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怒批法院濫用財產保全：從例外變常態(tài)，陷“公器私用”爭議

“法院對于財產保全申請的審核流程正在消失，使得原本作為例外的保障措施正演變?yōu)槌B(tài)化措施，并很可能引發(fā)‘公器私用’的風險。”

這是《財新》在9月5日刊發(fā)的《財產保全被濫用的沖突與風險》中提到的。文章是一位名叫彭龍的上海律師撰寫的。

“訴訟財產保全”制度規(guī)定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三條和一百零四條。

上述文章提到，在現(xiàn)有的保全制度框架下，保全申請能否被批準幾乎完全由法官自由裁量，但對于保全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審查標準、方法和程序，似乎從一開始就存在一些缺失。

隨著“訴訟保全責任保險”的推廣，法院對于保全的審查正在消失，包括對保全是否“合理”和“必要”的審查。訴訟活動中“凡保全，必批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例如，2020年深圳市南山區(qū)法院受理了騰訊訴南明老干媽服務合同糾紛一案，事后證實這是一起“烏龍案”。根據(jù)申請，法院裁定對南明老干媽賬戶中約1624萬元現(xiàn)金進行凍結。

而問題在于，沒有跡象表明這家企業(yè)會讓將來的判決難以執(zhí)行，無論是資信能力還是償債能力，市場上能夠比老干媽更有說服力的企業(yè)并不多見。不少人擔心，如果連這樣的企業(yè)都不能幸免，對于其他的企業(yè)而言更難逃被保全。

這會帶來怎樣的不良后果或危害呢？彭龍律師指出，財產保全措施本應當是一種例外的“保障措施”，如今能夠輕而易舉地成為一種“制裁工具”，對被保全的一方造成影響、麻煩甚至引發(fā)財務危機。

“財產保全常態(tài)化已經突破了《民事訴訟法》原本的框架，使一些市場參與者感到不安，這可能導致經濟活動因此而萎縮。”彭龍呼吁，訴訟財產保全必須恢復其作為訴訟特殊且例外情形的本位，司法必須確保在判決前，任何私有財產不會被輕易查封、扣押或者凍結。

筆者注意到，山西省忻州市偏關縣法院近期審理的一起工程款糾紛案件，也因“財產保全”問題引發(fā)爭議和社會關注。

公眾號“1號時務局”發(fā)文披露，投資上億元的光伏企業(yè)晉林公司，因銀行賬戶被保全凍結，導致其經營癱瘓，正面臨破產危機。

起因是，這家光伏企業(yè)被人告了，追要工程款。對方申請訴訟保全，法院裁定凍結光伏企業(yè)名下銀行上千萬存款或其他等值財產。

晉林公司向法官解釋并提交了相關證據(jù)，如已付工程款的銀行回單等，證明他們并不欠款。法院仍不解除保全。

光伏公司質疑，辦案法官裁定保全前并未作必要性審查，僅以原告提供保險公司保函為由，便直接凍結其公司的5個銀行賬戶，包括晉林公司與其他融資公司開立的共管賬戶，這致使該公司無法按時支付融資本息，面臨著違約破產風險。

這家民營企業(yè)的“生死哀求”，并沒有打動辦案法官。即便是，他們找到有國資背景的擔保公司為其涉訴作保，法官仍不同意解凍銀行賬戶。

我們先拋開“適不適合保全”不談，畢竟該不該保全、都保全凍結了。那么，法律層面有沒有預留相關的解凍規(guī)定呢？有的！

最高法“關于辦理財產保全案件”的司法解釋規(guī)定：財產糾紛案件，被保全人或第三人提供充分有效擔保請求解除保全，人民法院應當裁定準許。

最高法在2011年11月2日發(fā)布的“人民法院服務和保障長三角一體化發(fā)展”典型案例中，還專門選了一個“以保險保函作為反擔保解除財產保全措施案”。

當然，保險公司出具的保函與擔保公司出具的保函，在保障性方面有所不同。保險公司是經國家批準設立、受金融監(jiān)管，其保函更具有保障性無疑。

但極少有保險公司愿為被訴方出具保函。這一方面，《財新》刊發(fā)的上述文章中亦有提到：“盡管沒有任何一條規(guī)定禁止保險公司向被告一方出售訴責險，但是實踐中，幾乎沒有保險公司肯為被告一方提供擔保，僅有少數(shù)私營擔保公司愿意為被保全者提供擔保，但此類保函僅會被極少數(shù)法院所接受，且費率較高。”

如此，更進一步加劇了“保全易、解除難”的狀況。企業(yè)即便被錯誤保全，“搶救性”解除很難。

打蛇打七寸。資金賬戶就是絕大多數(shù)企業(yè)的“七寸”。訴訟中，一方企業(yè)極易被另一方企業(yè)拿捏“七寸”，從而被迫妥協(xié)、讓步甚至“繳械投降”，這是司法制度追求的公平公正嗎？