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小學校長本應是學生的守護者，湖南某小學退休返聘校長徐某華卻淪為性侵學生的惡魔。他利用職務便利，以背書、懲罰為名，多次性侵 5 名學生，一審被判死刑，二審維持死刑判決。
這起性侵案為何能判死刑？
我們一起來分析，這個惡魔為什么判死刑。
一、從嚴懲處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則
《關于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見》第二條規定，“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堅持以下原則：（一）依法從嚴懲處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解釋”）第一條規定，“奸淫幼女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從重處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適用較重的從重處罰幅度：
（一） 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實施奸淫的；
（二） 采用暴力、脅迫等手段實施奸淫的；
（三） 侵入住宅或者學生集體宿舍實施奸淫的；
（四） 對農村留守女童、嚴重殘疾或者精神發育遲滯的被害人實施奸淫的；
（五） 利用其他未成年人誘騙、介紹、脅迫被害人的；
（六） 曾因強奸、猥褻犯罪被判處刑罰的。
強奸已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女性，具有前款第一項、第三項至第六項規定的情形之一，或者致使被害人輕傷、患梅毒、淋病等嚴重性病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從嚴、從重懲處，是我國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則。
二、難逃死刑的四大情節
徐某華被判處死刑，是惡劣情節與嚴厲政策的雙重作用，每一個情節都精準踩中了法律與政策的高壓線：
第一，利用特殊身份作案，違背政策對特殊職責人員的要求。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解釋》明確規定，對教師、校長等利用特殊職責侵害未成年人的，必須從重處罰。因為這種行為不僅傷害身體，更摧毀未成年人對權威的信任，心理創傷終身難愈。
徐某華身為校長、班主任，兼具教育者與管理者雙重身份，本應是學生最信任的人。徐某華利用這種信任，以 “背書”、“懲罰” 為借口單獨帶走學生，完全符合法律嚴懲的情形。
第二，侵害對象達 5 人且多次作案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解釋》明確將 “奸淫幼女多人”“多次實施性侵” 列為情節特別惡劣的核心情形。
徐某華在 2022 年至 2023 年間，持續對 5 名學生實施猥褻、強奸，并非單次沖動犯罪，而是有預謀、持續性的侵害。這種對未成年人權利的公然漠視，正是政策要求頂格嚴懲的典型場景。
第三，作案場所隱蔽、手段具有欺騙性，契合政策對隱蔽性侵的打擊導向。
徐某華選擇教室隔壁的隱蔽房間作案，利用學校管理便利規避監管，讓學生難以反抗、難以求助。
最高法在相關指導案例中強調，對于在校園等未成年人集中場所、以欺騙手段實施的性侵，必須依法從重，因為其社會危害性更大、對校園安全的破壞更嚴重。
第四，上訴理由無依據
徐某華上訴稱 “有罪供述系刑訊逼供所致”，但二審法院經審查，認定原審證據確實充分、審判程序合法，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按照兩高政策，對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證據采信，優先保護被害人陳述的真實性，只要形成完整證據鏈，被告人的無依據抗辯絕不影響量刑 —— 這也意味著，試圖用虛假理由逃避懲罰，根本行不通。
三、未成年人的安全防線不容突破
徐某華的案例再次釋放明確信號：最高法、最高檢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嚴懲政策，不是停留在紙面的規定，而是貫穿偵查、起訴、審判全流程的剛性要求。
從政策層面劃定從重紅線，到法律層面明確死刑適用標準，本質上是為未成年人構建一道堅不可摧的安全防線。
對教育工作者而言，身份帶來的不僅是責任，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與政策邊界：利用職務便利侵害學生，必將受到最嚴厲的制裁；
對社會而言，這些政策與判決是在傳遞一個核心立場：未成年人是國家與民族的未來，任何膽敢傷害孩子的行為，都將遭到法律的嚴懲，絕不姑息。
死刑判決，是對 5 名受害學生的告慰，也是對所有未成年人的承諾：法律會用最嚴厲的手段，守護每一個孩子的成長安全。任何試圖挑戰政策紅線、侵害未成年人的惡魔，終將付出生命的代價，這是法律的正義，也是社會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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