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和宏觀經濟影響幾何

2026年一季度，在國內經濟穩步復蘇、經常項下順差大幅增加、美聯儲降息預期和美元階段性走弱等一系列因素助推下，人民幣呈現溫和升值態勢，市場隨之出現了“人民幣升值引發出口壓力加大，甚至影響經濟增長”的擔憂。

不可否認，這種擔憂并非空穴來風，可能反映了出口等部門面臨的現實壓力。然而，若固守傳統的出口導向型思維，會過度放大匯率的短期負面沖擊，選擇性地忽視人民幣升值在推動宏觀經濟結構優化中的長期戰略價值。

升值溫和可控

2026年以來，人民幣呈現溫和穩步升值態勢，整體漲幅可控、走勢平穩，符合穩健升值的市場預期。

從核心匯率數據來看，截至4月中旬，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累計升值約2.3%，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對美元累計升值約2.35%，全程未出現大幅急漲急跌，貼合溫和升值的特征。橫向對比同期全球主要非美貨幣兌美元的表現，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雖高于歐元（0.5%），但不及澳元（6.6%）、巴西雷亞爾（8.2%）、墨西哥比索（3.5%）等其他貨幣，升值節奏相對適中。

3月下旬，受美聯儲推遲降息、中東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等因素影響，美元持續走強，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有所回落，匯率走勢隨外部環境與市場情緒靈活調整，充分說明本輪人民幣升值是以市場因素推動為主，并未偏離合理均衡區間。這一對比也印證了，本輪人民幣升值是內生動力驅動的溫和上行，并未出現非理性、無序的過度走強，匯率波動趨于穩健。

整體利大于弊

本幣升貶值本身具有相對中性的特征，對經濟部門各有利弊。從匯率經濟學理論視角來看，在本幣升值過程中，出口、進口替代等部門或將面臨一定壓力，而進口、對外投資、服務業等部門將從匯率升值中直接受益。因此，單一部門的波動，不等同于整體經濟的收縮。不宜輕易地作出人民幣升值必然引發經濟收縮的判斷，而應立足宏觀經濟整體框架，從“收益—損失”綜合平衡的視角，盡可能客觀、全面、審慎地進行分析，避免下線性和局部的結論。

數據來源：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整理

當前，中國經濟已進入“現代化服務”和“國內統一大市場”驅動的時代。從經濟結構看，進口、對外投資、服務業等部門在經濟規模中的占比，已遠超出口和進口替代部門。依據2025年從業人員數據粗略估算，僅服務業就業占比就已近50%，疊加其他偏好本幣升值的部門，受益群體占總就業人數比重超過60%；而直接依賴出口及面臨強烈進口競爭的傳統制造業部門，其就業占比則不到40%。兩者之間大致呈六四開到七三開的格局。在此結構下，人民幣適度升值可通過降低進口成本、提振居民實際購買力、促進服務業發展等渠道帶來凈收益，對出口部門的壓力相對可控。即便不考慮出口部門的內部偏好差異，人民幣適度升值帶來的內需提振、生產成本下降、居民財富效應和福利效應增長等宏觀收益，顯著大于出口等部門面臨的壓力，對整體經濟更具正面作用。

出口結構“減震”

即便在出口部門內部，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實際影響也存在結構性差異。一般而言，紡織、服裝、鞋靴、玩具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由于產品同質化嚴重、技術壁壘低且可替代性強，其國際競爭力高度依賴價格優勢，因此對匯率波動極為敏感。人民幣升值將直接壓縮其微薄的利潤空間，短期內確實面臨訂單流失至東南亞等低成本地區的壓力。

然而，對于中高端制造業而言，情況則截然不同。隨著中國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的加速，機電產品、新能源汽車、船舶、高端裝備及高新技術產品在出口總額中的占比已突破歷史新高，成為中國出口的“壓艙石”。根據海關總署數據統計，2025年機電產品在全部出口中占比超過六成，高新技術產品占比超過四分之一。這些產品憑借產業鏈配套效率、技術創新壁壘及品牌溢價，構建了獨特的非價格競爭優勢。全球買家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已從單純的“低成本采購”轉向“高可靠性與技術協同”，導致其出口需求的價格彈性顯著降低，對匯率波動表現出更低的敏感性。

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比持續增長

數據來源：wind，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

即便人民幣適度升值導致外幣標價相應上漲，海外客戶因難以在短時間內找到具備同等規模、質量與交付能力的替代供應商，往往不得不接受價格調整或共同分擔成本。加之越來越多的企業躋身中高端制造業，盈利水平明顯改善，通過全球布局、跨境人民幣結算及金融衍生品對沖等手段，有效隔離了匯率風險。因此，出口結構的優化實質上為人民幣匯率提供了日益增強的“減震器”。人民幣溫和升值不僅未引發出口崩盤，反而倒逼低效產能出清，推動資源向高附加值環節集聚，有助于促進中高端技術密集型出口產業的成長，加速中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結構性跨越。

