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電影《駕駛我的車》
春節前，最新一輯《單讀 42·當代劇作選 II——世界早就瘋了》上市了。當時的世界局勢已如書名的描述，讓人不安，而今春意漸濃，本是歡喜迎接新生的時節，比漫天飛花先到來的卻是死亡的訊息。
我們可以假裝一切正常，將生活繼續過下去。但是裂縫已經出現了，在某段記憶里，在脫口而出的一句話里，在身體的某個角落。我們該用什么填補？
可以是戲劇嗎？曾參與過收錄于《單讀 42》的劇本《合唱團》排演的胡璇藝近日寫下一篇文章，她說當聽到劇中臺詞“也許只有這么一個問題：我們想要如何回憶今天？”時，“感到降落傘突然扣住了我的肩膀，一個深深的擁抱”，原來“面對所有的不安，所有的動蕩，所有的棘手，所有的被動，所有的怎應如此不該如此，就是讓自己回答這樣一個問題”。
戲劇不是市場上最火熱、最有影響力的事物，不握有多少權力，但它總以最誠實、最勇敢的方式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想要如何回憶今天”。
如果今天我們還需要好的戲劇解答疑問、慰藉心靈，那還有更多問題需要追問：如何鼓勵劇作家創新地、持續地創作？如何讓他們的寫作被看到、被傳播？這需要許多從業者的努力，需要創設機制、平臺，將對戲劇仍有熱望的人圍聚起來，這些工作都是本輯《單讀》的基礎。
今天單讀分享作家、戲劇導演編劇，也是本輯《單讀》的客座主編陳思安寫的代序《何為劇本？何為作者？何為良好生態？》。她將向我們介紹收錄書中的幾個劇本、劇作家，世界劇壇的變化，以及這些好劇本是如何來到我們面前的。
思安寫道：“它見證了中德兩國劇場人如何以劇場為媒介，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尋找新的聲音、新的表達方式，也提醒著我們，戲劇的未來，依然取決于我們如何傾聽他者、如何重新書寫自我。”
何為劇本？何為作者？何為良好生態？（代序）
撰文：陳思安
柏林戲劇節“劇本市場”項目（Theatertreffen Stückemarkt）自 1978 年創立起，在長達四十四年的歷程中，始終是歐洲最具影響力的新劇本孵化平臺之一。劇本市場的誕生，源于彼時德語劇場對劇作家支持系統的整體性反思：劇場缺乏劇作家展示作品和獲得資助的良好生態，難以迎來真正的新聲音。因此劇本市場最初的設想很單純，又極為重要：為德語世界的年輕劇作家提供一個被發現、被聽見、得以走向舞臺的機會。劇本市場由此成為德語地區第一個專為新創劇本而設的展示及資助平臺。
觀察劇本市場在過去四十四年里的發展變革，我們會發現，它不僅僅是一個推介新劇新人的平臺，更展示了泛德語區及歐洲劇場持續定義、解構和重塑“劇本”及“作者身份”概念的宏觀文化圖景。劇本市場在其生命周期內經歷了從傳統的文本中心主義到接納集體創作，再到將文本類型開放為“戲劇性寫作”（Theatrical Writing）的多次轉型，這一演進也直接反映了當代戲劇美學在劇本創作中的觀念流變。
本輯《單讀》收錄的四部劇作，均選自柏林戲劇節劇本市場及其在中國衍生的“重 JU 計劃”。四位作者來自不同地區與文化背景，他們的創作從各自的語境出發，共同指向當代生活的復雜處境，向“后人類”語境下的倫理邊界發出尖銳提問。同時，他們在語言與結構上不斷探索新的文本形式，折射出德語區及國際劇壇當下的部分創作趨勢與思想鋒向。
01
四部劇場新文本：
在語言、倫理與意象的裂縫之間
瑞士劇作家多米尼克·布施（Dominik Busch）的《合唱團》（
