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北平談判：和平近在咫尺，誰堵死國民黨最后生路？

1949年的春天，北平城里城外兩重天。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傳遍全城，解放軍舉行了盛大的入城式，老百姓夾道歡迎，到處是紅旗和標語。但就在這座剛剛換了主人的古都里，一場更復雜的較量正在悄悄醞釀——國共雙方的代表馬上就要坐在一起，為這個飽經戰亂的國家的未來做最后的談判。這將是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后一次正式談判。

此時此刻，國民黨的日子是真不好過了。三大戰役打下來，他們丟了154萬兵力，精銳部隊幾乎被消滅干凈-。長江以北的地盤已經全歸了共產黨，解放軍已經開到了長江北岸。經濟也是一團糟，通貨膨脹跟脫韁的野馬似的，物價飛漲，老百姓活不下去，學生罷課、工人罷工此起彼伏。

國民黨內部也亂成一鍋粥，蔣介石和李宗仁勾心斗角，白崇禧在武漢也想分一杯羹。整個國民黨統治已經搖搖欲墜，眼看著就要散架了。

就是在這樣的節骨眼上，194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了一篇“求和”聲明。他說只要不影響國家獨立完整、不違反憲法、不破壞民主憲政、確保中華民國國體、軍隊有保障，他自己個人的進退完全不在乎。話雖然說得挺好聽的，但內行人一看就明白：蔣介石這是想用和談當擋箭牌，給自己爭取時間喘口氣，好整頓部隊卷土重來。

但形勢比人強，桂系的白崇禧不答應，程潛、張軫這些人也不答應，都在逼蔣介石下臺。

1月21日，蔣介石只好宣布“引退”，把爛攤子甩給了李宗仁。他臨走前留下了一套班子遙控指揮，又交代了三個鐵規矩：和談必須先定停戰協定、共產黨哪天過江和談就哪天終止、破壞責任由共產黨承擔。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哪是引退，分明是換了種方式繼續當家。有學者就指出，蔣介石把行政院變成了引退總統的幕僚組織，把代總統變成了總裁的下屬。

李宗仁上臺當上了代總統，在南京還沒坐穩椅子，就趕緊擺出一副要和平談判的姿態。他一邊下令“釋放政治犯”“恢復各黨派的合法地位”“啟封停刊報紙”，一邊到處拉攏社會名流——宋慶齡、章士釗、顏惠慶、張瀾這些人，他都想拉到自己這邊來。

李宗仁在回憶錄里也承認了自己的算盤，他想造成第三種力量來制造反共輿論，逼共產黨放棄把內戰打到底的打算。說白了，他一邊跟共產黨和談，一邊想利用中間派給自己撐腰，爭取時間練新兵。白崇禧甚至打算用三到六個月的時間編練一百五十到二百萬新兵，打造軍事優勢來阻止解放軍過江。

中國共產黨這邊，毛澤東在1月14日發表了《關于時局的聲明》，提出了八項談判條件：懲辦戰爭罪犯、廢除偽憲法、廢除偽法統、改編一切反動軍隊、沒收官僚資本、改革土地制度、廢除賣國條約、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這八條字不多，分量卻重得很——從軍事到政治到經濟到外交，把國民黨的老底都給掀了。

共產黨心里很清楚國民黨的“和平談判”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澤東早就說得很直白了：蔣介石所謂的和平，如果不傷害四大家族和買辦地主階級的利益，那就可以；如果傷害了這些利益，那就萬萬不可以。新華社也把這次談判定性為“真和談與假和談的斗爭”。

李宗仁嘴上說要以八條為基礎和談，可實際上是想保存國民黨的政府和軍隊，守住江南幾個省，為以后卷土重來做準備。一個想真過江，一個想假劃江，這根本性的分歧從一開始就給談判定了調——這場談判從一開始就注定談不成。

不過李宗仁還是想試試。

1月22日，行政院派出邵力子、張治中、黃紹竑、彭昭賢、鍾天心等人當和談代表。可是共產黨不接受這個安排，尤其是彭昭賢和鍾天心，共產黨明確表示不歡迎。李宗仁又另起爐灶，組織了一個“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讓顏惠慶、章士釗、江庸這幾個社會名流以私人身份北上探探共產黨的底。

這個代表團在2月中旬到了北平。葉劍英接待了他們，但共產黨一開始對這個代表團的態度相當謹慎，規定談話要保密、不準記者跟著、只能以私人資格來、不能代表政府。到了2月22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西柏坡接見了顏惠慶他們。

這次見面挺有意思的——毛澤東和周恩來住的是戰士們自己蓋的土房子，陳設簡樸，但干凈舒服。兩天的非正式會談后，雙方悄悄達成了八點秘密協定：和談以八條為基礎、地點在石家莊或北平、迅速成立聯合政府等等。李宗仁看到這些條件，心里應該松了口氣——共產黨至少在桌面上給了一個談的框架。

然而張治中在出發前做了一件讓共產黨很不高興的事——3月29日他專門跑到浙江奉化溪口去見蔣介石。蔣介石那時雖然已經“下野”了，但實際上每天還在發號施令，忙著部署長江防線、組建編練司令部補充新兵。

張治中跟蔣介石匯報了談判的“腹案”和底線——希望能保住長江以南若干省份，由國民黨領導，就像華北東北歸共產黨領導一樣。蔣介石點了點頭表示同意。

4月1日，南京代表團的專機降落在北平南苑機場。但代表團一下飛機就發現氣氛不對——機場上沒有共產黨的官員迎接，到了六國飯店，門口掛著的橫幅是“擁護真和平！反對假和平！”

