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順土匪自首耍詭計，掩護匪首潛伏剿匪指揮部旁終露餡

1950年冬，泰順泗溪區(qū)土改工作結束。1951年三魁、羅陽等6個鄉(xiāng)鎮(zhèn)開始土改，土改指揮部由泗溪遷到三魁。為加速清剿匪患，配合土改，泰順縣委于2月8日決定成立縣清剿委員會。

此時，泰順縣大隊改為溫州軍分區(qū)獨立八營，張宏才任營長，曾昇任副政委，因張宏才生病，獨八營工作由曾昇實際主持。

縣清剿委員會由曾昇任主任，公安局領導陳廷鑠、潘國加任副主任，各區(qū)派一人任委員；辦公地址設在匪情嚴重的三魁洋崗店。

泰順解放以來，土匪屢遭打擊，但也更加狡猾。匪首吳宗論采取龜縮不露頭的烏龜戰(zhàn)術，以避我軍清剿。于是泰順縣清剿委員會采取軍事清剿、政治瓦解和發(fā)動群眾的三結合方針，軍事、政治雙管齊下。泰順縣委整頓鄉(xiāng)村干部和民兵組織，純潔了隊伍，加強了內部團結，促進土改的順利進行。

分到士地的翻身農民在宣傳教育下，更加擁護黨。縣清剿委員會發(fā)動數以千計的民兵進行大面積拉網式大搜山，一個個山頭、山洞不放過，又挨村逐戶地搜索，使土匪活動地盤越來越窄，已成釜底游魚難以逃生。在此情況下，少數頑匪便采取喪心病狂的報復性暗殺行動。

1951年春夏之交，土匪接連殺害白云鄉(xiāng)鄉(xiāng)長林瑞情、泗溪區(qū)坑尾村民兵隊長包日龍、三魁鄉(xiāng)長劉世民等同志，還有數名群眾被殺，從而更激起群眾公憤，使軍民結成更強的包圍網，追得匪東躲西藏，亡于奔命。

要匪潘士元化裝乞丐在黃橋被爐西民兵捕獲；匪大隊長潘榮也化裝成乞丐，被民兵吳世溫妻子識破，報告民兵將其活捉：匪大隊長林岳在山窮水盡，走投無路下，在林中上吊自殺。

華東前線報特邀通訊員梅尚正，對泰順各階段清剿的戰(zhàn)績，曾如實作過多次報導，并勉勵獨八營再接再厲奪取更大勝利。

獨八營駐東溪一連主動出擊。1951年2月舊歷除夕，政指溫興路帶小分隊在茂竹園與福鼎交界的一個小村抓獲兩名潛伏武裝匪徒，繳獲步槍兩支；3月，該連副排長彭春生帶幾名戰(zhàn)士在松垟鄉(xiāng)夜伏，擊斃兩名匪徒，繳長短槍各一支。

4月，溫興路帶一個排在上東溪抓匪2人，從墳墓中搜出輕機槍一挺（系匪搶去的仕陽區(qū)中隊的機槍），又在福鼎西坪抓匪三名，繳獲步槍三支等戰(zhàn)績顯著，因而受到剿指表揚。溫興路堪稱獨八營干部楷模，被選為營黨委委員。

為進一步對付分散隱蔽土匪，獨八營采用政治攻心瓦解敵人的辦法。首先集訓匪屬及通匪、資匪、窩匪人員。這項工作由公安局領導陳廷鑠負責，梅尚正當教員協助。從1951年7月至9月先后在東溪、薛宅、洲岑等地舉辦五期集訓班，人數達500來人。

集訓班除宣傳剿匪勝利形勢外，反復闡明我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以已自首的匪徒為例向他們曉之以理，促其醒悟，并對一般與匪聯系過，替匪隱藏劫款、贓物的人推心置腹地促膝談心，感化他們自覺交代。東溪幾個土匪，有的把劫款、贓物藏在鍋灶、豬欄下，有的埋在山洞里、棺木內或糞桶底下，最后都交代出來。

