或者單純就是先動手的沒打贏。

以上僅僅是小鎮個人了解，也很可能是巧合。

但實務中，很少會認定女性施暴，更多對男性采取教育。為什么不是批評先動手的，而是批評挨打的呢？

這就需要從立法目的和背景說起。

反家庭暴力法雖然在內容上性別是完全平等的，目的是懲治施暴者、保護受害者，但要注意這部法立法背景是極端惡性致死、致殘、長期虐待、高強度控制的重度家暴案件頻發，而這類重度家暴案件，施暴方大多數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兒童、老人。

所以沒有明說的立法核心訴求，就是要解決強弱懸殊的惡性暴力案件，重點針對男性因生理帶來的體力優勢，解決家庭內部力量懸殊的結構性暴力，因此這就是一部重點保護女性和兒童的弱勢方保護法，并非針對成年人之間的互毆，這跟治安管理處罰法是不一樣的。

因此，法律條文中沒有區分性別，只是為了立法嚴謹、避免違憲爭議，但無論從立法的背景目的、配套司法解釋、執法指導意見等等各方面，全部是錨定保護婦女、兒童、老人，默認男性是施暴方，自然官方相關普法宣傳，比如前面提到的最高法案例，必然不會主動披露女性施暴的案例，這就跟立法目的相違背了。

實踐中，對家暴的統計口徑，也會傾向于保護立法認為的弱勢方，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女性施暴被隱形了。

而在實操中，反家暴的牽頭部門是婦聯，婦聯的法定職能是維護婦女、兒童權益，是一個非常鮮明的定向性別保護機構，而不是中立的家庭矛盾調解機構，反家暴的宣傳一定是重點突出女性受害、男性施暴。

不要低估了社會輿論和傳統的影響。從傳統角度，普遍認為男性等于強者，女性等于弱者，如果大量舉例說女性也有很多施暴的現實案例，這就會增大反家暴宣傳的理解成本，甚至會被民眾認為脫離實際生活、小題大做；

再加上網絡輿論上，已經形成了比較穩固的主流性別敘事，網絡某些群體的戰斗力也非常強大，久而久之，不會有哪個部門自找麻煩，非得跳出來說家暴的施暴者不僅僅是男性。

這就跟當年討論要不要解除計劃生育類似，當時主流觀點認為一旦放開，新生兒就會暴增，強大的政策慣性壓制了理性分析的聲音。

除了上述原因，還是要從立法的根本目的和執法的核心考量入手。

執法有一個潛在的核心目的，就是減少社會沖突和摩擦，說白了就是針對重度結構性家暴，而非家庭內部的矛盾和沖突。比如《中國婦女報》2026年4月9日刊文《為更準確認定家庭暴力提供清晰正向引導》，解讀最高法拓展家暴認定范圍，主要針對精神暴力。

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長冉克平強調：家暴的核心特征在于控制與傷害，具有長期性、反復性和周期性，并不是簡單的情緒失控或偶發沖突。

全國婦聯維權智庫專家張榮麗也表示，她對家暴受害人或者以暴制暴的女犯開展訪談，發現她們大多記不清遭受毆打的次數和嚴重狀況，但是對施暴人辱罵她們的話語以及聽后的心理感受記憶猶新。以此論證“精神暴力對人的傷害可能比身體暴力更加深遠”。

從這幾位專家的話可以得出三個直接結論，這也是專家沒有挑明的：

第一、家暴重點是重度結構性家暴，淡化日常沖突。

所謂重度結構性家暴，就是長期毆打、人身限制、威脅生命、周期性虐待，一方對另一方具備掌控力等等，而像日常的爭吵、推搡抓撓、情緒性辱罵、經濟和社交管控等，一般會被定義為夫妻內部矛盾，而非需要公權力介入的家暴。

