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抗戰中的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

上周末發表前了討論抗戰中外援作用的文章，一位讀者留言“我第一次對你感到惡心”，取消關注的讀者也有好幾百，收到了200多條留言，基本都是持反對意見，揶揄的、破口大罵的也非常多。

由此，筆者想說的是，抗戰中的一系列爭議性或敏感問題，其實都是跟意識形態站隊相關的，因為當下的世界、當下的中國，就是二戰前后多方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態角逐的結果，現實是歷史的延續，你往往持什么樣的價值觀，就會選擇性接受相對應的史料，來印證你的判斷，況且抗戰史料太多了，大家都可以從中找到豐富的、自己樂意看到的信息，來給自己的認知打圓場。

所以，討論這個問題極容易得罪人，推論結果總會要打破一部分人價值觀層面的舒適區，我想有讀者說我的文章“惡心”，大致于出于此邏輯推論——大家討論幾乎所有的關鍵的現代史問題，往往都是價值觀高于歷史事實。

嚴肅的歷史研究，既不能取悅于權力的需要，也不能取悅于大眾意識形態好惡的需要，前幾天還有讀者留言說“你腦子抽風了，來討論這種幾面不討好的問題”，筆者認為學術本來就不是用來取悅大眾情緒的，歷史研究的本質使命之一就是發掘更多的史料，呈現一個更接近與當時情況的歷史場景。

本文繼續討論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各自歷史角色的問題，不周之處繼續歡迎讀者批評，不過，希望諸位能夠用有力的史料來指出本文的不足，而不是情緒上的攻擊。

一、正面戰場最起碼在全面抗戰多數時間（1937年到1944年），發揮了抗戰主力軍的作用，貢獻了多數戰爭資源、做出了主要的犧牲

根據中華民國行政院1947年2月發布的《關于抗戰損失和日本賠償問題報告》，從1937年到1945年8年的全面抗戰中，國民革命軍犧牲132.8萬人，另外有42.3萬人病故，13.01萬人失蹤，共損失超過188萬人。另據中共一方在戰后發布的《抗日戰爭八年敵我兵力損失統計》，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游擊隊人員損失共犧牲160603人，失蹤87208人，被俘或病故45989人，共損失超過29萬人，國軍損失遠遠大于共產黨抗日武裝。

在戰績方面，國軍曾先后組織了22場大規模的會戰，發生了重要戰斗1117次，小型戰役3萬余次，根據何應欽所著《八年全面抗戰之經過》，國軍共擊斃日軍483708人，這大致與戰后日本厚生省的統計類似。關于共產黨領導抗戰武裝擊斃日軍數量，官方統計只有共“殲滅日軍52余萬”的籠統說法，殲滅中包括受傷、俘虜和死亡，俘虜極少可以忽略不計，依據戰場負傷和死亡比1:3的慣例，中共軍隊約擊斃10—15萬日軍（過去有謠言說整個抗戰，中共才擊斃了851名日軍，這完全是背離歷史真相的）。另外，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鉗制了大多數偽軍，8年抗戰中共消滅118萬偽軍，當然其中絕大多數應該不是擊斃，而是打散、俘虜復員或反正。從總體看，國軍的戰斗成績也大大高于中共抗日武裝。

（美軍攝影師

Syd Greenberg鏡頭下的國軍戰士）

在財政上，國民政府承擔了絕大多數戰爭支出，戰爭期間的直接或間接開支是400億美元，是政府財政收入的數倍。開戰后，在絕大多數稅源（關稅、統稅和鹽稅）喪失的情況下，國民政府通過改革稅制、發行公債、在海外華僑中募捐等措施，保障了能夠維持最基本的軍費開支，使得全民族的抵抗能在1942年之前孤立無援的情況下進行下去。

國民政府的財政撥款在抗戰初期也是支撐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根據地的最重要經濟支柱。比如根據中共西北財經辦事處公布的《抗戰以來的陜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37年下半年至1940年，陜甘寧根據地共獲得國民政府撥款1640余萬元，占全部財政收入的50%以上；另外，僅從1937年8至1939年11月，國民政府直接撥付八路軍子彈約1000萬發，手榴彈15.3萬顆，各類炮彈1.6萬發。