匯率非出口關鍵

匯率只是影響出口的諸多變量之一，并非決定性因素。出口貿易的興衰，歸根結底取決于全球需求景氣度、國內外貿政策、本國高新技術發展、制造業核心競爭力、產業鏈完整性、出口商品結構等因素的綜合影響，匯率波動僅能起到輔助調節作用，難以主導出口走勢，甚至可能出現階段性的反向走勢。

從中國過去20多年的發展經驗來看，人民幣升貶值與出口之間并不存在強烈的趨勢性關聯。例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頭十年，人民幣呈現快速升值態勢，但中國出口年均增速仍高達21%，顯示人民幣升值并未對出口增長形成明顯沖擊。在此后的2011年至2020年，人民幣匯率相對平穩，但出口增速漸趨放緩。2020年以后，中國外貿展現出更為明顯的全產業鏈競爭優勢和強大的韌性，匯率波動對出口的影響進一步下降。即便在2021年人民幣走強的背景下，中國出口仍同比增長約30%，貿易順差6764億美元，大幅超出市場預期。

人民幣升/貶值與出口之間并未出現很強的關聯

數據來源：wind，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

2025年美國總統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后，對中國實施了“對等關稅”“芬太尼關稅”等貿易保護措施，但中國出口依然實現了超預期的“逆襲”。以美元計價，2025年中國出口累計增長5.4%，顯著超出市場預期；而2025年年初至2026年4月中旬，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升值近7.0%，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對美元升值約4.6%。這一“逆襲”背后，有著兩大具體且直接的原因：一是出口市場日趨多元化，東盟、非洲、拉美等南方國家占比大幅上升，美歐市場占比降至約25%；二是經濟增加值較高的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在出口總額中的占比已達三分之二左右，日益成為中國出口的“壓艙石”。未來，隨著中國加快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國際競爭力將不斷提升，加之越來越多企業具備運用衍生品工具規避匯率風險的能力，出口受匯率波動的影響程度還將進一步弱化。

貶值未必利好

再反過來看，本幣貶值也未必有利于刺激出口和提振經濟。傳統的“J曲線效應”與“馬歇爾-勒納條件”之所以得出“貶值利好出口”的結論，是基于過時的隱含前提：假定一國出口產品完全依托本國本土要素（勞動力、土地、本土原材料等），幾乎不依賴進口投入；同時，進口品僅用于國內最終消費，不介入生產環節。在此封閉性生產假設下，本幣貶值才會直接轉化為出口產品外幣價格下降、進口消費品價格抬升，進而出現出口擴張、進口收縮的效果。換言之，本幣貶值的結果被簡單等同于“出口成本降低”與“進口門檻提高”。

但從當今全球價值鏈（GVC）深度分工的現實情況看，現代出口產業高度依賴全球資源配置和中間品（如零部件、原材料、技術授權等）進口。WTO《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顯示，2023年GVC貿易（涉及兩次跨境貿易）占全球貿易比重高達46.3%。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貿易增值評估（TiVA）的統計數據也表明，盡管中國出口商品的后向參與度（即出口中使用的進口投入占比）已從2000年的28.2%顯著下降，但截至2020年仍達16.2%。因此，傳統理論的相關假設條件已難以成立。

2018年—2023年GVC貿易占全球貿易比重

數據來源：wind，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

相反，本幣貶值時還可能產生“成本對沖效應”——進口零部件成本飆升，導致最終產品的生產成本大幅上升，進而抵消匯率貶值帶來的價格優勢。出口商不僅無法通過降價促銷提升競爭力，甚至可能因進口原料或零部件成本過高而喪失原有優勢，日本、韓國、土耳其等國近年來都出現過類似案例。此時，貶值不僅無法帶動出口擴張和本國經濟繁榮，還會加劇制造業經營壓力、惡化貿易條件，最終對經濟增長形成反向拖累。

2026年一季度，中國進口大幅增長22.7%，顯著超過同期出口14.7%的增速，尤其是3月進口增速進一步飆升至27.8%。從進口商品類別看，鐵礦砂、銅礦砂、原油等原材料和以高端集成電路為代表的高新技術中間品進口數量呈現較快增長勢頭。在中東地緣沖突升級、全球供應鏈受沖擊的背景下，若人民幣持續貶值，相關企業勢必付出更為高昂的進口成本；反之，人民幣溫和升值則有利于平抑相關進口成本。

全球經驗借鑒

從全球經驗來看，匯率變動與宏觀經濟表現之間并非簡單的線性因果關系。實踐已充分證明，本幣貶值未必能提振經濟，無序暴跌反而可能加速危機爆發；在宏觀條件允許的背景下，適度、有序的本幣升值，完全可以與經濟穩步增長并行。其最終效果取決于貶值或升值的動因、幅度及國內經濟結構的韌性。