第二、家暴認定，更看重男女力量對比和對傷害的主觀感受。

正因為目前反家暴更針對重度家暴，而當前男性具備體能、經濟、社會地位等綜合優勢，導致男方發起的家暴具備碾壓性。

同樣是動手，女性體能比男性差得遠，從小也被規訓不能動手，所以就算女性體重跟男性差不多甚至更重，真要打起來，女性打男性幾十拳，男性可能也不覺得有啥，往往覺得憤怒，要努力克制還手沖動，被打了以后，除了覺得丟人、不好意思說，也不會留下什么心理陰影，更不會害怕挨打，畢竟一般情況下，男性具備絕對的武力優勢。

反觀女方，哪怕自己先動手、打了幾十拳，而男性只是還了一拳一巴掌，甚至還是收了很大的力量，對女性而言，仍然是重到難以接受，而心理上被打了帶來的精神傷害非常大；就算男的沒有打到女方，只是揮舞拳頭威脅再動手就要還手了，也很可能對女性帶來嚴重的心理創傷，處于武力絕對劣勢的女性會開始恐懼，會不會被打，帶來一系列心理問題。

因為男女性力量對比、主觀感受的截然不同，所以實務中，公權力對家暴的認定會呈現明顯的對女性傾斜保護。

比如實務中，女性發起的零散、日常、高頻的肢體動手、精神辱罵、情緒暴力、經濟管控等，因為男性很難因此產生心理影響，甚至都沒覺得這是家暴，只是覺得很煩，就被忽視了；然而，男性如果忍不住對這類日常高頻侵害采取合理反抗、適度自保，就很容易被定性為家暴。

正如張榮麗總結的“她們大多記不清遭受毆打的次數和嚴重狀況，但是對施暴人辱罵她們的話語以及聽后的心理感受記憶猶新”，這話說的不老實，真實情況絕不僅僅是“記不清遭受毆打的次數和嚴重狀況”，同樣記不清的還有自己是怎么動手的、如何使用言語等精神暴力的。這種遭遇家暴后的心理感受差異，也是男女性先天和后天綜合導致的，就不展開談了。

類似的邏輯在不同法律中也都存在，比如治安處罰管理中，強調最大限度壓制社會暴力，哪怕是被人先動手然后被迫還手，也很容易被認定互毆，更強調被打的一方避免沖突激化、盡快逃離并報警。

所以，哪怕實務中，可能確實在某些群體中，比如城市中產、白領、高知群體等，女性先動手的多于男性，但最終被認定為家暴，需要公權力介入的，普遍認為女性是主要受害者，男性想要被認定為家暴受害者，難度比較大。

精神層面，清官難斷家務事，想要舉證被言語辱罵、精神壓迫、經濟管控等導致自己身體、精神被損害，需要做很細致的證據固化，還要證明這類精神壓迫存在長期性、反復性和周期性，已經事實上形成了配偶對自己的控制。在立法目的傾向保護女性、社會也更認為女性是受害者的背景下，男性舉證難度要大于女性。

物理家暴方面，就更難了。認定家暴方面，并不是像治安管理處罰法那樣，簡單看誰先動手，甚至也不怎么看到底誰更多、更經常采取施暴行為，甚至在傷情認定方面，也無可避免的存在雙標。

比如男性被抓撓、扇耳光、反復捶打、推搡等等，別說沒有明顯外傷，就算出血了、留下疤痕了、有瘀青了等等，基本上也只會被認為是口角大鬧、女性情緒失控而已，頂多就是輕微摩擦，就會勸小事化了，就別錄入家暴臺賬了。

實操中，如果被打的是男性，極大概率能被民警、社區工作人員說服。

但反過來就不一樣了，還要注意一個近些年的身體變化，女性群體“脂包骨”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這跟不健康的飲食習慣和節食減肥高度相關，很多女性肌肉流失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在面對外部碰撞的時候，缺乏肌肉的緩沖，很容易留下看起來很嚇人、很長時間都無法消退的瘀青，而同等力度放在肌肉含量更高的男性身上，根本留不下印子。