Der Chor，重 JU 2024 ）， 基于 2001 年瑞士盧塞恩合唱團在音樂節演出期間遭遇的真實槍擊事件而創作，劇本將災難 、 遺忘與共同體的呼聲巧妙地編織進聲音與群體語言的合流之中。借助群體聲音、重復與沉默的力量，作品探討在面對暴力和集體性創傷時，記憶如何被書寫、被遺忘，以及共同體如何在聲音的建構與瓦解中尋求療愈或新的聯結。
新加坡劇作家陳依寧（reid tang，原名 ruth tang）在《未來之妻》（
Future Wife，劇本市場 2022 ） 中虛構了一個未來世界，在那里親密關系只發生在屠宰場的女性屠夫和倒吊著等待被她們宰殺的山羊之間。外星活動家四處煽動山羊群起反抗，海盜們思考如何將搶來的金幣進行公平分配，山羊合唱團在黎明到來前的讀書會朗讀討論《資本論》，油畫里的人物七嘴八舌爭論瑪麗何時會被砍頭，而困在不平等親密關系里的主人公山羊和女人仍重復經歷著從未改變的勞務與生育之苦。這部寓言色彩強烈的多聲部戲劇蘊藏著作者的多重野心，變形的資本主義與具象的屠刀在畫面和臺詞中交織一端，而對性別身份、親密關系和公平分配的討論則潛埋在看似荒誕的人物關系與語境設置中。
瑞士劇作家阿麗亞娜·科赫（Ariane Koch）的《死去的朋友們》（
Die toten Freunde，重 JU 2023 ） 將時間尺度設定在遙遠的兩億年之后，在那個世界里，恐龍族群經歷了新的進化并發展出復雜的情感糾葛。劇作通過恐龍、蛋、白樺樹等非人類物種視角展開敘述，對人類社會的變遷、文明的局限性以及倫理的短暫性進行了疏離化、批判性的審視。
奧地利劇作家克萊門斯·J. 塞茨（Clemens J. Setz）是當代德語文學界最受矚目的中生代力量之一，曾獲得畢希納獎、萊比錫書展大獎、德國文化協會文學獎等歐洲重量級文學及戲劇獎項。塞茨的劇作《鐵線蓮在歐洲的勝利》（
Der Triumph der Waldrebe in Europa，重 JU 2023 ） 通過三十四個充滿張力的場景編織出一個怪誕、諷刺，然而高度現實的世界。借由一位固執地拒絕接受兒子死亡的母親在她周身掀起的巨大旋渦，塞茨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深思而尖銳的發問：全媒體的新賽博時代中，誰才有權力來定義何為“死亡”？當傳統意義上的政治正確逐漸走向另一種極端，是否真的給我們帶來了更普遍的平等？社交媒體歇斯底里的狂歡中，自我賦權與新形式暴力之間的邊界在哪里？劇本以高密度的語言和精巧的結構，對數字時代的身份政治進行了一次深刻反思。
《鐵線蓮在歐洲的勝利》在“重 JU 計劃”的表演現場（圖源：北京歌德學院）
02
劇本市場四十四年：
尋找劇場新聲音的持續探索
20 世紀 70 年代末的德語劇壇，隨著社會變革與文化的革新，新寫作蓬勃而生，柏林戲劇節劇本市場迅速成為這些新鮮文本進入公眾視野的重要入口。劇本市場首屆便推出時年三十二歲的埃爾弗里德·耶利內克（Elfriede Jelinek）的重要劇作《娜拉離開丈夫之后發生了什么；或〈社會支柱〉》（
Was geschah, nachdem Nora ihren Mann verlassen hatte; oder Stützen der Gesellschaften） ，使耶利內克由奧地利劇場小圈子的口口相傳邁入更廣闊的德語市場，獲得大量關注。此后，羅蘭·席梅爾普芬尼希 （ Roland Schimmelpfennig ，劇本市場 1997 ） 、 馬里烏斯 ·馮·邁恩堡 （ Marius von Mayenburg ，劇本市場 1998 ） 、安雅·希林 （ Anja Hilling ，劇本市場 2003 ） 等一批日后在德語戲劇界占據重要地位的劇作家也相繼由劇本市場項目推出他們最初的重要作品。他們的作品通過劇本市場獲得了關注和舞臺實踐的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 90 年代以來德語劇壇的新寫作圖景，乃至影響全球的德語劇場新文本寫作風潮。