此外還不容忽視的是，國民政府在抗戰中實行了正確的外交決策，它在初期堅持抗戰，決不做喪權辱國的媾和、苦撐待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積極與英美結成統一戰線，獲得了大量援助（根據筆者上篇文章的研究，一共21.3億美元），這都使得抗戰能夠基本實現中華民族所期待的結果，并為戰后中國國際地位提升打下了基礎。

二、抗戰后期正面戰場地位大幅下降，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主從關系發生本質變化

但是如實來講，正面戰場的地位也是在變動的，它越往后的表現越差，地位越下降。全面抗戰八年，國軍的規模從170余萬增加到590余萬，隨著美援的到來，武器也有所改善，但是其軍事能力卻沒有顯著提升，甚至1944年至1945年的表現還不如抗戰初期和中期，接連出現大潰敗。

具體來說，1943年之前，日軍只能占領華北和長江下游沿線，河南、江西、浙江、福建大部，湖南、廣西的幾乎全部都是歸國民政府控制，日軍僅能占領這些省份的少數交通樞紐，力量很小。但是抗戰最后兩年，上述六省多數國土淪陷，僅1944年，國軍就丟掉了鄭州、洛陽、長沙、福州、柳州、桂林等大城市，新淪陷區人口達6000萬左右，直到1945年6月日軍仍舊有能力對國軍發動進攻并且占領新的城市（上半年淪陷城市有贛州、永州、襄陽、南陽等）。

（豫湘桂潰敗后，日軍占領區范圍，河南中西部及武漢以南都是這次會戰喪失的土地）

1943年以后，全球抗擊法西斯戰場已經進入反攻階段，中共領導的敵后戰場也開始進入反攻，反倒國軍丟失的土地并不比戰爭開始階段少，國民政府領導的正面戰場是二戰后期，盟軍抵抗力量中唯一繼續出現潰敗的戰場。

同樣到抗戰末期，在抗戰的舊戰場（相持階段以前的淪陷區）的大部，即河北、察哈爾、山西、山東、河南、安徽和江蘇江北部分，國軍不是被消滅，就是投敵或撤退，上述七省國民黨軍隊數量存留不超過40萬，并且戰斗力都較弱，尤其是山東、河北兩省國軍數量幾乎清零，在上述七省八路軍、新四軍數量遠遠超過國民黨，成為這些地方的抗日主力。

在整個中國戰場上看，抗戰后期國軍主要在兩湖、兩廣、江西戰場與華中華南日軍作戰，直接對抗或牽制人數約40萬人，中共敵后根據地直接抗擊或牽制大致近55萬-60萬日本駐軍（冀察晉魯豫派遣軍32.8萬，包綏約3萬，蘇皖派遣軍18.1萬，以及滬浙閩派遣軍16.5萬的一部分），中共直接抗擊日軍數量已經超越國民黨。另外中共還牽制了絕大多數的偽軍，到日本無條件投降前中國內地偽軍兵力高達110萬余人，除了廣東方面約5萬人外，其他偽軍基本都位于中共武裝活躍的地區。

（抗戰后期的敵后根據地分布）

在殲敵成果上，1943年6月至戰爭結束，中共敵后戰場斃傷15萬日軍、22萬偽軍，俘虜或促使偽軍反正超過26萬，而國民黨殲滅大概20-25萬左右日軍，偽軍幾乎忽略不計，綜合看敵后戰場戰績大于正面戰場，并且這時候共產黨抗日武裝數量遠不及國民黨，到抗戰結束八路軍、新四軍數量加起來只有國軍五分之一左右，從單位貢獻值上，敵后戰場更是遠遠高于正面戰場。

所以，1944年是個正面戰爭和敵后戰場軍事意義此消彼長的一個劇烈分界點，這也是1944年9月中國共產黨代表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改組國民黨的一黨政府，建立聯合政府主張的由來。隨著中共抗日武裝地位的驟然上升，共產黨開始謀求從一個參政黨向執政黨轉變了。

