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筆下的戰犯四惡霸就是四個笑話：他們誰敢惹王耀武、宋希濂？

原軍統局總務處長、保密局云南站站長沈醉在《戰犯工作所見聞》中給讀者出了一道啞謎——他列出了四個“大惡霸”的部隊番號和“突出事跡”，卻沒有點出那四人姓甚名誰，筆者絞盡腦汁才一一對上號：罵了沈醉一天一夜的是豫鄂皖邊區綏靖總司令部中將總司令莊村夫，二號惹不起是五十一軍中將軍長王秉鉞，一二號惹不起分別是兩個軍長，姓名筆者考證出來了，但還是少說為佳。

所謂“四大惡霸”，也只是戰犯們私下里的稱呼而已，真正的“大佬”，是不會表現得囂張跋扈或假裝積極的，那四個“惡霸”在另外四個大佬面前，肯定也比較溫順，因為他們如果得罪了那四個人，就可能吃不好、玩不好，挨批評是家常便飯，想提前特赦也會十分困難。

事實上那四個惡霸或惹不起，也只有一個在1966年趕上了提前特赦的末班車（第六批特赦），其他三個都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那實際是“普赦”，所有的戰犯都得到了赦免，這一點沈醉十分清楚：“有些人如果不是在1975年最后一次特赦全部在押戰犯而給赦了出來，可能再加上若干年，也不容易達到這個條件。（本文黑體字，除特別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憶錄）”

所謂的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四大惡霸”都是紙老虎，在管理人員面前，他們乖巧得像四只小貓——這些人只能“欺負”一下“同學（戰犯互稱）”，而且不敢做得太過分，觸犯管理規定的事情，他們還是不敢做的，這一點沈醉十分清楚：“我剛一到北京，就有人善意地告訴我，這里有四個‘大惡霸’，也有人說是四個‘惹不起’。我同意后一種稱呼，因為我知道，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什么‘南霸天’、‘北霸天’早已不存在了。在戰犯管理所內，自然更不可能也不會允許還有這種人存在，頂多是蠻不講理、別人不愿或不敢惹他，給他取個綽號‘惹不起’，這比較恰當些。”

沈醉也知道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不可能有真正的惡霸，戰犯同學將他們稱為“惡霸”，也是將這四個假裝積極的家伙放在火上烤——一兩個人說他們是“惡霸”，管理所可能還會以為是個人恩怨，說的人多了，他們的綜合評分可就下去了，就連孤僻的黃維，也因為人緣不好，原本可以在第一批特赦，結果背功德林管理所攔住了，黃維認為自己那也是咎由自取。

黃維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承認：“第一批特赦時，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單的，并且已經通知了我在清華大學教書的大女兒來接我出去，可是被戰犯管理所給頂住了，他們說我沒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的話，別的戰犯不服呀！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那時不特赦我是對的。”

不管什么時間，什么地點，人緣太不好的人，都不會混得太好，即使是曾經被武則天寵信的周興來俊臣，最后也都死得極慘。

有人說徐遠舉周養浩比周興來俊臣還兇惡，但他們進了戰犯管理所，卻都表現得比較老實，這兩個人基本都能如實交代自己的罪行，徐遠舉寫的《自供狀》，還在全國政協回憶錄專刊《縱橫》上分兩期發表了，也正是那份《自供狀》，解開了很多歷史謎團。

徐遠舉和周養浩是不可能位列“功德林四大惡霸”的，因為相比之下，特務不但人緣不好，而且人單勢孤，與戴笠、徐恩曾并稱“三大特務巨梟”的康澤，一直強調自己被俘時是第十五綏靖區中將司令，軍統少數幾個中將之一的文強，也說自己已經離開軍統，被俘時是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

沈醉更是精明，在不禁止戰犯“串門”的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他頻繁往來的，也大多是被俘的正規軍將軍，尤其是跟杜聿明、王耀武等人、宋希濂等人過從甚密，特赦后進了全國政協文史專員辦公室，還被選為學習組副組長——組長是最后一批特赦的文強。

文強經歷和背景都很復雜，而且在功德林表現也十分良好，還當了功德林《新生園地》八“專欄主編”之一，負責瘟疫專欄，沈醉要想投稿，按規定也應該由文強審核，只不過文強的審核尺度比較寬松，一般都不會退稿，但徐遠舉負責的批評表揚專欄就不同了——據文強在《新生之路》中回憶，那就是徐遠舉的戰場：“徐遠舉性情暴躁、作風強悍，他感恩懺悔，認罪態度很好，學習勞動也積極，只要發現不利于改造的事情，如扯皮打架、分菜不勻、清潔衛生不負責、浪費公物等違反新生公約的自私自利現象，從不放過，他每每文不起稿地、毫不留情地揭發批判，加以生得豹頭環眼，不顧人情世故，令人望而生畏。”

文強也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但他卻認為那對他來說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比較安全，吃得很好，醫療條件也比外面很多地方都強，就像在保險箱里一樣，避開了那幾年最激烈的風雨。

文強在《口述自傳》中說自己跟管理人員關系很好，“本職工作”也做得很好，當然是既不當“惡霸”，也沒有哪個“惡霸”敢惹他：“我們半天學習，半天勞動，和看守員的關系搞得很好。后來，監獄長（管理所所長）換了人，這個人在俄國留過學，叫姚倫，現在從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兩個人還在一起拍過電影，是很好的朋友了。我每天在監獄（高級戰犯集中到北京，先后在功德林和秦城農場學習改造，秦城農場后來叫秦城監獄，文強這樣寫也不為錯）里忙得很，當學習組長，又管墻報，管文藝，我們自己還成立了一個圖書館，我又在這里負責，過年過節，還寫些紀念的文章。”