進入 21 世紀，劇本市場開始嘗試邁向國際化、多元化。2003 年，項目首次接收英文劇本，進行泛歐洲平臺的拓展嘗試。2012 年，劇本市場嘗試解構傳統的“劇本”概念，擁抱當代戲劇實踐中的去文本化趨勢，并拓寬對“作者身份”的定義：首次允許創作團體 / 劇團（Theatre Collectives）提交包括非文本表演項目在內的集體創作作品。這一轉變意味著認可當代劇場中“作者”可以是一個集體或一個項目概念，而不僅僅是單一的文字創作者。2015 年，招募標準進一步由“劇本”擴展至“戲劇性寫作”，使得表演文本、跨學科寫作和實驗性劇場作品也能在劇本市場獲得一席之地。
在成功整合了美學標準，并進行了一系列體制改革后，劇本市場項目在地理范圍上達到了其發展的頂峰。2019 年，項目首次面向全球征集作品。這一決策使劇本市場成為當時歐洲少數幾個真正擁有全球視野的劇本 / 項目發展平臺之一。它不僅反映了柏林戲劇節在全球戲劇文化版圖中居于領導地位的雄心，也使得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的劇作家和藝術集體獲得了直接進入歐洲頂級戲劇市場的機會。評審團隊中也有意識地引入來自不同文化語境的策展人和顧問，以確保入選的作品能夠真正體現國際性。
該年度入選的五部作品，作者均來自非德語地區，劇本均由英文創作而成。其中兩位來自英國，兩位來自美國，一位來自加拿大。入選劇本原應在 2020 年劇本市場項目中呈現，因突如其來的疫情，轉為錄制了一系列線上播客節目，而線下的朗讀呈現則順延至 2021 年進行。
然而，到了 2022 年，劇本市場作為柏林戲劇節的一個獨立單元突然正式畫上句號。官方給出的解釋是戲劇節整體架構與策展方式的調整，以及對資源的再分配。盡管公開資料未詳細披露具體運營細節，但可以推斷，在 2020 年至 2022 年疫情期間，劇本市場項目面臨巨大的運營挑戰。一個面向全球、依賴現場朗讀和展示的平臺，在國際旅行限制和公共活動受限的環境下，其成本和復雜性被急劇放大。而全球化戰略需要高昂的翻譯、國際評審和藝術家差旅費用。這種在理想主義的全球化巔峰時刻（2019 年啟動全球征集）和迅速崩塌的現實境遇（2022 年最后一屆）之間出現的悖論，凸顯了文化機構在推動先鋒實踐時，其宏大敘事與殘酷的資本邏輯之間難以調和的張力。
2024 年柏林戲劇節期間，我作為國際訪問嘉賓參與戲劇節，在數場論壇及分組討論中持續感受來自世界各地的劇場從業者對劇本市場項目取消的遺憾及熱切爭論。在一場有現任柏林戲劇節藝術總監諾拉·赫特萊因-赫爾（Nora Hertlein-Hull）參與的對話交流中，我詢問戲劇節未來是否會以任何形式恢復面向劇作家、劇本的征集及孵化活動，諾拉表示對于劇作的扶持與關注始終是柏林戲劇節的重要工作，組委會內部也在討論未來將以何種形式繼續開展此項活動。截至 2025 年底，我們尚未看到劇本市場項目重新恢復或更換面貌繼續發展的跡象。
《死去的朋友們》在“重 JU 計劃”的表演現場（圖源：北京歌德學院）
03
劇本市場在中國：
特殊機遇中的特殊發展
2016 年，由北京德國文化中心·歌德學院（中國）（以下簡稱“歌德學院”）發起推動，民營戲劇公司“吳氏策劃”運作執行的“柏林戲劇節在中國”演出季正式落地北京和上海。2016 年至 2019 年的四屆演出季里，《共同基礎》（