三、國民政府的戰爭動員模式和抗戰路線，注定國軍只可以低效的犧牲和動員機制消耗住日軍，但是指望它領導人民獲得抗戰勝利是幾乎不可能的

國民黨為什么表現如此不堪呢？筆者認為首要原因是國民政府在抗戰中的急劇腐化。這些年很多人歌頌蔣介石多么仁慈民主，但是絲毫不能改變他的本質是一個獨裁者的事實，他夢寐以求想讓國民黨或他的小集團做到權力、軍事、經濟資源三位一體壟斷，但是抗戰前他無法做到，戰時體制下的集權反倒為國民黨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所以，抗戰后國民政府一面是殊死抵抗，另一方面也在加緊推行經濟管制政策，壓制民間工商業力量，控制全國最優質經濟資源，建立起龐大的官營經濟體系、大致而言，國民政府建立初期，工業中國有經濟比重為12%，到1944年上升到70%左右，資源委員會主導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國資體系。另外，為了支援戰爭，政府大肆增加天賦和商業流通領域征稅，以及發行公債。

這樣國民政府的權力急劇膨脹，手中掌握的資源也急劇膨脹，由此帶來中上層官僚階層的迅速腐敗，達官貴人非但沒有因為抗戰降低生活水平，反而發了戰爭財，所謂“前方吃緊，后方緊吃”。這種治理方式，搞得國統區經濟活力大大受損，加上通貨膨脹，到抗戰末期已經是民生凋敝、怨聲載道，經濟資源面臨枯竭。

另外，國民黨各戰區多數軍隊與當地政府和百姓關系都很差，汲取本地資源做支持的能力極差。比如湯恩伯統轄下的河南，民謠有“水旱蝗湯”是中原四大害之說，湯部先是掘黃河花園口大堤，淹死百姓89萬人，繼而1942年大饑荒任憑老百姓餓殍遍地，也不開倉濟民。所以，1944年湯部被日軍襲擊潰敗時，非但沒有老百姓同情，反而 “豫西民眾到處截擊軍隊”（湯恩伯的《會戰之檢討》）。國軍為了補充兵源，采用最拙劣的抓壯丁行使，根據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長鹿鐘麟給國民政府的報告，抗戰爆發后共征壯丁1100萬人，但是實際到達戰場者不到500萬人，多數路上逃跑或沒有抵達戰場就病故。

實事求是地講，國軍只可以低效的犧牲和動員機制消耗住日軍，但是它奉行的是一種傷害整個社會長期抵抗能力的戰爭動員模式，指望它領導人民獲得抗戰勝利是幾乎不可能的。抗戰末期，國民政府的財力、兵力動員已經達到極限，仍舊不能在戰場上有轉折，反而仍被山窮水盡的日本人占盡便宜——正面戰場進行的是一場很悲壯、很英雄，但是看不到勝利的希望的戰爭，盡管國軍曾經打過幾個漂亮戰役。

四、敵后戰場在戰爭早期是輔助角色，但是越到后來越關鍵，中共逐漸形成當時亞洲社會最出色的戰爭動員能力和戰略管理能力，可以讓社會發揮超潛能，只有中共抗戰路線才能最終打敗日本侵略者

1937年八路軍僅有4.5萬人，新四軍僅有1.03萬人，這時候單從人數上講，中共抗戰武裝尚不及國民黨的一個地方軍閥（像川軍劉湘部有10萬多，桂系有30多萬），只能配合正面戰場做一些牽制作用。不過到1940年，八路軍數量已經超過40萬、新四軍超過10萬，這一年中共抗日武裝斃傷日軍6.4萬人，偽軍2.3萬人，已經具備對日軍發動較大規模游擊戰的能力了。

共產黨能夠發展壯大，根本上在于，它實行了一個與國民黨截然不同的抗戰路線和社會治理動員模式：

國民黨大規模征收田賦來增加財政，共產黨減租減息，讓農民休養生息，這改善了農村生產關系，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國民黨實現國有化、統制經濟，共產黨減輕工商業稅收，鼓勵民營工商業發展，像陜甘寧根據地商戶數量增加了三倍多，筆者去年曾經考察陜甘寧、晉綏等根據地遺址，資料都顯示抗戰中根據地經濟非但沒有凋敝，反而發展了很多；

