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達的中山王是什么性質的封號，如果放在清代相當于什么檔次？

1644年初夏，山海關的旌旗在風里獵獵作響，吳三桂尚未得到“平西王”那塊金印，他對手下說：“若得封王，方可安邊。”關外關內，都在議論這個封號值不值。當目光順著渤海灣向南，再遠一點便是三百年前的應天府。洪武十八年，徐達靈柩入京后，被朱元璋追贈“中山王”。同樣是異姓加王，兩者份量并不一樣，弄清差別得先從明代爵制說起。

開國之初，朱元璋沿用元制又做刪減，洪武三年正式頒五等勛爵：公、侯、伯、子、男。生前最高只能到國公，王爵被單獨懸置為榮耀符號，只能死后追封。子、男更是留給追謚之用，活著的人無緣碰。這樣一來，明代活躍的外姓武臣，徐達、常遇春、湯和、鄧愈……統統只能先戴國公頂子，等百年之后再議“王”。

徐達生前是魏國公，正一品，俸祿、儀仗、服色盡按《洪武定制》。洪武十八年正月，徐達卒，朱元璋賜謚“武寧”，追封“中山王”。子孫照舊承襲魏國公，俸祿不增，兵權不添。換句話說，“王”是榮譽，非權力，也非世襲，這就是“假王”。

常遇春更早一步，洪武二年病逝柳河川。次年，朱元璋下詔：開平王，謚忠武。侍衛捧詔時，棺槨已入土，榮光只留于石碑。后世有人驚嘆其少年英武，卻很少注意到：開平王也好，中山王也罷，實際待遇與生前無異。

再看清初。清太宗崇德元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隨海路入遼，旋即受封“靖海”“定海”“平南”三順王，配以固山、綠旗，領兵、理財、征賦，軍政合一。順治元年入關后，又加吳三桂“平西王”，孫可望“義王”。這幾位是“真王”：封號在手，俸祿袍服按親王，另有地盤軍隊，甚至自行征糧練兵。僅此一點，便把明朝那些“追王”遠遠甩開。

需要提醒的是，清廷對異姓王從不承認永世長存。康熙十三年三藩平定，尚可喜降為爵，耿氏削籍，吳氏更被定反。孫可望死后僅隔六年，康熙把“義王”降為“慕義公”，再過九年連公爵也撤銷，子孫僅得世職。實權一走，封號跟著縮水，這與明朝“追王不襲”邏輯暗合。

清代也出現了“假王”。天聰八年揚古利因戰功超等公，崇德二年戰死朝鮮，追封“武勛王”，其子塔瞻依舊是公。一紙詔書，榮譽到此為止。康熙二十六年黃芳度因平準噶爾被追封郡王，乾隆四十年傅恒因廓爾喀之役亦獲郡王，規格與揚古利一致，都是死后高抬，生前并未嘗到王爵的甜頭。

福康安的情況特殊。乾隆五十七年征川藏未歸病終軍中，乾隆帝痛悼弟子，追封“嘉勇郡王”，并破例允其子孫照宗室襲降。貝子起步，四世后降為不入八分鎮國公，再世襲罔替。換言之，福康安拿到的是半塊宗室金印，規格遠超前述幾位清代“假王”，更與明代“追王”不在同一量級。

若把徐達、常遇春那兩方封誥搬到清朝，檔次大致等于揚古利、黃芳度、傅恒。都是追王，都不掌軍政，也都不許世襲。與吳三桂、尚可喜這類手握重兵、坐鎮一省的藩王相差一層天，與享受宗室襲降特權的福康安更隔著兩重山。

有意思的是，明清兩朝皇帝對于外姓功臣的警惕高度一致：生前最多國公，身后再贈王，以示“不忘開國”。若要封“真王”，非臨時政治需要不可，否則朝局失衡。朱元璋確立制度之初便劃定赤線，清廷則在三藩之亂后再次加鎖。看似不同，實則同源——穩權。

試想一下，若洪武二十三年徐達仍在世，朱元璋會否如順治對吳三桂那般授其實王？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徐達早年已被軟化，失兵權、守京城；吳三桂入湘黔之前還握有十數萬悍卒。決定封號性質的，從來不是功勞簿，更不是謚號，而是手里那支軍隊。

因此，中山王與開平王，是封賞，也是閘門。后人評功臣，切勿只盯繡著金線的王字，還需看看誥命里寫沒寫“世襲罔替”，再瞪大眼瞧瞧，他活著時到底能否調兵買馬。明白了這一點，異姓王的份量高低，自然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