從負面案例來看，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因外匯儲備匱乏、外債高企、經濟結構單一，疊加資本外流沖擊，本幣出現斷崖式貶值，進而陷入惡性通脹、債務違約、經濟崩潰的惡性循環。例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泰銖等貨幣大幅貶值，引發企業倒閉、銀行破產，經濟短期內陷入深度衰退；近年來，土耳其、伊朗本幣持續暴跌，導致進口成本飆升、外債負擔劇增，通脹居高不下、居民購買力大幅縮水，經濟長期陷入停滯狀態。

反之，本幣升值背景下實現經濟穩步增長的案例并不少見，這類國家通常依托產業升級與內需驅動實現發展，上世紀中后期的德國、新加坡等國就提供了有力佐證。盡管馬克、新元曾面臨升值壓力，但這些國家憑借強大的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核心競爭力，成功將成本壓力轉化為技術革新動力，推動產業向高附加值環節攀升；同時，本幣升值降低了進口成本，提升了國民實際購買力，進而有效刺激內需消費和服務業發展。此外，強勢貨幣能夠增強國際投資者信心，吸引長期穩定資本流入，為經濟轉型提供充裕資金支撐。例如，1950年至1973年間，美元與德國馬克匯價從1∶4.2變為1∶1.37，德國馬克升值67%，而聯邦德國經濟在此期間保持了5%至7%的年均增速；新加坡在本幣升值的助力下，僅用5年時間（1989年至1994年）就完成了人均GDP從1萬美元到2萬美元的跨越，并在此后30年間較為順利地實現人均GDP 9.5萬美元的持續躍升。

升值契合大勢

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經濟正處于依托科技進步、產業升級、外資流入和內需驅動的增長模式，人民幣也理應進入雙向波動下的溫和升值階段。技術創新推動新質生產力大幅躍升，帶動出口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持續提升，促進出口部門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人民幣升值降低了進口成本，增強了境內居民的實際購買力，進而有效刺激亟待發展的內需和消費。同時，人民幣溫和升值有助于提升人民幣資產的國際價值，吸引外部資本持續流入，為國內產業轉型和內需發展注入動力。可見，人民幣合理升值所帶來的產業轉型、內需發展和外資流入，正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所迫切需要的。

從國家戰略角度看，建設金融強國是“十五五”乃至更長時期中國面臨的重要任務。建設金融強國，不僅需要以人民幣為貨幣基礎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金融體系，還需要人民幣匯率運行在合理水平作為保障。

從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歷史來看，若本幣無法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保持強勢，就不可能形成全球一流的國際金融中心。人民幣匯率水平應以供求關系為基礎，同時一國貨幣當局也有必要為實現經濟金融發展選擇有利的匯率政策目標。

近十年來，無論從經濟增長水平、國際收支狀況還是通脹水平來看，人民幣客觀上都具備充分的適度升值理由，只是受美國持續打壓影響，前期人民幣匯率承受較大壓力。未來一個時期，人民幣階段性呈現溫和升值態勢，既是順理成章，也是大勢所趨。

政策助力轉型

政府可發揮“守夜人”的積極引導作用。不可否認，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部分轉型升級較慢的傳統制造業，尤其是相關行業的中小企業，難免會受到影響。這類企業普遍存在盈利水平低、抗風險能力弱、匯率管理經驗欠缺、融資渠道單一等痛點，極易因匯兌損失壓縮利潤空間、丟失海外訂單，甚至陷入經營困境，進而影響行業穩定與就業大局。

針對上述問題，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可建立常態化監測機制，及時對企業的承受能力開展動態監測、實地調研和精準評估，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最大限度降低升值帶來的負面影響。一方面，可聯合金融機構開展專項培訓與上門指導，鼓勵并引導出口企業運用遠期結售匯、外幣掉期、出口押匯、信保融資等外匯理財工具及正規金融衍生產品進行匯率風險管理，幫助企業提前鎖定匯率風險、穩定經營成本，打消企業接單顧慮。另一方面，針對受匯率變動影響較大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中小微出口企業及困難從業人員，可采取針對性的金融支持、稅費減免、財政補貼、出口退稅提速等紓困幫扶舉措，優化信貸審批流程、降低融資成本，切實緩解企業資金壓力，從而穩定企業預期與市場主體信心，推動傳統制造業穩步轉型升級。

綜上，由市場供求基本面驅動而非投機資本惡意炒作引發的人民幣溫和升值，是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建設金融強國過程中必然伴生的現象，是人民幣國際化走向成熟的標志，也是順應當前中國經濟運行規律的最優解之一。對人民幣溫和升值不必過度擔憂，更不應談“升”色變，而應秉持客觀理性態度，以從容、自信的戰略定力引導市場預期，推動中國出口從“匯率敏感型”增長向“價值驅動型”增長平穩過渡，加快科技進步和產業轉型步伐，強化內需與消費發展動能。

（劉濤系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國際金融研究院資深研究員；連平系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國際金融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