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執政半年，日本變了多少？

文章來源：東京陳洋觀察

本文刊載于4月22日香港中通社

香港新聞網4月22日電題（記者王豐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1日以“內閣總理大臣”名義向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供奉名為“真榊”的祭品。同日，日本政府修改武器出口規則，正式允許殺傷性武器出口。高市早苗內閣執政剛滿半年。

高市早苗在2025年10月靖國神社秋祭期間沒有參拜，以自民黨總裁身份自費供奉玉串料。4月21日至23日舉行靖國神社春祭，高市以“內閣總理大臣高市早苗”的名義供奉了被稱為“真榊”的供品。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2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答問時表示，中方堅決反對、嚴厲譴責日方有關靖國神社的消極動向，已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強烈抗議。

值得關注的是，日本政府同日通過內閣決議，完成了對“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將武器出口限定在5類非戰斗用途范圍內的限制，原則上允許包括殺傷性武器在內的成品武器出口；在特定情況下，也將允許向處于沖突中的國家出口武器。此次修訂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轉折。

青年日本問題學者、察哈爾學會研究員陳洋22日接受香港新聞網、香港中通社專訪，對以下問題作出解析：

1、高市供奉靖國神社，以總理大臣名義，供的是“真榊”。“真榊”什么涵義？此事的嚴重性？

陳洋：首先需要解釋一下，“真榊”是日本神道教祭祀活動中使用的一種供品。4月21日是日本靖國神社春季例行大祭的第一天，所以日本國內外輿論普遍關注作為日本首相的高市早苗會否參拜靖國神社，因為在去年10月正式當選自民黨總裁、日本首相之前，高市每年都會高調參拜靖國神社。那么，21日當天高市沒有去參拜，而是以內閣總理大臣的名義供奉“真榊”，實際就是延續了安倍晉三以后幾位首相的“常規做法”——不以內閣總理大臣的身份參拜，但以內閣總理大臣的名義供奉。這樣做法的影響程度，雖然要比直接參拜低一些，但本質上仍舊折射出一些日本政客在歷史問題上的錯誤且扭曲的認知。

需要指出的是，去年10月，高市曾以自民黨總裁的身份向靖國神社供奉“玉串料”（日本神道教祭祀活動中支付的參拜金），但這樣的做法之前的首相石破茂任內也曾采用過。在如何應對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盡管高市去年10月和今年（4月）的做法略有差異，但問題的本質實際沒有任何變化，仍舊是對自身侵略戰爭罪責的逃避、對歷史公正的褻瀆、對被侵略國家的挑釁。

事實上，日本靖國神社每年有3次主要的參拜事件，分別是4月和10月的春秋例行大祭，以及8月15日的日本戰敗投降日。因此，去年10月和今年4月，高市都沒有去參拜，那么接下來8月15日高市會采取怎樣的做法，無疑值得關注和警惕。

2、日本正式解除武器出口限制，是否軍國主義死灰復燃重大突破？具體會開哪些口子，可能會重點推進哪些項目？

陳洋：是的，高市政府21日正式解除武器出口限制，雖然名義上是日本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其他國家或地區出口武器裝備，但更為實質的戰后日本安保防衛政策的一次重大歷史性調整、日本將正式成為“輸出戰爭的國家”。

具體來說，日本未來可能重點打開三大“口子”。

第一是整裝武器出口。過去受限最嚴的護衛艦、巡邏艦、導彈系統、雷達、防空裝備將成為主力推銷對象。日本已與澳大利亞啟動約70億美元護衛艦合同，這被視為示范項目。

第二是聯合研發武器外銷。日本與英國、意大利共同推進第六代戰機項目，新規將為未來戰機及配套系統出口掃清障礙，也利于日本融入歐美軍工供應鏈。

第三是面向東南亞的地區軍援化出口。菲律賓、孟加拉國等已表達興趣，日本可能以“海上安全合作”為名，輸出艦艇、監視雷達、反艦導彈、無人機等裝備，藉機強化地區軍事存在。

從戰略層面看，這不僅是經濟上的軍工產業擴張，更是日本突破戰后體制的象征性動作。武器出口一旦常態化，日本軍工資本、政界鷹派與對外安全政策將形成相互推動機制，軍事外向化趨勢會明顯加速。

因此，這一步可視為日本“新軍國主義”的重要節點。它未必意味著重走舊路，但意味著日本正在擺脫和平憲政束縛，從“專守防衛國家”向“可輸出戰爭國家”轉變。亞洲國家對此需保持高度警惕。

3、高市內閣急推日本右轉的同時，還妄圖經濟分開，從中國獲利？能分得開么？日本經濟有什么問題？

陳洋：日本部分政治勢力在安保防務領域推動防務松綁、強化武器出口限制調整，同時在經濟上強調“對華風險對沖”甚至“經濟分離”，但從現實結構看，這種“安全對抗、經濟依賴”的雙軌策略本身存在明顯矛盾，實際可操作空間非常有限。