實事求是地說，能進北京功德林高級戰犯管理所的都不是普通人，這些人被俘和被抓之前，在某些地方和單位，也都算不小的人物，在替老蔣賣命期間，互相之間也接下了一些恩怨，沈醉在功德林就啼笑皆非地與兩個宿敵重逢并自嘲：“久旱逢甘雨——幾滴，他鄉遇故知——仇敵，洞房花燭夜——隔壁，金榜題名時——未必。”

沈醉當了那么多年總務處長，連戴笠都能伺候明白，“化敵為友”對他來說并非難事，那“四大惡霸”，也只有莊村夫曾因為沈醉一句調侃罵了一天一夜，我們才有確診證據認定莊村夫就是“三號惹不起”。

莊村夫能以黃埔六期資歷混到中將司令，自然不會把特務放在眼里——黃埔六期有個不太爭氣的學生，名字叫戴笠，死后才追晉中將，當軍統局副局長的時候，只是銓敘少將，中將是職務軍銜。

那四大惡霸或四個惹不起，綏靖區司令相當于兵團級，跟杜聿明那樣的“剿總”副總司令、王耀武那樣“省主席”兼綏靖區司令，還是有很大差別的，就更別說另外三個中將軍長了。

不管是什么級別，那四大惡霸都不敢招惹王耀武，頂多背后搞點小動作，打王耀武的小報告，管理所也根本不信。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王耀武的評語，對戰犯能否早些特赦，也是有一定影響的：“學習小組長之上還有一個學習委員，直接由管理所負責人領導，王耀武就是學習委員。但他平日還是在小組內與我們一道學習，每天學習完畢，由他召集各學習組長開一次碰頭會，各組長向他匯報學習情況，由他匯集以后去向管理所的領導匯報。他的確是認真負責如實地反映問題，不僅得到領導上的信任，也得到所有的‘同學’的信任。”

戰犯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改造，王耀武管學習，那自然是“位高權重”，善于交際的沈醉自然不會放棄跟王耀武套近乎的機會，他的方式就是到王耀武的辦公室去抽煙——沈醉手頭寬綽，有不少好煙，1956年與原軍統局電訊處少將副處長、第十五綏靖區第二處（情報處）處長董益三重逢，見面禮就是“從重慶解送北京時，在武漢買的幾條“大前門”香煙拿出一條，準備去送他。”

沈醉在1956年能抽大前門，估計生活水平已經超過了當年百分之九十的上班族，筆者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也不是每天都抽得起大前門，經常抽的是兩毛到五毛錢一包，連過濾嘴都沒有的嗆嗓子香煙，科長們才能抽蝴蝶泉，再高級一點的抽紅塔山。

以沈醉的處事老道，他在王耀武辦公室抽煙，肯定不會只給自己點上就把香煙火柴收起來，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大家都能猜到。

沈醉進了功德林之后，要想多買煙，那就得經過另一位戰犯同學批準了，這個人就是生活委員龐鏡塘，王耀武在山東的文武搭檔。

畢竟是在戰犯管理所，沈醉等人即使再有錢，也不能隨便亂花：“每逢年節，管理所同意買些香煙糖果食物時，有的一開口便是香煙十條、糖果十斤……這時龐鏡塘便得出面來和這些人討價還價了。他往往說，如果每人買這么多，一次得買上千條香煙上千斤糖果，這得多少人去拉回來？”

所謂龐鏡塘跟同學討價還價，實際是同學們跟龐鏡塘討價還價，想買十條煙十斤糖，那得看龐鏡塘上報多少。

原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山東省主任委員龐鏡塘是生活委員，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復興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擴是衛生委員，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中將主任宋希濂是文娛委員，這四個人才是功德林戰犯中真正的大佬：“有一天，這四位同學來縫紉組檢查。他們看了一下便問我們對學習、生活、文娛、衛生等有什么意見。杜聿明照例回答：‘都很好，沒意見。’”

杜聿明是縫紉組組長，杜特赦后沈醉接任組長，沈醉特赦后誰當組長就不知道了，但我們知道徐遠舉就是因為縫紉的衣服不合格又不肯返工而氣得腦出血的——如果沈醉還是組長，或者徐遠舉在沈醉之后當了組長，可能就沒這回事了。

徐遠舉只當了專欄編輯，勞動的時候還得歸小組長管，而即使是指揮過近百萬軍隊的杜聿明組長，見了四委員也得規規矩矩回話，讀者諸君可以試想一下，那所謂的“四惡霸”，敢跟王耀武、宋希濂叫板嗎？

那四個私下里被同學稱為“惡霸”的戰犯，其實都不是因抗拒改造而出名，其中那個三號，表現得還比絕大多數同學還積極。

管理人員那番話說得很是精辟：“戰犯所在成立之前，上級領導便早估計到，這些過去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橫行霸道慣了的人，要一下把這種多年養成的習慣改掉，是不大可能的，經過了幾年改造的人，仍會有一些惡習未除的，但為數不會太多，不怕他們。因為少數幾個人，只能充當一下反面教員而不致影響絕大多數人的學習。”

那幾個所謂的“惡霸”，不但名不副實是紙老虎，而且是反面教材，說他們是“四大笑話”似乎更為貼切，這四個“笑話惡霸”在真正的“大佬”面前，根本就囂張不起來，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一定也能從沈醉的回憶錄中分析出那四大“惡霸”的姓名，并一定能回答這樣的問題：這四個人都是最后一批和倒數第二批特赦，是不是他們的假積極早已被管理所識破？這四個人哪一個真敢跟王耀武、宋希濂、曾擴情、龐鏡塘發生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