Common Ground） 、《約翰·蓋勃呂爾·博克曼》 （
John Gabriel Borkman） 、《等待戈多》 （
Warten auf Godot） 、《他她它》 （
der die mann） 、《國家劇院的絆腳石》 （
Stolpersteine Staatstheater） 、《輕松五章》 （
Five Easy Pieces） 、《奧德賽》 （
Die Odyssee） 、《夜半鼓聲》 （
Trommeln in der Nacht） 等歷屆柏林戲劇節“十大最值得關注劇目”陸續進入北京、上海兩地演出。
這些作品引發了觀眾及戲劇從業者的極大熱情。高度抽象的極簡主義作品《他她它》、以“紀錄劇場”形式讓觀眾置身反猶太人歧視和解雇左翼自由主義戲劇家歷史情境中的《國家劇院的絆腳石》，以及取材自 20 世紀 90 年代比利時連環性侵虐殺女童案的文獻劇《輕松五章》，為中國觀眾帶來了極少能在國內舞臺上看到的題材及編創形式。
隨著“柏林戲劇節在中國”持續精選引進劇目演出，國內觀眾及戲劇從業者對德國戲劇的興趣和熱情日益高漲，渴望了解更多。在時任歌德學院院長的柯理博士（Dr. Clemens Treter）推動下，歌德學院決定在演出季中單獨開辟出一個新單元，與柏林戲劇節劇本市場項目合作，將劇本市場中的優秀劇本翻譯為中文，以劇本朗讀及劇作家座談的形式與中國公眾分享。中國劇本市場項目最初的目標也很明確：讓中國觀眾們可以聽到來自歐洲最新銳的聲音，它們的作者尚且年輕，或顯稚嫩，然而這些聲音里卻蘊藏著鋒利的能量與同代人的吶喊。
中國劇本市場項目自 2019 年開始策劃，原計劃于 2020 年“柏林戲劇節在中國”演出季中作為獨立單元呈現。2020 年初全球劇場停擺，線下引進劇目演出已無可能。原定的引進劇目無法照常演出，卻為另一個項目帶來了難以預料的發展契機。原計劃作為展演季附屬單元的劇本市場項目，忽然成為 2020 年展演季唯一能夠發生在北京線下的表演項目。而原計劃用在引進劇目演出上的預算，也可以部分轉移至劇本市場項目上。就這樣，中國劇本市場項目在發展最初便迎來了一次相當特殊的機遇，獲得了更多的資金支持、更長的排練周期、更集中的關注度，由一個劇本翻譯分享項目逐步轉變為中德兩國青年創作者孵化項目。
首屆中國劇本市場項目的劇目遴選由柏林戲劇節和歌德學院兩方主導。柏林戲劇節方面將 2015 年至 2018 年期間劇本市場年度五佳劇作中的優秀作品發給歌德學院，由歌德學院文化項目部相關負責人討論及投票，最終選出其中兩部作品進行翻譯。首屆入選的作品為韓裔德國劇作家樸本（Bonn Park）的《銀河怒》（
Das Knurren Der Milchstra?e，劇本市場 2017 ） ，以及奧利維亞·文策爾 （ Olivia Wenzel ） 的《一億億億字節人生》 （
1 yottabyte
leben，劇本市場 2018 ） 。
《銀河怒》的劇本，語言荒誕而富于詩性，借用夸張、游戲化的筆觸揭示當代政治與流行文化的荒謬。《一億億億字節人生》則是一部根植于網絡時代語言的文本。文策爾以截圖體的碎片結構記錄數字生活的節奏，探討虛擬與現實的邊界如何在信息洪流中消解。兩部劇作的文本風格、政治視野及結構邏輯，均與國內創作者經常接觸的劇本大相迥異，呼喚著創作者以更加開放的態度去大膽嘗試。
歌德學院在討論導演人選的時候，做出了又一個具有開拓性的決定。他們認為應當尊重柏林戲劇節劇本市場在創立之初的理念，即發掘新聲音，給予創作新生代更大的支持。歌德學院決定放棄讓成熟導演直接執導的方案，轉而面向國內華語青年創作者公開招募，入選的青年導演們通過工作坊的形式集體討論劇本及演出構思，以各自的演出方案競優獲得最終支持。此后數年的中國劇本市場項目，均延續了這一選拔及創作方式，實質上完成了項目邏輯的扭轉：從單純的文本翻譯與跨國引介，發展為具有在地生產意義的演出實踐。