國民黨搞一黨專制，共產黨在根據地廣泛建立抗日民主政權；

國民黨害怕發動民間力量抗戰，共產黨則認為兵民是勝利之本，依靠群眾動員組織，青壯年勞動力自發參軍抗日。

所以，共產黨雖然力量弱小，但是它的民主抗戰路線、信任人民的抗戰路線是最大限度可以進行社會動員，并且不斷增加自身抵抗力量和資源支撐的一種模式，注定了它可以支撐持久戰，并且越打越威武。

中共在抗戰初的雖然軍人不多，都是經歷了反圍剿、長征、東征、西征等戰斗，千錘百煉后剩下的，具有豐富斗爭經驗和堅定斗志的領導型人才，此外共產黨還吸納了近十萬青年知識分子，其中不乏名校學生，這些人也都是當時社會上最優秀的人才，使得共產黨起初雖然人少，但是能力都特別強。

像八路軍一一五師進入山東的時候不過7000余人，但是幾十個人就可以統合領導一個縣的抗日武裝，1000人就可以對一個專區行署范圍內的民眾進行總動員，開辟出一片根據地，到抗戰結束后一一五師東進部隊已經成功孵化出有27萬正規軍和50萬民兵的超大規模軍事集團了。

因此，放在整個東亞來看，中共是當之無愧最具有組織動員能力的一個政治集團，不僅秒殺國民黨、各色偽政權，也比日本的動員組織能力強，只要給于時間，一定會積蓄出驚人的爆發力量。就像微軟、蘋果、騰訊、比亞迪這種具有極先進商業能力的企業，一旦渡過初創艱難期，一定會出現市場規模的暴增。

五、中共抗日武裝軍事能力在1943年后指數級增長，逐漸開始具有大規模作戰和奪取城市的能力，此后的三年內戰和朝鮮戰爭進一步體現了共產黨組織模式和軍隊的驚人潛力

盡管1941年至1942年的掃蕩和治安強化運動給八路軍、新四軍帶來很大損失，但是他們的戰力在1943年迅速就恢復起來了，并開始蠶食日軍占領土地了。以筆者家鄉山東為例，1943年初，一一五師教導二旅成功攻克郯城縣城，這標志著八路軍不再是小規模游擊，而是開始有進攻奪取縣一級城市的能力，這次閱兵“郯城戰斗模范連”旗幟能夠登上閱兵戰旗方隊，就是在于它的軍事劃時代意義。

1944年山東敵后戰場進一步反攻，到年底根據地面積已經增加到7萬平方公里左右，控制人口近1500萬，以及占領了30多座縣城，到日軍投降，山東根據地面積達到12.5萬平方公里，控制了80多座縣城，人口2800多萬，也就是說控制了山東80%的土地、80%的人口和80%的縣城，共產黨抗日武裝在人數上已經遠遠超過日軍和偽軍了，可以進行大規模正面戰爭了。

晉察冀、晉冀魯豫和晉綏在1944年之后也都進行了反攻。比如1944年，晉察冀的八路軍共斃傷日偽軍3.8萬余人，俘日偽軍3.5萬人，收復縣城11座，解放人口500余萬，收復國土6萬余平方公里；1945年上半年，又收復縣城15座，解放人口500多萬，擴大解放區面積13.5萬余平方公里，并且開始具有進攻張家口、石家莊這種大城市的能力。

（山東根據地的快速擴展，上圖為1942年面積，只占少部分區域，不過到1945年已經基本控制山東全境）

中共抗日武裝的戰損率也在迅速下降。根據八路軍與日偽軍作戰統計，抗戰第二年頭（1938年6月至1939年5月），八路軍以傷亡4.6萬人為代價，斃傷日偽軍4.6萬（其中日軍3.1萬、偽軍1.5萬），不過到了抗戰的第八個年頭，以死傷3.65萬人為代價，斃傷日偽軍11.4萬（其中日軍4.78萬，偽軍6.65萬），即便是只考慮日軍的死傷數，也在八路軍之上。而整個抗戰期間國軍死亡人數也應該是日軍的3-4倍，二戰末期，在東方戰場上對日軍的殺傷力排名，八路軍應該是已經僅次于美軍了，當然這跟仍舊是小規模襲擊戰為主有關。