再加上精神恐懼，只要女方報警，并且堅持自己受到家暴，就很容易被錄入臺賬，進行后續保護，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也比男性容易太多。據小鎮咨詢的民警朋友說，這些年申請人身安全保護的男性很少，日常工作中往往勸男的干脆出去躲幾天，何必申請保護呢？但反過來，如果是女性申請，民警可不敢說出去躲躲。

小鎮很理解這種性別差異帶來的傾斜保護，客觀上也最大限度壓制了重度家暴案件的發生，讓反家暴深入人心。

但有利有弊，最大的弊端在于選擇性無視和制度型過濾，導致反家暴事實上成了反男性家暴，嚴重忽略了部分男性也是家暴的受害者。尤其如果強調言語攻擊、冷暴力、經濟控制、社交管控等等軟性家暴，真不好說哪個群體受侵害更大。

由此帶來了一系列惡果，矛盾也越來越深。

比如部分男性家暴受害者喪失救濟渠道，報警被和稀泥說成是夫妻矛盾，找婦聯干脆不受理，找社區就被勸大男人得多包容，走法律渠道維權也很難被認定遭遇家暴。

導致法律權利只存在于紙面上，實際完全懸空，于是只能被迫隱忍，矛盾積壓升級，實務中，一些重度家庭暴力案件，根源就在于長期單向施暴、受害者求助無門，而男性天然的身體優勢，導致出現極端案件。

這種明面上性別平等，實務中傾斜保護的模式，在開始的初期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嚴重忽略了時代的變化，“誰弱誰有理”取代了“誰違法誰擔責”，這顯然損害了法律的權威性，激化了訴訟矛盾。

日常執法，現在強調盡量化解人民內部矛盾，也就是多采取調解的方式，但目前針對家庭暴力的調解，無論民警、社區、婦聯等等，普遍默認壓制男性，要求男性忍讓妥協，頂多就是多聽男性訴訴苦，然后勸回去了事，這也是能夠最快結案、避免后續投訴舉報的高效做法。

但這只是明面壓制了矛盾，矛盾的根源解決了嗎？短期息事寧人、長期反復沖突，治理效率極低。

由此還對家庭婚戀產生了沖擊，破壞了平等的親密關系基礎，客觀上縱容家庭暴力和控制行為的長期持續，畢竟重度暴力占比很低，家暴主要是輕度、日常化的，這也惡化了家庭育兒環境，導致孩子模仿暴力。

上述種種惡果，最終也一定會傷害女性群體的利益，尤其讓多數女性為少數施暴女性買單，導致全體女性被標簽化，這跟少數“女拳”拖累女性整體是一樣的。因為雖然明面上壓制男性被家暴的聲音，甚至都沒有多少認真嚴肅的研究，但人和人之間存在交流，遭遇或者見到、聽聞過家庭暴力的男性，很難不帶著偏見看待所有女性，會懷疑女性施暴是不是普遍的？

正如張榮麗所說，其實男的不怎么在乎女性動手，那點力氣算啥，但是男性難以承受長期的言語、精神和心理侵害，而在反家暴片面強調男性的情況下，其實很多施暴的女性并沒覺得自己在施暴，反而認為自己之所以動手、嘮叨、辱罵、控制，是被迫的。

這一切延續下去，大量輕微沖突、互毆矛盾被打包進女性家暴受害數據中，反而讓真正遭遇致命、長期、惡性家暴的女性群體得不到足夠的保護。

小鎮始終認為：不論有再多的理由，一切不維持對等，只講單一敘事、不尊重客觀事實的傾斜保護，最終都會面臨反噬。

健康可持續的反家暴，必須堅持暴力不分性別、侵害就要追責，法律標準必須統一。當然，這難度大到幾乎不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必然會進行自發調整。要么是家庭內部的自我調節，要么就是如日本的全社會普遍惡化，日本以前也是對女性采取傾斜保護，但最終催生了 “草食男”群體和“武士對決”進行破解，這真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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