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底有多壞，才能做出這種喪盡天良的事！

hi，我是胖胖。

一個觀點，虐待兒童的行為之所以能夠長期持續，往往不僅僅是因為施暴者的殘忍，更是因為周遭環境系統性的沉默。

刷到一則報道：

兩歲的磊磊，他的母親何某某將毆打他、捆綁他、對他實施人格侮辱的過程錄制下來，上傳至網絡。

我不知道她上傳的動機是什么——是炫耀，是尋求某種認同，還是對自己行為的某種記錄沖動？

我并不清楚，我無法把自己代入一個愿意折磨兩歲孩子為惡者的內心世界。

有一點，磊磊的父親，是經親戚提醒才知道真相的。

且檢察機關介入此案后，“父親不愿追責”。

一個兩歲的孩子，遭受了長期的毆打、捆綁和人格侮辱，他的父親，不愿追究施暴者的刑事責任。

講講法律，虐待罪，在現行刑法框架下，原則上屬于自訴案件。

所謂自訴，是指需要被害人自行向法院提起訴訟，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原則上不主動介入。這一設計的初衷，大致是將家庭內部的糾紛與公權力保持一定距離，尊重當事人的意愿。

但這個邏輯，放在成年人之間、雙方均具備完全行為能力的場合，或許有其合理之處。

一對成年夫妻之間的輕微沖突，當事人若選擇私下和解，不希望對方坐牢，公權力的強行介入未必是當事人需要的。

但這個邏輯，在面對兩歲的磊磊時，徹底失效了。

如果沒有被害人提起訴訟，案件就無法啟動。被害人是誰？

是磊磊。磊磊能告狀嗎？不能。那誰來替磊磊告狀？

法定代理人。通常情況下，是父母。

父親不愿追責。

母親是施暴者本人。

于是，在這個設計下，磊磊陷入了一個困境，這是磊磊真實經歷的處境。

新聞的后續報道中，檢察機關選擇了依法提起公訴。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對于被害人因受強制、威嚇等原因無法告訴的自訴案件，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起公訴。

兩歲的孩子，無疑符合無法告訴的條件。

檢察機關的介入，是制度彈性的一次正確運用。

何某某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

隨后，檢察機關支持父親申請撤銷何某某的監護人資格，法院采納了這一申請。

目前，磊磊的舅婆已成為臨時照護人。

幾點假設，如果何某某沒有將視頻上傳網絡，如果親戚沒有偶然看到并告知父親，這個案件會被發現嗎？

二是，父親不愿追責的背后，是什么？是對妻子的庇護？是對家丑不可外揚的遵從？是擔心對方坐牢之后自己要獨自承擔撫養責任？還是某種我們外人無法理解的情感糾葛？

檢察機關最終依法提起公訴，繞過了父親的這個選擇。

還有，撤銷監護權之后，磊磊由舅婆照顧。

這當然是當下最好的安排。

但最好的安排和好的處境之間，仍然有一段距離。

一個兩歲的孩子，在本該被妥善照料的年齡，經歷了長期的毆打和捆綁，他的內心留下了什么，我們不知道，也許連他自己將來也無法完整表述。

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

這個框架的內在邏輯是，家庭是私領域，私領域具有某種神圣性，外部力量的介入是對這種神圣性的冒犯。

但這個邏輯有一個根本性的漏洞：

它假設家庭內部的所有成員都是平等的主體，都有能力為自己的處境作出自主選擇。

成年人決定留在一段有問題的婚姻里，這或許是他/她在充分知情的情況下作出的選擇，外人的介入確實存在邊界問題。

但兩歲的磊磊，不是平等的主體，他對自己的處境沒有認知能力，沒有逃脫能力，沒有求助能力。

“家務事”這個框架，在這里成為了一種對施暴者的保護，而不是對家庭自主性的尊重。

假設父親不說，親戚不插手，鄰居不報警，法律原則上需要受害者自己告訴——這一層一層的沉默和退縮，就會共同構成了一堵將孩子隔絕在暴力里的墻。

磊磊應該已經在舅婆家里安頓下來了，報道里說，確保其得到妥善安置。

我相信這句話是真的，但妥善安置是一個很低的標準。

在妥善安置之上，還有被愛，還有安全感，還有相信這個世界是可以信任的。

這些東西，一個兩歲就經歷了長期毆打和捆綁的孩子，能不能在此后的成長中慢慢建立起來，沒有人能保證。

有研究者指出，早期的暴力經歷會在人的神經系統留下痕跡，影響人對威脅的感知、對親密關系的回應、對自我價值的判斷。

人有恢復力，有成長的可能，有被善意重新塑造的機會。

但這種可能性需要條件，需要時間，需要穩定的照料，需要也許未來某一天的專業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