首先，日本難以真正與中國“經濟脫鉤”。中國長期是日本重要貿易伙伴和出口市場，汽車、機械設備、化工產品、電子零部件等均高度依賴中國市場消化。

同時，日本制造業深度嵌入中國供應鏈體系，大量中間品在中國完成最終生產與組裝。一旦“脫鉤”，不僅出口受損，整個產業鏈成本與效率都會受到沖擊。

其次，日本經濟本身存在長期結構性問題。人口持續老齡化、內需萎縮，導致增長動力不足；產業升級相對滯后，在數字經濟、新能源等領域競爭力下降；“失去的三十年”使日本企業投資意愿偏弱，日本經濟長期低增長。在這種背景下，對外部市場依賴反而更強，而中國正是其最重要的外部增長來源之一。

最后，日本在安保防務與經濟合作之間的“雙重邏輯”正在加劇政策矛盾。

一方面日本強化與美國及部分盟伴的安全協同，推動軍事能力擴張；另一方面日本又無法擺脫對中國市場與產業鏈的依賴。這種結構性張力，使所謂“經濟脫鉤”更接近政治表態，而非現實路徑。

總體來看，日本既想在安全上配合對華遏制，又難以在經濟上真正脫離中國，這種矛盾狀態將長期存在。其根本問題不在于選擇意愿，而在于經濟現實約束。中日關系因此也呈現出高度復雜的相互依存結構，難以簡單切割。

4、高市上臺執政滿半年，半年政績如何？重點做了什么事？

陳洋：4月21日確實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日子。不僅是靖國神社春季例行大祭第一天，也是日本政府正式解除武器裝備出口限制，更是高市早苗上臺整半年。

回顧高市早苗上臺執政的這半年事件，總體上呈現出“強安全、強財政、強改革意向，但經濟改善有限、爭議上升”的特點，政策推進速度確實很快，但結構性成果仍有待觀察。

首先，在安保防務領域，高市政府明顯加速日本“軍事正常化”進程。其核心舉措包括提前推進防衛費提升至GDP的2%，并將時間表從2027年提前至2026年，同時推動“安保三文件”提前修訂，加強與美國的同盟協同，強化對周邊安全環境的應對能力。總體來說，高市執政的半年事件里，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右傾化有著明顯的深化發展。

其次，在經濟政策方面，高市政府推出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重點圍繞抑制通脹、產業投資與國家安全三大支柱展開，同時提出AI、半導體等戰略產業投資，并推動減稅與補貼措施，試圖提振經濟活力。 但從實際效果看，日本通脹壓力與結構性增長乏力問題并未根本改善，民生層面的感受提升有限。尤其是中東局勢的外溢，對日本經濟構成了直接的沖擊。

再次，在政治與治理層面，高市通過提前解散眾議院并贏得選舉大勝，強化執政基礎，自民黨取得戰后罕見的超多數席位，為其政策推進提供了較強政治支撐。但與此同時，自民黨在參議院仍受制于“少數執政黨”身份的掣肘，且自民黨推舉的候選人近期在多場地方行政長官選舉中落敗，考慮到明年日本將舉行“統一地方選舉”，若當前的情況持續，那么很有可能動搖高市在自民黨的執政根基，長期執政前景并不十分樂觀。

最后，在外交方面，高市政府明顯呈現出“強化同盟、對外收緊”的傾向。一方面持續深化日美同盟，在印太框架下加強與美、澳、菲等盟伴的安全合作，積極參與多邊安全機制；另一方面在對華政策上趨于強硬，在安全、科技與經濟領域推動“風險對沖”，致使中日關系遭到嚴重破壞。同時，日本加快推進與歐洲（北約）的安全與防務對話，試圖擴大所謂“價值觀外交”網絡。

5、日本軍國主義卷土重來，未來的東北亞安全局勢，是否承受很大風險？

陳洋：從近期日本安保防務政策調整與防務體系擴張趨勢來看，東北亞安全局勢確實正面臨更復雜的不確定性，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所帶來的現實風險調整正不斷提升。

當前日本推動的防衛費提升、遠程打擊能力建設、武器出口放寬以及與美西方安全協同加強，客觀上意味著其安全戰略正從傳統“專守防衛”向更具進攻屬性的方向延伸。這種變化將直接提升地區軍備競爭烈度，并可能引發安全困境循環。

從地區層面看，東北亞本已存在多重結構性矛盾：半島問題未解、海上爭端復雜、大國戰略競爭加劇。在此背景下，日本防務政策右轉容易進一步強化陣營對立邏輯，削弱危機管控空間，增加誤判風險。

總體而言，未來東北亞安全風險確實在上升，關鍵不在于單一國家標簽化，而在于地區安全機制缺失與戰略互疑加深，如何重建有效對話與管控機制，將決定風險是否進一步外溢。（完）

本文刊載于4月22日香港中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