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狗案新進展，兩個細節無法回避

山西狗案的新進展，兩個細節無法回避

↑ 那條咬人的狗生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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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作為山西狗案的主要當事人，趙某珍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

趙某珍，原傳為趙某暉，是被殺者郭某剛的愛人，也是狗的女主人。

身為長治市潞城區的政協委員，趙某珍麾下有多家公司，在當地也算是一個了不起的女強人。

趙某珍對南周記者的描述，與庭審現場檢方所描述的細節，有很多出入，與原先申家的描述，更是針鋒相對。

比如，趙某珍說當晚進入申家院子的郭家人，一共只有三個人，而不是之前所說的九個人，或者十個人。而且進入院子的人，手里什么都沒有拿，也并沒有計劃要打架，就是想砸幾塊玻璃撒撒氣。

再比如，趙某珍說拴狗的鏈子并不長，如果申某浩不故意走到狗跟前，狗不會咬人。言外之意，狗咬人一事的責任在申某浩，而不在狗。

趙某珍還透露，被狗咬后把狗摔死的申某浩，其實是一名寵物醫生。

涉事當天下午，趙某珍說自己一家人都在家里，門也打開著。

事發之后，趙某珍說自己本來一直都積極解決，還主動給申家打了四個電話，是申家人先態度不好，這才激怒了趙某珍及其家人。

至于砸鎖，踹門，趙某珍覺得自己家人也很委屈，因為“多次敲門無果”。

進入申家院子后，趙某珍還看見申母手持一把菜刀，申某浩的姐姐拿著一根搟面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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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聽則暗，兼聽則明，我們是需要聽一聽趙某珍這一方怎么說。

只不過，趙某珍這些話，卻與長治檢方的描述，與勸架鄰居的證詞，與潞城帽子叔叔的記錄，都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狗繩的長與短，被咬者申某浩是不是寵物醫生，都與案情無關。

申母手里的菜刀，申家女兒手里的搟面杖，雖然可能成為傷人的器物，但經過鑒定，并沒有在沖突中傷過人。

有關的是一條屬于郭家的會咬人的狗，沒有拴在郭家院子里，卻拴到了院子外對面的路上。

同樣是養狗，申家也有一條狗，圈在自家院子里。

路是公共場所，有人路過，不管這個人是不是喝了酒，狗都不該咬人。

既然敢把一條會咬人的狗，拴在公共場所，郭家當然得為狗咬人負責。

趙某珍聲稱自己的女兒把狗當成了家人，但大正月的，一家人都在家里過年，卻把狗拴到了院子外，顯然說法與事實不符。

另外，趙某珍說進入申家的只有三個人，然而檢方資料顯示，除了趙某珍，郭某剛（死者）外，還有三人受傷，這說明郭家至少有五個人進了申家，趙某珍的話，無法自圓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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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與申家各執一詞，其他旁觀者的證詞，顯然更加可信。

勸架的鄰居賈某回憶，趙某珍砸鎖進院的時候，手里拿著一把鐵鍬。

帽子叔叔給趙某珍打電話，趙某珍明確表示不接受調解。

申家人鎖門自守，也是在帽子叔叔的指點下做的，目的是想回避郭家人的沖天之怒火。

總之，趙某珍接受南周采訪，名義上說自己很后悔，但實際上仍然在為自己開脫，并不覺得自己在這件事情上處置有太大的錯。

也許她的記憶的確如此，但客觀上與旁觀者描述對不上，有說謊之嫌。

隨后不久，申家院子外不遠處的一處監控，也被鄰居傳到了網上。

監控之中，郭家三人上躥下跳，揚起手中的石塊，將申家臨街的幾塊窗戶玻璃，都砸得稀碎。

從中我們不難看到，趙某珍和郭家人的確很憤怒，憤怒到失去了理智。

也許在趙某珍看來，這樣的憤怒，責任都在申家，郭家人都是無奈之舉。

但我們看到這樣的監控，卻只感受到郭家人的囂張跋扈，并對申家人的恐懼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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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申家和郭家的訴求，注定不能一致。

其實老董認為，無論是郭家人，還是申家人，都把事情想的復雜了。

糾纏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末節，根本無助于法律工作者了解案情，判斷基本事實。

從法律的角度看，狗咬人被摔死和闖進院子被反殺，這是兩件事。

兩件事之間有聯系，但兩個案子之間，沒有必然聯系。

專業的事情，還是要讓專業的人來干。

李圣律師深夜前往現場，探訪案發時的環境，才是實事求是。

有很多案情，就是得身臨其境，將心比心，才能夠找到破案的鑰匙，還原事情的本來面目。

果然，經過李圣律師的了解，有兩個不易被大家發現的細節，都在法庭上被提了出來。

一是郭家人當中的韓某，曾聲稱自己“被一把剪刀”所傷，現場傷者和死者的傷口鑒定，也能說明現場的確有除了剔骨刀以外的其他“兇器”，然而到了法庭上，韓某卻改了說法，否定了剪刀的存在。

二是在剔骨刀上，只采集到了死者郭某剛的DNA，沒有其他三名傷者的DNA。科學不會騙人，除非有懂法醫學的人專門去清理痕跡，否則剔骨刀刃上定會留下被傷者的DNA。

也就是說，其他三名傷者的傷，有可能是其他兇器所導致的。

那么這個兇器，到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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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律師所發現的這兩個細節，之所以重要，之所以無法回避，是因為這兩個細節的確定，能夠直接左右案件的定性。

如果案件當中，的確有一把“被消失的剪刀”，而且這把剪刀如申家人所敘述，是由郭某剛帶到現場，那么死者郭某剛“意圖傷人”的事實就會成立。這和赤手空拳進院子與申家人理論，程度上有本質的區別。

郭某剛 “意圖傷人”的事實一旦成立，也就意味著申某良拿起剔骨刀的防衛行為，更加正當。

另外，剔骨刀上沒有其他三名被傷者的DNA，就說明現場 至少 還有另外一名傷人者。這個事實一旦成立，那么界定申某良對三名傷者的行為是否構成正當防衛，也就沒有意義了。

因為這三個人的被刺傷，和人家申某良很可能根本就沒有關系。

既然沒有關系，又何來防衛之說？

既然沒有防衛，又何來正當或者過當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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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由于重要細節沒有調查清楚，此案根本就不應該進行到庭審環節。

庭審環節被李圣律師問的啞口無言，有人會很尷尬。

當地的帽子叔叔，需要辛苦一下了，得落實有沒有那把“消失的剪刀”，得落實有沒有除了申某良以外的其他傷人者。

不能放過一個壞人，也不能冤枉一個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