仙稔鄉(xiāng)匪大隊長徐正育，我方對其親屬、好友談心啟發(fā)，終于勸他前來自首，且其手下10多名匪徒也都自首。僅1951年9月、10兩個月，獨八營就爭取32名土匪自首，摧毀匪交通站3個，捕匪3人，繳步槍6支，子彈610發(fā)，土槍22支，手榴彈19枚及其他物資。

這時，東溪要匪賴德龍和三魁土豪通匪分子張書受形勢所迫，先后向公安局辦理自首登記手續(xù)。公安局陳副局長便利用他倆做吳宗論股匪的策反工作，但兩人惡性難改。

賴德龍經常打著泰順公安局副局長旗號，趾高氣揚，招搖過市，群眾反映很壞，說共產黨利用惡棍。賴匪還在吳宗論重金收買下，大耍兩面手法，利用花言巧語騙取我方信任。一方面騙我方說吳匪絕不敢潛伏在我軍駐地的三魁和薛宅，但不知去向；另方面又將陳副局長交給他的策反任務透露給吳匪，使吳匪長期隱藏在薛宅，而我方未能發(fā)現。

曾昇就感到利用賴德龍和張書搞策反不妥，不但抓不到吳匪，還有被他們利用的可能。同時，他也在反思，匪首吳宗論為何久未落網，問題就出在土改不徹底，反動勢力還沒有徹底被摧毀，群眾思想有顧慮，所以在群眾中還有人替吳匪提供避難所，也不敢揭發(fā)。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主要原因在泗溪土改時，判處林禹松（解放前偽區(qū)長，為掩護地下黨做了不少好事，解放后當了泰順縣糧食局長）死刑，當押赴刑場槍決時，被基干民兵劫法場，搶走后被保護起來的政治事件。

此事件發(fā)生后，被地委林輝山書記批評是政策偏左，像這樣白皮紅心、群眾不同意殺的人就不該殺。所以這次三魁、大安、仕陽土改，又走另一極端，對該抓的惡霸地主不抓，影響群眾情緒。曾昇認為只有糾正和平土改，才能充分發(fā)動群眾，使吳匪沒有藏身之地。

曾昇向縣委書記陳輝談了自己的看法，他也同意曾昇的意見。于是對土改進行有重點的復查，將批捕惡霸地主的名單，交曾昇下令部隊和民兵逮捕191人。

就這樣，群眾全面發(fā)動起來了，不但有力地推動土改，也解決了群眾懼匪的心理，使之敢于起來向土匪、惡霸地主作堅決斗爭。

10月中旬某夜，公安局偵察員楊森弟在薛宅夜巡被匪伏擊犧牲，曾昇和陳副局長都為之一驚。到現場察看時，氣氛有些緊張，圍觀群眾悄悄離開。

此時，陳副局長才感悟到錯用了賴、張兩人，使吳匪長期在薛宅潛伏下來，致我偵察員被害。曾昇很生氣，叫通信員通知賴德龍明天上午10時前來“剿指”報到，拿他是問。陳表示贊同。

次日上午賴準時到達，看曾昇表情嚴肅，又見陳副局長坐在一旁，偵通班副班長吳邦加手握沖鋒槍站在門口。賴覺不詳之兆，心里害怕，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站著。在曾昇發(fā)問昨夜是誰殺人及吳宗論藏在何處時，他全身發(fā)抖，只推不知道，于是曾昇示意吳邦加拿下賴匪手槍，把他拷了起來帶走（后被槍決）。

吳宗論這一槍雖奪去了我公安人員生命，但卻暴露了他藏身的秘密。于是獨八營追剿吳匪的目標就鎖定在三魁和薛宅這個范圍內，除了原有洋崗店、東溪各駐一個連外，又從羅陽再抽調兩個排駐大安，形成一個包圍圈，撒下天羅地網，吳匪成了甕中之鱉，被我軍活捉擊斃指日可待。

這時，曾昇想起來東溪一連駐地還有幾個土匪未落網，就往東溪了解匪情。一到駐地，見房東正在辦結婚宴，忽有一位頗有派頭的人走到他跟前，舉杯向他祝酒，并謙稱罪人張書拜見長官。