中國劇本市場項目原計劃以較為簡單的坐讀形式呈現，但經過疫情后一系列的調整和改變，最終以完整演出形式與觀眾見面。《銀河怒》及《一億億億字節人生》兩部劇目于 2020 年 10 月分別于北京歌德學院及中間劇場各演出了兩場。較好的觀眾反饋，加之國際差旅仍舊困難重重、展演劇目無法來華演出，2021 年第二屆中國劇本市場項目將公演劇目擴展至三部：美國劇作家山姆·馬克斯（Sam Max）的《雞籠》（
Coop） 、英國劇作家艾娃·萊恩 （ Eve Leigh ） 的《午夜電影》 （
Midnight Movie） ，以及奧地利劇作家萊昂·恩格勒 （ Leon Engler ） 的《動物之名》 （
Die Benennung der Tiere） 。
2022 年，劇本市場項目在德中兩地都遭遇了某種程度上相似的困境。首先是疫情后全球經濟的明顯下滑，無論是商業市場還是文化機構，在文化藝術方面的項目普遍被大幅削減預算，復蘇顯然還需要一點時間。其次，則是圍繞著文本本身的爭議與討論。自 2019 年徹底向全球范圍開放文本征集后， 2020/2021 和 2022 連續兩屆的劇本市場中進入五佳行列的十部劇本，全部由英文寫成，十位作者中無一位來自德語國家。這一方面雖顯示出劇本市場邁向全球化的決心及國際評委團的傾向，另一方面則引發戲劇界廣泛討論。爭論的核心圍繞著兩點。一是質疑組委會是否因過分追求全球化的野心而刻意忽視了德語劇作自身的發展脈絡，二是對追求文本多元化（多語種、跨學科、融入技術元素、表演性文本）的迫切是否偏離了劇本扶持項目的初心。
帶著如上困境、討論及思考，2022 年第三屆中國劇本市場項目僅在當屆劇本市場五佳作品中選擇了一部作品翻譯制作——來自新加坡劇作家陳依寧的《未來之妻》。這部作品在德中兩地先后進行呈現時，柏林戲劇節尚未發出劇本市場項目取消的官方決定，沒有人意識到這部作品竟成為德中兩地劇本市場項目的最后一章。
《未來之妻》在“重 JU 計劃”的表演現場（圖源：北京歌德學院）
04
邁向重JU：
重聚/重視劇作/重返劇場
獲知柏林戲劇節正式取消劇本市場項目的消息后，歌德學院不得不面臨抉擇：是否一并取消中國劇本市場項目？如果繼續下去的話，又該以何種面貌再上路？早在柏林戲劇節官方宣布取消劇本市場項目之前，歌德學院文化項目部主任路瑩已經開始初步醞釀一項新的以劇場文本推介為主的計劃。此時似乎到了將這項計劃推出落地的時機。
這項全新的計劃依托于過去三屆中國劇本市場項目的基礎和經驗，并做出進一步調整：將劇本遴選范圍確定為三個主要德語國家—德國、奧地利、瑞士；劇本遴選標準不再局限于創作發表時間，而只由文本自身質量決定；將呈現形式確定為更偏重文本本身的排練后朗讀（Staged Reading）；同時正式明確定位其為一項青年戲劇創作者孵化項目，每年邀請入圍劇作家及導演參與以文本創作交流為主題的論壇，與公眾進行分享。
經過一系列內部討論和外部咨詢，歌德學院將這項全新的孵化計劃命名為“重 JU”，在其中蘊含多層對于該計劃的期待——重聚（Reunion）/ 重視劇作（Focus on the script）/ 重返劇場（Back to THE theater）/ 重構劇作（Reconstruction）……計劃由歌德學院發起，得到瑞士文化基金會上海辦公室、奧地利駐華大使館文化處，以及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文化教育處（上海歌德學院）的支持。作為德語區較為核心，同時也在各個歷史時期貢獻出大量杰出劇作家的德、奧、瑞三地，活躍著為數眾多的青年劇作家。由于不再需要考慮創作或發表時間，僅關注文本本身，重 JU 計劃具有相當大的選劇靈活度。同時很重要的一點是，選劇標準首次脫離柏林戲劇節的國際評審團，由參與該計劃的三家文化機構共同決策。