不過我們通過解放軍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以及抗美援朝中的戰斗力提升表現也可以看出，中共正在逐漸形成大規模作戰和奪取城市的能力，我們設想1945年沒有原子彈、沒有蘇聯紅軍進攻關東軍，中共抗日武裝也可以在未來三年增長到至少200萬，用5—10年也可以將日軍完全驅逐出華北、華中，最后逐漸蠶食到關外，重新點燃東北的抗日力量。

六、幾點討論

綜上論述，我們可以這樣分析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

1.正面戰場在1937年至1944年是主力戰場，越是時間靠前，正面戰場的重要性越大，中國能夠挺過孤立無援的最艱難階段，依賴國軍的浴血奮戰，1937年、1938年、1940年三個年份尤其慘烈，分別傷亡34.9萬、73.5萬和67.3萬人，如果沒有這些犧牲，中國戰線就要崩潰，中國就要亡國。

2.但是隨著中共力量的積蓄以及正面戰場的不斷潰敗，到1943年之后，敵后戰場的地位驟然上升，成為主戰場是必然趨勢，只不過1945年日軍的驟然投降，沒有讓中共的軍事潛力在抗日戰爭中充分顯露出來。

3.總體來說，在中國抗戰大局中，國民黨承擔了犧牲的主體，它付出了巨大多數，但是國民黨的腐敗體制決定了它無法帶領人民取得抗戰的勝利，它只能是一個悲壯的“戰爭耗材”，共產黨則發揮了經濟學上的邊際變量效應，最終能改變中國抗戰命運的在于共產黨武裝力量的增長程度。

4.共產黨的發展，依賴國民黨提供的財政支持和早中期抗擊了多數日軍，敵后戰場和正面戰場是密不可分的兩方面，都有各自不可或缺的價值。為了肯定正面戰場，而去故意貶低敵后戰場，為了肯定敵后戰場，去故意貶低負面戰場，都是對歷史的極大不尊重。

5. 很多人說共產黨只顧自己發展、不抗日，筆者根據所了解的長輩在山東根據地抗戰的經歷，并不同意這個看法。能夠組織建立根據地，把大多數老百姓爭取到抗日政權下面，這本身就是對敵人的沉重打擊，如果沒有敵后根據地，日本完全可以利用華北豐富的煤鐵資源，把華北建成偽滿洲那樣的“以戰養戰”的重工業基地，那樣中國翻身機會就很渺茫了。敵后武裝也無事不刻在抗日，只不過是避免大規模硬碰，用拔據點、襲崗哨的方式逐漸消解日軍的力量。

6.1946-1949年的內戰其實是抗戰兩種戰爭模式和戰爭能力的延續，國民黨雖然表面上成為抗戰的勝利者，其實它的抗戰模式嚴重損傷了國統區經濟能力和統治合法性，為失敗埋下了伏筆，解放戰爭后期國統區經濟的崩潰和國民軍事土崩瓦解，其實是“抗戰綜合癥”的總爆發，只不過1945年至1946年的大規模美援延遲了這個過程。

總之，如果非要比抗戰中誰的犧牲大、付出多，那肯定是正面戰場，如果非要說哪個戰爭模式最終能讓中國最終取得抗戰勝利，那肯定是共產黨的敵后戰場。中共作為一種全新模式的組織力量（意識形態宣傳、軍事組織和社會治理），到了1943年-1944年就成為亞洲最有前途和戰斗力的政治角色了，國民黨、日本人終將都不是它的對手，它是最終決定中國抗日戰場結果的力量。雖然這只是假設，不過也可以通過后來的國共內戰和朝鮮戰爭的結果得到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