一聽張書名字，曾昇便將他推開，問他吳宗論在哪里，張說不知。曾昇又問吳有無存款放你處，張說此事要問內人才知。曾昇不理他，便揮手讓他走開。

1951年10月，東溪鄉(xiāng)有4個土匪在我軍事、政治雙管齊下被迫前來投案，其中蔡祈金攜槍自首，并說吳宗論在洲邊。曾昇組織部隊及民兵前往洲邊搜索，未見吳匪蹤跡。回來責問蔡祈金提供的是假情報。

蔡十分畏懼，當即對曾昇發(fā)誓，要求再給他一次立功機會，答應定要查清吳匪藏匿之處。于是曾昇便將槍還給他，叫他尋到吳匪后向曾昇報告。

11月3日，蔡祈金果然前來報告，說吳匪就躲在薛宅祠堂的樓角上。開始曾昇半信半疑，薛宅距洋崗店“剿指”僅幾百米遠，在前些日子，我方還在祠堂樓下辦集訓班，吳匪竟敢躲在樓上實難以相信。他但觀察蔡態(tài)度誠懇，于是立即命一連政指溫興路速帶部隊和民兵夜奔薛宅祠堂埋伏。

次日凌晨，戰(zhàn)士發(fā)現樓角上有點火光，判斷樓上一定有人。東溪鄉(xiāng)民兵迅速沖入祠堂，鄉(xiāng)長蔡元家踩在一個民兵肩膀上，不顧個人安危首先登上樓角，一槍擊中一個匪徒，原是吳匪的外甥。

躲在樓角另一端的吳宗論見狀，忙撥出手槍，朝正從另一端登上樓角的民兵薛祈昌和蔡瑞家兩人開了一槍，幸好兩人一閃未中，吳匪慌忙發(fā)第二槍，子彈卡殼。吳見勢不妙，轉身跳樓，企圖從后門逃跑，卻被守在門外的戰(zhàn)士謝世裕一槍擊中左手被活捉。

當戰(zhàn)士把吳匪押到指揮部時，曾昇怒斥吳匪。吳匪連說：“我該死，該死！”當地群眾聞匪首被抓，無不鼓掌相慶，萬眾歡騰。

吳匪被抓后，交代了所劫巨款的分布情況，接著泰順縣清剿委員會組織部隊和公安人員分頭追繳被劫人民幣和金條、銀元、藥材、布匹等物資（均為土匪用人民幣換取）。從福安銀行50億巨款被劫到此時的一年多時間，泰順縣共追繳被劫人民幣30多億元，挽回了大部分損失。

1951年12月底，在三魁鄉(xiāng)召開萬人宣判大會，槍決了這個罪大惡極的匪首吳宗論。

在溫州軍分區(qū)和泰順縣委領導下，以及在友鄰部隊和縣公安局、區(qū)鄉(xiāng)干部和廣大民兵大力配合下，獨八營全體官兵追擊土匪不辭勞苦，不怕犧牲，踏遍大半個泰順縣境的山村。

他們在窮鄉(xiāng)僻壤的山民家席地臥薪，枕戈待旦，嘗盡風餐雨露的艱辛，發(fā)揚了窮追猛打連續(xù)作戰(zhàn)的硬骨頭精神，終于迎來了剿匪勝利，為保護泰順土改勝利完成，為保衛(wèi)與鞏固新政權作出了貢獻，從而得到省軍區(qū)通令嘉獎。

1951年底，泰順土匪基本肅清時，溫州軍分區(qū)即調獨八營一連編入307團。政指溫興路率該連去平陽擔任了守衛(wèi)海防的光榮任務。

1952年6月，各縣獨立營被溫州軍分區(qū)宣布撤消時，獨八營一部分編入縣公安中隊，其余由分區(qū)統一調配，幾位營級干部也都調到溫州分區(qū)或溫州市區(qū)工作，曾昇被調入武漢中央軍委中南軍政大學指揮系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