張治中一肚子火，見了周恩來就質問：

周恩來的回答直截了當：

這一問就把張治中給問住了。周恩來說得在理——你張治中明明代表李宗仁政府來談判，卻先跑到下野的蔣介石那里去請示，這說明國民黨內部到底誰說了算？

談判正式開始后，雙方先搞了十幾天的個別會談。周恩來跟張治中談、葉劍英跟黃紹竑談、林伯渠跟章士釗談，幾個代表各談各的。南京代表口徑一致：請求解放軍不要過江。共產黨代表也口徑一致：解放軍必須過江。

這期間共產黨還做了一件事——派密使去南京見李宗仁。4月初，朱蘊山和李民欣受命南下，周恩來交給他一盒名片，承諾國民黨軍政人員若留下不走，解放軍過江后可憑此名片受到保護。4月5日，他們乘專機到南京明故宮機場，剛落地就險象環生——蔣介石的特工偽裝成接機車輛，幸虧劉仲容機智才化險為夷。

然而關鍵時刻又出了岔子。白崇禧回到南京后，跟李宗仁密談了一整晚，最后決定“以拖待變”，幻想借著長江汛期來阻止解放軍渡江。白崇禧是打定主意要“劃江而治”，共產黨給他“繼續帶兵”的承諾他都不肯答應。

4月8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香山接見了張治中。兩人聊了四個小時，毛澤東做了不少讓步——為了減少南京代表團的困難，可以在和平條款中不提戰犯的名字。他還說將來簽字的話，李宗仁、何應欽、于右任這些人都來參加就更好。對于渡江的問題，共產黨也做了一定程度的松動，可以不在談判期間馬上渡江。

4月13日，第一次正式談判在北平舉行。周恩來拿出了《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中心問題就是接收和改編國民黨的軍隊。周恩來特別強調，今天的革命不能再像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那樣半途而廢，讓反動派最后又翻盤，一定要把革命進行到底。這個道理說得明白——辛亥革命讓袁世凱撿了便宜，北伐又讓蔣介石得了勢，共產黨可不想再犯同樣的錯誤。

南京代表團內部其實挺分裂的。邵力子是主張干脆接受條件的，黃紹竑和章士釗也覺得這條件還算寬大，但張治中作為首席代表，得想著怎么跟南京那邊交代。兩天后的第二次正式談判上，周恩來拿出了最后修正案，把簽字期限定在了4月20日。不管簽不簽，解放軍到時候都會過江。

4月20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李宗仁和何應欽在回電里說，這協定實際上是要政府承認共產黨武力征服全中國，軍隊等于繳械投降，如果解放軍向各地開進，必然會激起軍民的憤怒和反抗-。到了這個份上，說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同一天晚上，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的兩個兵團在樅陽到裕溪口一線突破了長江防線。

4月21日，毛澤東和朱德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解放軍百萬雄師發起渡江戰役。僅僅兩天后的4月23日，南京解放，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徹底崩潰。

說來也是諷刺，這場談判從一開始就充滿了謊言和算計。蔣介石在下野前說的“不縈懷”是假的——他一直牢牢攥著指揮權；李宗仁嘴上說的“以八條為基礎”是假的——他打的算盤是用三到六個月練新兵跟共產黨再干一場；白崇禧要的“劃江而治”是假的——長江天險擋不住歷史的大勢。

張治中夾在中間兩頭為難，他心里未必不知道這場談判注定要失敗，但作為國民黨的老臣，他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邵力子倒是看得最明白，在1月份的那次會上就直接說應該“無條件投降”，可這話在當時的南京根本沒人愿意聽。

不過這場談判也不是白談的。毛澤東的八條和《國內和平協定》在國民黨統治區廣泛傳播，讓很多人看清了出路。那些在崩潰邊緣惶惶不可終日的國民黨軍政人員看到八條，至少知道了共產黨要什么。

后來的傅作義在北平接受改編、程潛和陳明仁在湖南起義、陶峙岳在新疆歸向人民，這些局部的和平解放，跟八條的政治影響力是分不開的。當時有句話叫“八條抵得上百萬軍隊”，這話說得在理。

對于普通老百姓和那些知識階層的人來說，這場談判更像是一場希望與失望的交替。“停戰有望”和“和比戰難”這兩種聲音在他們中間此起彼伏，但戰局的演化已經讓大多數人明白，共產黨過江是勢在必行的事。

談判破裂那天，有人松了口氣——終于不用再猜了；有人嘆了口氣——和平的希望又落空了。但不管怎么說，和平談判給了人民一個認識共產黨的機會，也讓國民黨假和平的面目暴露得更徹底。

一直到1965年，李宗仁從海外回到祖國，在機場對前來迎接的人說了一句讓在場很多人都動容的話：

二十多年過去了，他終于承認當年走錯了那一步棋。

回看這場北平和談，照出了那個年代國共兩黨之間最深的分歧。一邊是鐵了心要把革命進行到底，要徹底推翻舊秩序；另一邊是不甘心丟掉半壁江山，還想抓住最后的機會翻盤。

在這樣一種根本性的沖突面前，談判桌上的那些言語爭辯、秘密協定和讓步妥協，其實都只是表面的東西。真正決定談判走向的，是那滾滾長江對岸百萬雄師蓄勢待發的腳步聲，是歷史大勢的不可阻擋。

談判破裂那天晚上，渡江戰役打響。炮聲隆隆中，屬于舊時代的那一頁，終于翻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