2023 年 10 月，經過為期一年的籌備、選劇、翻譯等工作，首屆重 JU 計劃演出季推出來自德語地區的三部作品——奧地利劇作家克萊門斯·J. 塞茨的《鐵線蓮在歐洲的勝利》、瑞士劇作家阿麗亞娜·科赫的《死去的朋友們》和瑞士劇作家卡嘉·布倫納（Katja Brunner）的《手是孤獨的獵人》（
Die Hand ist ein einsamer J?ger） 。 2024 年 9 月，第二屆重 JU 計劃再次推出三部劇作，來自瑞士劇作家多米尼克 ·布施的《合唱團》、意大利 / 德國劇作家安娜·格施尼策 （ Anna Gschnitzer ） 的《水》 （
Wasser） ，以及來自瑞士的雙人創作小組塞爾瑪·凱·馬特爾和瑪麗·露西安娜· 費 爾 斯 （ Selma Kay Matter & Marie Lucienne Verse ） 的《消失的艾麗斯》 （
Alice verschwindet） 。
除前文已述本輯選入的幾篇作品外，重 JU 計劃中其余劇作也各具特色。《手是孤獨的獵人》沒有傳統的對白或清晰的角色，而是以不同“女性身體”的視角展開碎片化敘述，從感知層面重新思考身體與性別結構之間的權力關系。《水》通過一場湖邊的洗禮儀式，揭示了一個家庭中跨越四代人、不同階級與歷史階段的性別暴力和代際創傷。《消失的艾麗斯》故事圍繞母親艾麗斯消失后，三個女兒試圖拼湊母親被壓抑的情欲和身份展開，以女性情感為切口，用語言的碎片化帶來情緒的暗流。這些劇作以對現實的敏感觀察與跨文化的在場感為重心，不拘泥于單一敘述方式，借助詩性、象征、荒誕與張力強烈的想象來觸及社會與情感深處的復雜性。
《合唱團》在“重 JU 計劃”的表演現場（圖源：北京歌德學院）
今日當我們回望劇本市場項目的歷史，會發現它早已超越了“市場”這個詞本身的含義。它提供了一種發現機制、一個交流場域，更提供了一種劇場相信劇作力量的姿態。從德語本土到全球開放，從文本中心到跨學科寫作，從劇場現場到線上展示，劇本市場的歷程幾乎濃縮了過去小半個世紀歐洲戲劇如何不斷自我更新的軌跡。即便它已經結束，留給我們的遺產依然鮮活：那些在此被發現的名字，那些曾顯得稚嫩怪異日后卻深刻改變劇壇的劇本，那些提醒我們戲劇的未來往往誕生于此刻的不確定之中的瞬間。
而從“柏林戲劇節在中國”演出季，到中國劇本市場項目，再到重新出發的重 JU 計劃，德語戲劇與中國觀眾密切交流的旅程也已走過十年時間。十年來，這一系列項目的實踐，建構出一場持續的對話——在劇本與舞臺之間，在翻譯與再創造之間，在不同社會語境的現實經驗之間。或許，劇本市場在中國的軌跡更像是一條開放的路徑。它見證了中德兩國劇場人如何以劇場為媒介，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尋找新的聲音、新的表達方式，也提醒著我們，戲劇的未來，依然取決于我們如何傾聽他者、如何重新書寫自我。
2025 年 10 月
（本文收錄于《單讀 42》，
完整版長文發表于《廣東藝術》202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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